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公元前105年,當西漢文弱的細君公主告別長安,為和親遠嫁烏孫(今新疆伊犁河流域一帶)時,她對漢武帝說“天下果得太平,兒雖死無恨”。歷史車輪滾滾向前,兩千多年后,新疆的穩(wěn)定和發(fā)展,再次與一群女性結下不解之緣。

上世紀50年代初,在新中國剛剛誕生、百廢待舉、百業(yè)待興的時刻,十萬戰(zhàn)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屯田,為國家屯墾邊疆。部隊要屯墾戍邊,長期安家,必須解決婚姻問題。中央作出決定,允許新疆軍區(qū)從內地招收未婚女青年參軍,支援新疆建設。

以參軍或者支邊名義招收的進疆女兵有五六萬人,這其中,山東有2萬多名,占三分之一強。山東女兵在茫茫的戈壁荒原上開荒造田、修渠引水,建成了美麗的家園。她們帶來了山東老解放區(qū)的紅色基因,帶來了齊魯禮儀之邦重義重教的儒雅和風骨；在她們之中,誕生了第一代醫(yī)生、教師、拖拉機手；她們不僅成為屯墾戍邊的重要力量,也成了光榮的當之無愧的第一代“軍墾母親”。

在美麗的7月,記者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二師,探尋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追尋山東女兵獻身邊疆的精神及其悲歡離合的故事。

1952年春天的一個午后,當薛德芬撥開人群,看到一張貼在山東省萊陽縣街頭的招兵啟示時,高興地跳了起來。那時,她22歲,在萊陽縣萬里原河馬崖村做婦女工作,常甩著齊耳的學生頭在村里忙前忙后。

幾乎同時,與薛德芬家只有一河之隔的宮翠英,也從當村長的父親那里得知了“建設邊疆,保衛(wèi)邊疆”的招兵告示。“我要出去看看去!”16歲的宮翠英晚飯時告訴家人。母親放下碗筷,轉身哭了起來；父親低頭思忖半晌說:“個人的路個人自己去闖!”

那年農歷六月初六,薛德芬、宮翠英加入了進疆隊伍,成為兩萬多山東進疆女兵中的一員,與茫茫的戈壁荒原展開了一段跨越世紀的不解之緣。

“電影里說,新疆的葡萄比雞蛋都大”

薛德芬很快發(fā)現,在戈壁灘上,水是更加珍貴的東西。因為極度缺水,人人嘴上都起了泡,最后大家哭不得、笑不得、吃不得,一張嘴,唇上就裂開一道道血口子。“最長的一次,我有將近兩天沒吃沒喝。”

薛德芬老人至今難忘65年前看過的一部電影《新疆鳥瞰》。確切地說,那是一部稍短的紀錄片,在新疆軍區(qū)招聘團到萊陽縣動員過程中反復播放。里面的新疆如詩如畫,令人神往。“我記得最清楚的是,電影里說,新疆有很多土地,那里的葡萄長得比雞蛋都大,哈密瓜的水滴下來黏手。”

這對薛德芬是極大的誘惑。薛德芬一家十幾口人,只有五六畝地,每年種些麥子、谷子、高粱、紅薯。家里壯勞力才能吃上白面,女人只能吃紅薯,“經常吃得胃泛酸水,干著活兒就想吐。”家中弟妹眾多,作為老大的薛德芬經常要下地干活兒,沒時間學習文化知識。聽說參軍進疆后,能進學校學習,或進工廠當工人,或到農場開拖拉機,或進部隊文工團……

動員感召之下,紅旗下長大的熱血青年莫不群情高漲。有老人回憶:她們當中,有的瞞著父母家人,身高不夠的就把鞋跟墊高了,體重不夠就在口袋里裝石頭、秤砣,年齡不夠的謊報年齡……一批批山東姑娘高唱著《共青團之歌》,義無反顧地報名參軍,投入到新疆,投入到了鞏固邊疆、建設邊疆的時代大潮中。

“當時我覺得,在家里當老百姓沒有啥出息,我要出去闖蕩、去看看。”來自山東昌樂、今年84歲的邢桂英老人回憶。

據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52年就有8000名山東女兵進疆。50年代,總共有超過2萬名山東女兵從齊魯大地來到天山南北。一輛又一輛滿載著山東女兵的汽車,過玉門、出陽關,使得已經沉寂了幾個世紀的絲綢古道上又迎來了滾滾煙塵。

宮翠英老人難忘在家鄉(xiāng)的最后一頓飯。農歷六月初六那天,女兵們趕到萊西縣吃中午飯,“一桌12個人,一人發(fā)三大碗面條,配著白菜。我們在家里,哪里吃過白面,撐死了每個人也就吃了一大碗面條。”

