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寫給改革開放40周年新起點上的新山東）

文 : 魏濤 | THOMAS

臘月將至，北方飽嘗寒冬的味道。1月10日，國務院將2018新年的第一份批復文件簽給山東，為這個“GDP第三”、“人口第二”、“酒量第一”的經濟大省點燃了冬天里的一把火。

這份編碼為“國函〔2018〕1號”文件表述的主要內容，是“原則同意山東省人民政府《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并提出若干要求。對此消息，省內外媒體爭相報道，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迅速轉載。

那么，什么叫做“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這個文件究竟有何價值？那個方案因何而來？將對山東各行各業產生怎樣的影響？下面，筆者循著經濟史的脈絡，從頭開始說。

“說到山東，古代為齊魯之地，歷史悠久，儒家思想發祥地，文化名人輩出....”（停！這是重點嗎？好吧，此處省略十萬字....）

簡單說，時間來到40年前，即1978年冬天。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發動了改革開放的引擎。隨后的40年里，中國以年均9.8%的GDP增速先后甩掉了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前蘇聯、日本，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

等等！第三大？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

沒錯，這個排名是把歐洲19個國家拼湊起來的“歐元區”也算了進去。有人預測，2018年中國會超過歐元區19個國家的經濟總量。不過，世界銀行還有另一種算法：過去五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的總和，居世界第一。

嘮叨了半天，這和山東有啥關系？

言歸正傳。中國改革開放第二年（1979），山東省經濟總量從全國第四名擠進“前三強”，這個水平一直保持到今天（其中1982至1985年連續四年名列第一）。剛說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超過30%，那么位居經濟三強的山東省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又是多少呢？筆者沒細算過，也不擅此道，但有個參照，據GDP連續29年領跑全國的廣東省發布的數據，廣東對全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

以此類推，山東省的貢獻率也“杠杠滴”。

然而，在普通人印象中，山東既不是廣東那樣的“改革開放前沿陣地”，也比不上江蘇對世界500強企業的吸引力，更沒有浙江民營經濟散發的超級活力，憑啥本事一直位列前茅呢？這個問題還真的敢貿然論斷。能用幾個簡單字眼把一個復雜問題能回答清楚的，要么是哲學家，要么回答是錯的。

山東經濟長期位居前列，固然是受多元因素影響的，必然性參雜著偶然性。但在筆者看來，至少有三個要素是確鑿的：

第一，地大。

所謂地大，不是說地盤大，而是耕地多。

明朝中葉開始，山東經濟發展進入了新階段，耕地大幅增長。耕地，是主要的稅賦來源。明中葉到清末的300多年，山東耕地面積從57萬頃增至110余萬頃，同時，農副產品加工業、商業運輸業也漸漸發展起來。近代農工商業的積累，加之德日在此盤踞大興制造，為山東經濟打下了厚實的基礎。所以解放后直到1978年，山東GDP沒掉下過前五名。

近20年來，耕地多依然是主要優勢。耕地變更成建設用地，是工業的生產要素和地產業的搖錢樹。

第二，人多。

明朝中葉山東人口740余萬，清末達3700余萬，是全國屈指可數的幾個人口大省之一。解放后，從1953年的4800萬到1982年7500萬，再到2014年9700萬，如今馬上要破億了，全國排第二。眾所周知，改革開放前20年人口是最大的紅利，一方面廉價的勞動力創造巨大工業價值，另一方面又釋放消費力創造商業價值。

不過，山東也因為人口基礎大，成為1971年后計劃生育工作的重災區之一。

第三，講政治。

注意，筆者這里要說的并非黨政系統講政治，那是分內的事兒。筆者說的是企業家講政治。

在山東，企業人士領會中央精神精準到位，貫徹落實地方政策有板有眼兒。不過，企業因此獲得的政策幫扶和優待，也足夠彌補經營虧損的。因為講政治，企業活兒干漂亮、數據也報得好看，吻合了過去若干年以GDP論政績的時潮。因為經濟界熱衷政治，也誕生了一堆“紅頂中介”——這正是2018年山東省經濟工作會議明確要清理的對象。

