【環時深度】印度消除貧困，到底難在哪里_山東各地 _山東新聞_新聞

原標題：【環時深度】印度消除貧困，到底難在哪里

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記者苑基榮潘曉彤】編者的話： “同為人口大國，為什么中國能實現脫貧，而印度卻做不到？”這幾年，印度媒體從不回避向中國借鑒扶貧經驗的話題。印度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之一，但貧困人口過多依然考驗著這個南亞大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客觀地說，印度政府出臺過一些消除貧困的舉措，也有一些成效，但從各種國際數據看，印度仍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特別是極端貧困人口不降反增。《環球時報》“社會熱點問題系列觀察”欄目組的調查顯示，造成印度“脫貧攻堅難”的原因很多，也非常復雜。對于印度能否成功借鑒中國經驗，也因印度“面臨諸多不確定性”而難下定論。

“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

從國際機構的統計看，貧困依然是印度發展面對的重大挑戰。全球知名數據統計庫Statista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印度生活在極端貧困線下的男性約3800萬，女性約為4500萬，合計約8300萬。2022年世界銀行重新修正標準，按照2017年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新的極端貧困線由每天生活費1.90美元上調至2.15美元。按照原標準，印度極端貧困發生率為10.4%，而按最新標準為13.6%，極端貧困人口不降反增。

印度政府在消除貧困的問題上出臺過一些舉措，如“農村青年就業計劃”“總理/國家技能發展計劃”“總理/國家貧困福利計劃”“國家健康保障計劃”等。印度德里大學的一位客座教授近日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政府這些年減貧力度很大，成效僅次于中國”。他還表示，印度原計劃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相關減貧目標，但受疫情等因素影響，這一目標可能會有延遲。

從《印度時報》引用的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線發布的《2022年全球多維貧困指數》數據看，德里大學客座教授的話有一定的道理。印度從2005年開始的15年里累計脫貧人數達4.15億，貧困率從2005-2006財年的55.1%降至2019-2021年的16.4%。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為這是“巨大成就和歷史性變遷”，但同時也強調印度依然面臨艱巨挑戰，2020年仍是“世界上貧困人口最多的國家”，貧困人口總數達2.28億。更糟糕的是，2020年生活在貧困中的印度人增加了5600萬，而當年全球有7000萬人陷入貧困，這意味著，受疫情影響，全球每10個陷入貧困的人中就有8個在印度。此外，有專注于數據研究并監督政府提高治理透明度和問責制的印度民間組織認為，由于缺乏本國政府的真實數據，印度貧困人口一直是個謎。

印度《腳踏實地》雜志網站在分析“印度為何如此貧困”時稱，在印度2.28億貧困人口中，90%的人都生活在農村地區和城市邊緣地帶。“印度地圖”網站的文章認為，高人口增長率是印度貧困的主要原因之一，也造成文盲率高、衛生醫療條件差等現實問題。預計2026年，印度人口將達到15億，但經濟增長速度并不足以滿足這些新增人口每年至少2000萬個工作崗位的就業需求。

“中國能脫貧，為何印度做不到？”

《腳踏實地》網站分析認為，導致印度貧困人口過多的原因有很多，如落后的農業、日益增長的人口、貧富差距拉大及社會腐敗等，而高貧困率又帶來識字率低、童工現象、失業率高和社會動蕩等。此外，物價上漲、氣候變化、基礎設施不足、社會歧視與缺少技能等都是造成印度貧困的重要因素。

確實，在消除貧困難的問題上，印度媒體和學者不乏中肯和全面的分析。一些了解本國政治經濟結構與社會習俗的印度朋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就像很難讓印度的貧民窟消失一樣，我們很難消除貧困現象。”一位來自比哈爾邦貧困農村的尼赫魯大學博士生認為，印度地方政府有輕視農民和歧視貧民的傾向，再加上政策偏差、執行效率低與腐敗，很大部分底層民眾沒有被納入全民福利范疇，因此造成貧困現象的普遍存在。此外，受種姓制度和宗教等因素影響，印度底層民眾上升渠道依然受限。記者近年來在中央邦等地農村采訪時，見到一些沒有土地的“賤民”住在窩棚中，只能靠打一些零工維持生計。當地負責公共福利與農村發展的官員說，“這些人很難享受到國家福利”。

“隨著經濟恢復正增長，印度必須思考為何不能像中國那樣消除貧困。”“中國是如何減貧的，它為印度提供了哪些經驗？”印度《印刷報》等多家媒體過去兩年多次對中印兩國的脫貧工作進行對比報道，并作出反思。《印度快報》去年10月刊文稱，中國在人口規模上與印度差不多，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規模解決了貧困問題，因此，了解中國的扶貧政策可以為印度的決策者提供參考。文章援引世界銀行的相關報告說，中國在過去40年里讓約8億人擺脫貧困，原因是：在基礎廣泛的經濟轉型支持下，中國為貧困人口提供新的產業機會，并不斷提高他們的平均收入水平；由政府投資的基礎設施改善了中國農村地區的生產生活條件，實現了農村、城市和出口市場的互聯互通；中國對貧困人口實施精準扶貧。文章認為，這些改革是循序漸進的，對印度具有一定借鑒意義。

相比之下，印度在很多方面存在短板，如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新德里郊區的吉瑪斯普特村，《環球時報》記者看到破敗的道路，很多房屋都是臨時搭建的，垃圾堆成山。村民琳娜的家鄰土丘而建，面積不超過20平方米，屋內的床是土壘的。因家里沒有土地，全家收入只能靠丈夫打零工，日子過得饑一頓飽一頓。