山東女兵們先坐火車到西安,再坐汽車,一路向西入疆。

最初,通往新疆的旅途充滿歌聲和歡笑。大家都是年齡差不多的女孩子,登上火車后,打打鬧鬧,車廂里反復播放著“年輕的人,火熱的心,跟隨著毛澤東前進”等革命歌曲。宮翠英和薛德芬坐在一個車廂里,分成了兩組,開始對歌。“這邊唱完了,那邊唱。唱累了就聊天,說那里的瓜果有多好吃。”

薛德芬記得,從西安換乘汽車后,大卡車上架了篷布,一車坐四五十人。為防止沿途殘匪的偷襲,不讓大家唱歌喧嘩了。姑娘們坐在行李上,相互靠著,餓了就拿出發(fā)的鍋盔啃一啃。

在西安時,薛德芬長了個心眼兒,把父親給她的十元錢全買成了肉饃饃,隨身背著。但她很快發(fā)現,在戈壁灘上,水是更加珍貴的東西。因為極度缺水,人人嘴上都起了泡,最后大家哭不得、笑不得、吃不得,一張嘴,唇上就裂開一道道血口子。“最長的一次,我有將近兩天沒吃沒喝。”

一路西行,越來越荒涼,姑娘們的議論也越來越多。有個年紀大一點的山東姑娘說:大戈壁這么大、這么遠,也不知道把我們拉到哪里去。薛德芬在家鄉(xiāng)做慣婦女工作,站出來安慰大家:“當兵了、工作了,就得好好干。干得好,組織上就能批假,就可以回家看爹娘了。組織上不會騙我們。”在她的勸說下,大家平復了情緒。

兩個多月后,薛德芬和宮翠英抵達迪化(今烏魯木齊市)。在部隊召開的動員會上,一位領導告訴大家:在新疆要安下心、扎下根,在這安家落戶。

然而,迪化并非她們最后的歸程。略作休整,山東女兵們又被四散分到廣袤的新疆土地上,進疆之路比想象的更加漫長、艱難。薛德芬記得,農歷八月十五那天,她們抵達城化(今阿勒泰),所有的中隊重新編隊,她被分配到騎7師21團醫(yī)院工作,駐扎富蘊縣。宮翠英由于從小能歌善舞,被分配當上了文藝兵,每天的任務就是排練節(jié)目,逢年過節(jié)到基層連隊慰問演出。

記者眼前,破舊的毛巾、模糊的姓名牌,這一件件滿載歷史的老物件,都在訴說著那一段跨越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7月13日下午,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十二師二二二團的光明小區(qū),82歲的宮翠英老人從衣柜里翻出了一件珍藏六十多年的軍大衣,穿上后來了一段新疆舞蹈。

“平時我都舍不得拿出來,今天‘娘家人’來了,我心里高興,一定要穿一下看看。”宮翠英老人眼泛淚光,“好像又回到當年第一次穿軍裝的時候了,那時我還只是個小丫頭呢,成了一名真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戰(zhàn)士,心里特別高興。”

“山東女兵,干十分,說三分!”

戈壁灘上沒有一間像樣的房子。剛來到這里,大家就地挖“地窩子”,往地上挖一挖,大粗布往頂上一篷,當晚就住進去了,一住就是好多年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獨一無二的兵團。數十萬職工按照“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和新疆布防的需要,挺進和屯駐在新疆兩大沙漠的邊緣地帶,用坎土鏝或人拉犁等近乎原始的勞動工具,在最不適宜人類生存的亙古荒漠上,興修水利、植樹造林、治沙治堿,開辟新綠洲。

在那個物質條件并不豐富的年代,雖然大家對新疆的情況有心理準備,但是現實情況比她們想象的更加艱苦。對女兵們來說,西征壯舉,遇到的是豐滿理想和骨感現實的巨大反差。

戈壁灘上沒有一間像樣的房子。剛來到這里,大家就地挖“地窩子”,往地上挖一挖,大粗布往頂上一篷,當晚就住進去了,一住就是好多年。地窩子是新疆屯墾史上的特殊產物。在兵團屯墾戍邊的史冊里,是不可或缺的產物,它見證了一對對屯墾戍邊夫婦洞房花燭、喜添新丁的幸福。