是不是扯得有點遠了？上面這些都是鋪墊，是過去“高增長”時代山東省的幾個優勢和制勝法寶。但筆者的重點并不在這里。

筆者要說的重點是：尷尬，眼下的尷尬。

1986年開始，山東GDP連續32年非二即三，從沒做過老大，且近些年一直位列第三。首先，趕超和取代前兩名廣東、江蘇很難。2016年，江蘇苦追廣東7年未果，仍以0.34萬億差距居二，而山東與江蘇則相差1萬億，這很尷尬。實際上你追趕別人的同時，別人也在成長。其次，就是來自第四名浙江、第五名河南的威脅，山東稍不留神就被他們超過，被踢出前三（那樣會特沒面子）。2016年數據顯示，盡管山東超出浙江2萬億，但浙江的增速與山東持平，而河南的增速則超過了山東。

常有人這樣問：“山東GDP遠超浙江，但是為什么總感覺浙江經濟水平比山東強得多呢？”網友回答說：“山東9000萬人，浙江5000萬人。”這個回答貌似很詼諧，但實際上很痛感。或者說，這才是筆者的重點。剛熱鬧地侃了一通經濟總量的事兒，統統都是前戲，筆者真正要表達的是：土地紅利、人口紅利以及過去三十多年窮追猛趕的GDP指標再強大，也將成為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說的很清楚，“新時代”要的是“高質量”、“新動能”和“綠水青山”。

說到這個，山東更尷尬了。

在GDP論英雄的時代，“大規劃、重投資、高負債”是山東工業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特征，有人戲稱“傻大粗”。所以，在地盤大、人口多、底子厚、政策跟讀到位的優良資源下，山東經濟特把“勢”做得足足的，穩坐三強寶座。

然而黨的十八大之后，全球經濟環境變化，中國也進入“新常態”。五年來發展的是“新經濟”、培育的是“新動能”、打的是“藍天保衛戰”，陳舊的發展思路不再好使。

如今，最熱的“共享經濟”、“互聯網+”、“雙創”、“無人駕駛”、“AI”、“新能源”，這些新標簽貌似都跟山東沾不上邊。相反，山東成了“巡視組”、“環保督查”、“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治理對象。這貌似很詼諧，但實際上很痛感。

然而，痛感疊加在一起，不是更痛，而是要搞改革、謀出路。這正是山東人有骨氣、敢闖敢干的寶貴一面。所以，在改革開放40周年、“十九大”之后的開局之年、“十三五”目標實現的決勝之年，在這個特殊的2018年，山東給自己定義了新的角色——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

“新舊動能轉換”這個概念自2015年提出后，國家領導人在各種重要場合進行了多次論述。2017年4月，“新舊動能轉換”被山東省確立為經濟發展的“牛鼻子”和“總抓手”。對于“新舊動能轉換”的理論內涵和行動指南，筆者分別于北京、濟南、聊城等地進行了十余次公開講解，此處不再贅述。

在這里有一對基本關系需要大家清楚：“新舊動能轉換”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供給側改革是“新舊動能轉換”實現手段。

那么，接下來說說山東緣何自定義為“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呢？這還得從大約一年前講起。

2017年3月6日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參加山東代表團審議時指出，“山東發展得益于動能轉換，望山東在國家發展中繼續挑大梁，在新舊動能轉換中繼續打頭陣。”緊接著4月19日至21日，李克強總理到山東考察，提出要“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加快推動新舊動能轉換，積極探索解決重點民生問題的改革經驗，為鞏固全國經濟穩中向好勢頭提供重要支撐。”

4月28日，山東省召開了新舊動能轉換重大工程啟動工作會議。會上提出“要把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作為統領全省經濟發展的重大工程。”