土地改革和產業轉型不到位

在瑞典經濟學家繆爾達爾1968年出版的《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一書中，描述了20世紀60年代印度在推進工業化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如果政府不進行土改，印度從根本上提高農業產出的計劃將遭遇挫折；如果有魄力實行土改，又要面臨短期內出現的糧食短缺。

美國《財富》雜志印度版網站近日刊文，探討“為什么中國消除了絕對貧困，但印度卻沒有”的話題。文章認為，中國成功實現經濟高速增長和貧困人口脫貧的經驗包括：政府扶貧的戰略和政策、基礎廣泛的經濟改革、農村的土地公平分配、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漸進式推進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做法等，而這些都恰恰是印度沒有做到的。文章認為，印度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嘗試過土地改革，但成果有限。大約10年前的一項調查顯示，約55%的印度農業人口沒有土地。印度雖然借鑒了中國發展工業區和經濟特區的理念，但相關舉措沒有對就業、制造業和貿易產生重大影響。此外，在印度，“裙帶資本主義”也影響到市場正常競爭。

在印度輿論看來，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土地改革，讓3億無地或少地的農民擁有了土地。印度學者古拉蒂在其《龍象：中印農業和農村改革的經驗教訓》一文中提到，中國土地改革確保了無地農民的消失。他認為，印度也有土改，但并不徹底。古拉蒂還在和印度國際經濟關系研究委員會顧問朱內賈合寫的《向中國學習》一文中回顧了中國農村改革的歷史，稱“中國在1978年后開始逐步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此后數年農民年均收入增長14%，為工業等其他領域發展擴大了市場、增強了動力”。在他們看來，城市化和工業化可以保證農業改革成果，將農業人口轉移出來成為產業工人，進而反哺農業。而印度經濟增長依靠服務業，90%的工廠招聘的是低薪、非正規人員，無法提供全職工作和社會安全保障，導致大規模的農業人口無法轉移出來，有一部分成為貧困人口。

生活在新德里等大城市的貧民境況也很差，很多人把家安在立交橋底下。讓《環球時報》記者印象最深的是在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市，到了夜里，能看到一排排睡在大街上的人和睡在三輪車里的車夫。

談到這些現象，尼赫魯大學教授拉爾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從經濟角度看，印度國內生產總值中，農業產值約為16%，但從業人口達到全國的65%至70%。由于缺少大規模工業化，以及服務業多集中于金融、制藥和IT等高端領域，導致印度人口無法在三產間實現轉換，尤其是大規模農村人口無法轉化為產業工人，造成農村和城市出現大批流民和貧困人口。在經濟制度上，印度獨立之初的設計是國有企業占主導地位、私有企業作為補充，以此消除貧困問題。但實踐中，這一設計目標走了樣，部分國有企業存在腐敗問題，效率低下，吸納的就業人口有限，而大財團迅速崛起后壟斷了國民經濟的各個領域，導致印度存在巨大的貧富差距現象。

短期性、臨時性政策不利于長遠發展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劉小雪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造成印度貧困的最主要原因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此外，印度推出很多政策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選票，導致實際產生的效果和影響并不如預期，例如對糧食的補貼制度、對農村電力的補貼制度等落實不到位，讓很多貧困人口沒有享受到這些福利。

劉小雪說，印度存在大量農業人口，而城鎮化率低使得這部分人無法從土地中被釋放出來。她告訴記者：“我們在印度調研時發現，很多農村人口就像候鳥一樣，尤其在離大城市較近的地方‘候鳥’現象更頻繁。如首都新德里很多出租車司機都來自鄰近的拉賈斯坦邦，農閑時他們到城里打工，農忙季就繼續回家種地。”與之相對應的是印度的工業，政府的很多政策也是周期性甚至臨時性的，這限制了農業的轉型升級，導致農業增長緩慢。而對于政要來說，農村地區又是豐厚的票倉，為贏得選民支持，政府的財政并非按照經濟增長的效率來分配，而是不得不向農村傾斜，或是在臨近選舉期時才推出一系列加大針對農村的扶持政策。這種短期的關注不但不利于長遠發展，還造成了一些資源的浪費。

“減貧脫貧是一場攻堅戰，需要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后才能實現。”劉小雪認為，印度人口數量龐大，正處在農業化邁向工業化的進程當中，城市化和工業化水平仍較低，照抄中國的脫貧經驗不現實。她表示：“我國的脫貧經驗為印度的脫貧工作提供了一個奮斗方向，就是將發展放在首要位置。把蛋糕做大是關鍵，蛋糕大了再考慮如何分配。”

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雖實行英國式的議會民主制，但保留了大量家族政治和利益集團，這使得中央政府缺乏必要的執行力，無法將減貧作為國家最核心的任務來推行。”這意味著，印度在消除貧困問題上阻礙重重，且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難以解決。林民旺認為，除了將經濟蛋糕做大、增加社會財富外，在分配時還要照顧到社會的弱勢和貧困群體。近年來，印度經濟發展，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但這些財富并未分配到最貧困的階層，農民和最底層民眾享受不到社會積累的財富。因此，印度的絕對貧困問題依舊未能改善。

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狄伯杰曾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表示，中國的脫貧成就為世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給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帶來希望。

林民旺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印度很關注中國的扶貧經驗，但也應考慮兩國在基本國情、歷史文化、國家體制、分配制度等多個方面存在的差異。此外，當下的經濟社會背景已發生變化，印度雖然正在大力推進經濟開放、發展制造業，但國際發展的黃金機遇期已經過去，印度未來的發展面臨著諸多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