“床鋪在左邊,鍋就在右邊緊挨著,干什么都是在地窩子里解決。”兵團十二師退休工人邢桂英老人說,她曾在五師十五團三營勞動了19年。

吃水是個大難題。邢桂英說,剛來的時候,吃的水是在地上挖個坑,從渠道里放下來的水流到坑里。“水里面啥都有,羊糞蛋、牛糞蛋、驢糞蛋沖下來,在坑里頭漂著,我們就把糞蛋撈出來,把水燒開了喝。”

在兵團十二師二二二團文幸小區(qū),薛德芬老人回憶起入疆時遭遇的大蚊子,用雙手抱住了胳膊。“蚊子太多了,又大,地窩子的墻上都是蚊子,墻都是黑的。我們被咬得皮膚潰爛,干活兒時,大家把蚊帳紗做成帽子戴在頭上,戴著厚厚的手套。后來兵團的飛機開始撒農藥,蚊子才慢慢少了。”

那是一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雖然環(huán)境惡劣、條件艱苦,但并沒有影響大家的勞動熱情。當時兵團有個口號,“粗糧吃細糧賣,兵團的姑娘不對外,刮風下雨才是禮拜。”

夏天種地、種棉花、除草,到了冬天就平沙包。小的沙包,人先用筐子挑過去,第二年,平地的面積就多了一點了。兵團十二師退休工人遲中格老人回憶說,最辛苦的是挖排堿溝,深的地方比房子地基還要深,進去之后鞋子就全濕了,白天挖溝,晚上睡在溝邊。

每天似乎都有干不完的農活,一年四季都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大家連吃飯都是在田邊解決。很多老人回憶:每天送了飯去,一個班用一個大盆盛著,從地里掰個紅柳樹枝,再不然就從棉花地里找棉花桿子,把樹條子、棉花桿子上的土擼一擼,倒上點開水沖沖,當筷子吃飯了。

邢桂英一天撿棉花多達一兩百公斤。“我是黨員,不能落后,要爭先,干什么我非要跑到前頭。”十二師二二一團退休工人任華成老人回憶:當時撿石鋪渠,她干得又快又好。場長到工地檢查工作,問她一天能撿多少立方石頭。任華成說:能撿七八立方。場長嫌她進度慢,跟指導員提起這事兒,指導員笑著說:她那是謙虛,別看一個女同志,一天能撿十七八立方呢!

有活兒搶著干、干十分說三分,這是實在的山東女兵們最簡單、最單純的想法。場長聽后恍然大悟,說:山東人最能干。山東人樸實能干的形象也因此豎立在了新疆人心目中。

休息的時候,也不能閑著。在遲中格家里,有一臺陪她走過半個多世紀的縫紉機,現在她還能用來作簡單的縫紉。“年輕手腳利索,一個中午頭不睡覺,就能給別人縫出六條褲子來,也不要人家錢。都說山東人實在。”

就這樣,軍墾一代們用近乎白手起家的創(chuàng)業(yè)方式,靠一雙手和最原始簡單的勞動工具,在戈壁荒灘上建新城、辦工廠、發(fā)展社會事業(yè)。當年她們懷揣夢想,從齊魯大地來到茫茫戈壁灘。如今的新疆,戈壁變良田,沙漠變綠洲,而她們已經成了滿頭白發(fā)的老奶奶,跨越半個世紀多,鄉(xiāng)音依舊難改。

65年過去,如今,掛在這些八旬老人們嘴上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沒有給山東人丟臉,來到新疆我們給山東人爭光了。”

“嫁給軍人,是很光榮的事情”

基層連隊組織轉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溫和的方法,繼續(xù)撮合女兵和大齡軍官們的結合。女兵們經常被組織起來上課討論:老同志為啥打仗負傷,老同志為啥沒有文化,老同志為啥沒有結婚

歷史上,新疆自漢代以來就出現了“屯墾戍邊”的治理模式,但各朝屯墾始終無法擺脫“一代而終”的結局,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邊疆,他們的家人往往都在內地,隨著年歲的增長,人心思歸。

征女兵入新疆,大大平衡了男女比例。很多女兵還給家里寫信,動員家人來新疆。根據資料,到1954年,當新疆軍區(qū)生產建設兵團成立的時候,部隊中的女性比例已經增長到約占全體人員的40%,客觀上解決了士兵們的婚姻問題。

戈壁灘上的莊稼、瓜果成熟的時候,一批批女兵也和一批批戰(zhàn)士組成了一個個家庭,這不僅解決了駐疆部隊官兵的婚姻問題,也保障了屯墾戍邊的順利進行,堅定了兵團人扎根邊疆、建設邊疆的決心。

“組織上給我發(fā)了個老公!”一些仍在世的山東女兵回憶起來,半開玩笑地這樣說道。

兵團十二師二二二團退休工人綦珍香老人的老伴兒比她大十幾歲,她至今對這段婚姻難以釋懷。由于當時她年紀相對較大,領導找她談起婚配問題,談了幾次她就同意了。“我周圍有些老鄉(xiāng),組織上給介紹了好幾個男兵都沒同意,后來也沒有怎么樣。”

采訪中,也有老人提及:早上出去勞動的時候,還不知道自己要結婚；中午回來,洗臉盆和衣物就被收拾到男方的屋子里了。一位老人說,“當時我們都說,自己是被通知參加自己的婚禮呢!”

