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濟南緣何成為山東省會？

來源：大眾日報

原標題：濟南緣何成為山東省會？

來源：大眾日報

□ 本報記者 盧昱

濟南是山東省會，我們今天看來理所應當。其實，濟南并不是山東省會的首選之地。回顧歷史，在明洪武九年（1376年），山東承宣布政使司治所才由青州城移至濟南城，濟南成為山東的行政中心，不過六百多年時間。

濟南為什么取代青州城？回答這一問題，不僅關乎山東本省的治理變化，從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山東在全國版圖中地位與作為的改變。

青州城作為山東行政中心，可謂搶占了先機。早在漢朝，中央政府把全國劃出13個州，青州即為其一。當時，青州所轄疆域很大，西至齊州，南至沂州，東面和北面至大海，基本覆蓋了現在山東省的大部分區域。不難看出，既然這一廣大區域以青州為名，那青州城當然先入為主地成了行政中心，類似今天大行政區、大軍區、省委、市委所在地，當之無愧是全域的政治、文化、經濟戰略中心。

青州城有這樣的天選地位，繞不開自身的戰略價值：這里“右有山河之固，左有負海之饒。雄跨陸海，沃野千里，交通便捷，物產豐饒”，在冷兵器時代是一個易守難攻的戰略要地；同時區位優勢非常明顯，正好位于山東東西向的中心位置，在東西長條形的山東，以青州為中心，最利于兼顧全省治理。

山東地區分齊文化與魯文化兩大區域，工商業發達的齊地，一直是中國農耕文明的一個異數。自秦代中央集權建立后，歷朝歷代一直推行“易青齊為鄒魯”的基本國策，修剪齊地的非正統性。為了更好地達到這一目的，省會就有必要盡可能位置東設。看看地圖，我們不難發現，青州城是能兼顧山東西部的最東點。

青州被濟南取代，很明顯是放棄了東西向的中心位置。因為隨著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在國家大勢觀照，要求山東的治理重點從東西轉向南北。

歷史的諸多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省會的接力棒，是經過數百年發展才完成的。1279年，元朝統一全國以后，疆域面積空前龐大。鑒于山東的重要性，元朝把山東劃入了中書行省管理。在元朝統治的末期，面對江淮地區的紅巾軍，元朝迅速組建山東行省，省會便設在青州府。對元朝來說，組建山東行省確實起到了阻擋江淮紅巾軍的作用。不過，此時以江南為根據地的朱元璋，先后平定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陳友定等割據勢力，基本上統一了南方各地。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在大舉北伐的過程中，采取了先進攻山東、后進攻中原的戰略。明朝名將徐達攻占了山東各地，起初由于戰事不斷，山東的省會繼續留在青州府。對于這個位置，明朝高層并不滿意。隨著戰爭局勢的變化，元朝勢力敗退北方草原，已無法撼動明朝的統治。明朝與北元政權作戰的同時，也啟動休養生息的策略。

明朝開始重新考慮山東的省會問題，明朝高層認為一個省會的遷移，需要綜合考慮地理、經濟、軍事、河道等各方面的因素，不能輕易遷移。

與青州府相比，濟南府擁有哪些優勢？從地理位置上看，濟南北臨黃河，南面泰山，易守難攻，在古代屬于絕佳的地理位置。濟南城市地形高低得宜，“依山傍水，環湖抱泉”，憑借地形和位置優勢，一方面躲過了黃河、濟水改道給下游地區帶來的持續河患，使得濟南在海岱地區數十座城市中脫穎而出，城址自始至終沒有發生變化。另一方面，眾泉匯集成湖，形成城內巨大的水調節系統，旱時可吸水、蓄水，澇時則釋放存水，在適應環境變化和應對自然災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彈性，切實增強了城市的生存能力。當時，濟南城有著數千年的經營，水陸四通，舟車輻輳，簪纓相望，工賈畢集。

從濟南府的地理位置和山東的管理范圍來說，省會設立在濟南府，有利于溝通南北兩京，并兼顧魯西北和魯西南。尤其是元明清三代都在北京建都，山東南北向交流日益頻繁。在南北交流中擔負重任的大山東，必須溝通南北兩京。這樣，山東治理的首要目標，也從東西轉向了南北，遠離南北軸心的青州也就只能由濟南取而代之。

青州顯赫時，濟南最開始僅僅是濟南郡下濟水邊的歷城小縣，西晉后期才成為州府。濟南地位迅猛上升，最大資本便是元明后發達的內河航運體系，特別是貫通南北的大運河的開通：位于濟水沿岸的濟南可以利用巨野澤——白溝的水道溝通大運河，又能靠小清河將海鹽西運至大運河沿線。

綜合濟南、青州城市發展史的動態歷程看，省會遷移到濟南，更是歷史轉動齒輪的必然結果。北宋時，青州、濟南兩城發展的內外部環境都較為優越，基本上沒有發生過大的戰爭和嚴重的自然災害；金元時期，兩城卻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在外部環境方面，青州城迭遭戰火，金兵對青州城先后發起五次大規模進攻，他們攻進青州城內，并縱火焚燒青州城，整個城市遂遭滅頂之災。趙明誠與李清照夫婦在城內的居所“歸來堂”以及數十屋書籍雜物就在這次戰亂中被焚毀。

濟南城雖也遭遇戰爭挫折，相較之下明顯輕于青州，元氣尚存。從古代濟南城址的整體變遷過程來看，城址的用地規模與行政層級二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隨著城市行政地位的逐漸上升，城址規模不斷擴大。其中，在西晉永嘉年間（307年—311年）、劉宋元嘉九年（432年）、唐元和十五年（820年）以及明洪武四年（1371年），城址規模的增長和行政地位的提升緊密相連。

在城市腹地發展水平上看，到了金、元時代，濟南城市腹地的戶口數量和經濟發展程度已完全超越青州城的腹地。有三組數據，可謂力證——

第一組是宋代時，濟南城所在的齊州有市鎮46處，鄆州市鎮數量為25處，青州則有8處。要知道市鎮的大量產生是宋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產物，反過來，作為鄉村地區的商業經濟中心，市鎮的產生又會助力當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市鎮的功能不僅僅是鄉村地區的商業經濟中心，往往還是一個小區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風俗的焦點。

第二組是金泰和七年（1207年）時，濟南府境內戶數的領先優勢已初步顯露，該年度濟南府戶數為30余萬，而青州城所在的益都府僅11萬余，兩區域的戶數密度比拉大到接近3：1。

第三組是元代天歷年間，1328年左右，濟南的商稅額在整個山東行政區域已是最高。就山東半島地區而言，更是遙遙領先，這說明濟南的商品經濟在元代便處于領跑地位。

這意味著山東經濟核心區由半島中部向半島西部轉移的完成。這與濟南城市腹地良好的地理區位、更為便捷的水陸交通條件以及相對輕的戰爭沖擊等多方面因素息息相關。由此可知，1376年，山東省會由青州遷移到濟南，不僅是行政中心與經濟中心的合二為一，更是對濟南經濟中心城市的一種政治確認。當然，到這時候，青州地位依舊顯赫，分管山東東部的登、萊、青、膠四個州。

到了清朝，統治者進一步完善各地的區劃，出現了18個省的格局。此時，山東省的省會依然定在濟南府。截至青島崛起之前，濟南一直是山東省的核心城市。進入近現代以后，隨著青島的迅速崛起，山東進入了濟青攜手共創“雙子星城市”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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