這種婚配方式很快就被叫停。到上世紀50年代末,軍墾官兵就必須每人帶糧票和布票,放兩個月假,回內地老家找老婆,找不到的算沒完成任務。

“我跟老伴兒是自由戀愛的!”在采訪中,一些年過八旬的山東女兵都這樣說。文化水平較高的女兵還記得,1950年,新中國第一部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剛剛公布施行。“自由戀愛,自由婚配的觀念剛開始普及,組織上后來更傾向于創(chuàng)造男兵女兵相互了解溝通的機會,而不再是簡單的拉郎配。”

基層連隊組織轉而采取了很多巧妙、溫和的方法,繼續(xù)撮合女兵和大齡軍官們的結合。女兵們經常被組織起來上課討論:老同志為啥打仗負傷,老同志為啥沒有文化,老同志為啥沒有結婚。

“現在回想起來,我跟老伴兒唐永貴算是一見鐘情吧,只不過那時年紀小,還說不清。”宮翠英老人說。

在宮翠英老人的自述回憶中,這樣寫道:到迪化時,一批男兵來接我們,其中一人就是后來成為我丈夫的唐永貴。當時我們就認識了,但我年紀太小,還不懂得愛情。后來,唐永貴和我通信,開始只講彼此的工作情況,慢慢發(fā)展為寫情書,通過寫信的方式確定了戀愛關系。1955年,經過三年戀愛,我們走進了婚姻的殿堂。次年有了愛情的結晶。和我一起參軍的幾個女兵也都通過自由戀愛喜結連理。

“唐永貴在歡迎我們女兵的時候說:小鬼,熱烈歡迎你們到部隊!我當時大聲反駁,報告首長,我們是人,不是鬼!他哈哈大笑,我們一頭霧水。”回憶起青春歲月,宮翠英微微歪頭,嘴角噙著笑意。

“那時候嫁給軍人,是很光榮的事情。”薛德芬老人說。當時軍人的社會地位很高,生活條件也較好。她回憶,轉業(yè)前,當時她每月除了拿工資外,生了孩子有補貼、保姆費,每月除了花銷,還能給家人寄些錢。

薛德芬老人用“相濡以沫”來形容自己和老伴兒劉積祿之間的愛情。她在自述回憶里這樣寫道:在幾年的工作中,我結識了醫(yī)院的指導員劉積祿,他是1949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對醫(yī)務人員工作要求很嚴,對我們的生活也非常關心,誰病了他都親自看望,安排食堂做病號飯；誰家里有困難,他都盡力幫助解決。時間一長,彼此產生了好感。1954年10月1日,我們結婚了,從此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在工作和生活中,我們互相體貼、幫助。一年后,我們有了大女兒。

1960年,工一師按照王震將軍的指示,決定創(chuàng)辦阜北農場(現十二師二二二團),師黨委從各單位抽調精兵強將組成支墾隊,唐永貴、劉積祿都帶頭報名。幾個月后,宮翠英、薛德芬也隨之搬遷,從此在二二二團安家落戶。

“將軍當紅娘,組織當月老,把來自遙遠的渤海之濱的她們許給了新疆、嫁給了兵團。”第九批山東省援疆工作指揮部總指揮、喀什地委副書記楊國強說,山東女兵的到來和扎根,為部隊官兵的穩(wěn)心定神奠定了基礎,同時也為兵團的建立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有了她們,大漠荒原才有了歡樂,有了香火,有了炊煙,有了家庭,有了溫情,有了根基。

托兒所里長大的“第二代”

劉積祿當時是干部,怕影響不好,告訴薛德芬:花那么多錢雇人看孩子,你不如離職在家專門帶孩子。薛德芬很不服氣,“不如你先寫個報告,告訴組織,你要看娃娃,我勞動賺錢養(yǎng)你。”從此以后,劉積祿再也不提這茬兒了

在一場艱苦異常的開荒戰(zhàn)爭中,對新增人丁的渴望遠勝過其他。山東女兵入疆,在戈壁灘上建立了一個個家庭,很快,她們大多有了兩個甚至更多的孩子。

女兵的生活多是勞動或者學習,少有時間在家照看孩子。在勞動競賽如火如荼的年代,女兵母親們仍像未婚女兵一樣工作,不工作就是吃閑飯。宮翠英也是一個無暇顧及孩子的母親。大兒子小時候,很多天都是一個人在地窩子里哭泣度過,哭累了,就趴在搖籃上睡著了。

1953年,新疆軍區(qū)決定完善后勤體系,幫助女兵照顧孩子。士兵們不辭辛勞用土磚蓋起了一些平房作為托兒所。在石河子市軍墾博物館里的一張圖片顯示:一群穿得胖胖的,套著白色肚兜的孩子圍在一臺鋼琴旁邊,跟著一個女老師唱歌,憨態(tài)可掬。

托兒所沒建之前,薛德芬聽說過很多“很慘的故事”。一個復員女兵疏于照看孩子,孩子撲到了爐子上,燒死了。薛德芬決心照顧好自己的孩子,她把一個月收入的大部分拿出來,雇保姆照顧孩子。“三個女兒在進入托兒所之前,都是保姆帶大的。”

劉積祿當時是干部,怕影響不好,告訴薛德芬:花那么多錢雇人看孩子,你不如離職在家專門帶孩子。薛德芬很不服氣,“不如你先寫個報告,告訴組織,你要看娃娃,我勞動賺錢養(yǎng)你。”從此以后,劉積祿再也不提這茬兒了。

薛德芬說,“我有兩只手兩只腳,哪里不能去?什么不能干?我到哪里都能靠勞動養(yǎng)活自己。

托兒所成立后,全托是一個月30元錢,一天四頓飯,孩子們每天的食物包括雞蛋糕、蘋果等,一個禮拜接一次孩子。新疆大生產期間的孩子除少數被送到父輩老家撫養(yǎng),絕大多數都是在托兒所長大。

對很多女兵來說,勞動吃苦不算什么,最對不起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1957年,宮翠英所在的部隊全員復員,之后她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哪兒有工程就往哪兒去,經常在建筑工地一個月都不能回家。

“山東人個性強、不落后。”雖然丈夫是兵團領導,作為一個一歲多孩子的母親,宮翠英完全可以經常回家看孩子,但要強的她從不搞特殊。大兒子1958年出生,不到兩歲就送到了全托幼兒園。

1959年6月30日下午,是宮翠英一輩子都不會忘記的日子。工程完工后,她終于見到了一個月都沒見到的孩子,但卻看到他正在打針。宮翠英心疼地將正在發(fā)燒的孩子抱回家,第二天一早和丈夫一起,乘坐最早的車到了烏魯木齊市大醫(yī)院。

“醫(yī)生說,你這個娃娃都不行了,腦膜炎,病危了你才往這送。孩子爸爸說,我昨天下午才放假,整個六月都沒放假,孩子媽也是剛回家。”大兒子的腦子燒壞了,明年就六十歲了,但東南西北都分不清,直到現在還需要專人照顧。

說起孩子,堅強了一輩子的宮翠英流下了眼淚,“有什么辦法,當時為了工作,不興請假。”

海風的味道、曬干的咸魚漸成記憶,大漠風沙中的土窩子才是自己可以觸摸和真實生活的新家。山東女兵們把精力投入到教育下一代中,像母親們當年進疆一樣,“第二代”給兵團增加無數驚喜。兵團領導很多次驕傲地說,兵團出中國最好瓜果棉花,還出大學生。

“我從兩位母親身上學習了很多寶貴的東西——面對苦難時的堅韌和抗爭的勇氣,它們一直是幫助我們成長的力量”。薛德芬老人的女婿江慶偉說。江慶偉的母親也是一名山東女兵,兄弟姐妹每每遭遇挫折,就會拿出母親當年相較,鼓勵自己像母親一樣靠自己努力。

歲月流逝,荒原上第一代母親開始老去。相當數量的“第二代”留在新疆,成為新疆各條戰(zhàn)線的中堅力量,從父輩手里接棒進一步建設新疆。

從海邊的萊陽小村到天山下屯墾戍邊,宮翠英和薛德芬攜手走過了65年。“人這一輩子,到死問問自己做了什么?值得嗎?”宮翠英老人撫摸著老照片,喃喃自語。薛德芬老人拉住她的手,“我們到了新疆來,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

這是兩萬多山東女兵一生的真實寫照。她們是齊魯兒女的驕傲,更是新中國屯墾戍邊和魯疆人民友誼的歷史見證。

[責任編輯：楊凡、于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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