6月13日，中國共產黨山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劉家義書記的工作報告中提出“把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作為統領經濟發展的重大工程，堅持世界眼光、國際標準、山東優勢，積極創建國家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

2018年1月10日，國務院“國函〔2018〕1號”文件原則同意《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請山東省人民政府、國家發展改革委認真組織實施。于是，山東獲得了國家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這個新頭銜。還有個英文名，叫National comprehensive test area for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conversion（看上去是直譯的，不咋好聽）。

說到這兒，筆者要回答三個問題了。

第一，到底啥叫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

試驗區，既是區域概念，又有明確的功能定位，更重要的是確立了特定的發展目標。舉幾個例子，比如香港和澳門，就是中國對特殊歷史背景下的行政轄區開展“一國兩制”的試驗區，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國務院確立的深圳、珠海、汕頭和廈門四個經濟特區就是主要圍繞“對外開放”這一定位開展工作的試驗區。

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借鑒了國家級新區、自貿區以及京津冀、中原經濟區等優秀經驗，并結合區域實際提出一系列含金量高的全國范圍內首創性的政策舉措，將把重大項目作為載體，通過多輪篩選評審，從各市上報的3700多個項目中確定了先期儲備項目600個，總投資3.8萬億元。按照項目向重點區域聚集、資源向重大項目集中的原則，山東經繪制了項目政策圖表，構建了“全省一張圖、一個項目一張表”的工作格局。

自2017年6月13日山東省第十一次黨代會提出“積極創建國家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以來，山東求變、求經濟轉型、求摘掉“傻大粗”帽子的心愈加強烈，將發展的目標確立為“力爭到2021年、建黨100周年時，全省新動能創造的增加值占比達到60%以上，基本形成新動能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2028年、改革開放50周年時，基本完成這一輪新舊動能轉換，在現代化建設新征程中繼續走在前列。”

以上聊了聊什么是“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再說說第二個問題，“國務院1號函”究竟有啥講究，也算普及下小常識。

都知道“中央一號文件”吧，是中共中央與國務院共同頒發的年度第一份文件，現在已成為中央重視農村問題的專有名詞。“國務院1號函”則是國務院的批復性文件，例如現在看到的“國函〔2018〕1號”，即給山東省人民政府《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綜合試驗區建設總體方案》批復。至于它的重要性，還是要舉幾個例子。比如“國函〔2017〕1號”，是《國務院關于西部大開發“十三五”規劃的批復》，“國函〔2011〕1號”是批復《山東半島藍色經濟區發展規劃》（所以，山東的事兒已不是第一次榮登“國務院1號函”了）。總之，“國函〔2011〕1號”并不是隨機批復的，舉足輕重。

第三個問題，這個1號函對山東意味著什么呢？

很顯然，這意味著山東的“新設想”升至國家戰略了，意味著將以國家的姿態“全力打造”新時代的新山東，意味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了重點的培育標桿和檢驗標本，也為未來“十四五”、“十五五”規劃者們打造一個“新舊動能轉換”成功典范。

筆者斗膽以為，在新的時期，山東有可能取代GDP第一的廣東，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前沿陣地”。

說最后一個問題吧，上述內容對于山東企業又意味著什么呢？

結構性改革是把雙刃劍，利劍砍下去，有人歡喜有人愁。改革到最后，笑著活下去的必然是那些做實、做穩、做新和遵紀守法的優質企業。有人說，這道理誰都明白，企業都有各自的困難，甚至牽一發而動全身，讓某些習慣了粗制濫造的經營“從良”談何容易？整改、治理至少有個期限吧？總不能一刀切吧......

停！這位同志請閉嘴吧！你擺再多委屈、講再多理由也沒用，你近期也應該感覺到了——沒人發善心聽你解釋，“改革”兩個字越來越不講情面了。

為了避免讓自己成為改革利刀下冤死鬼，企業總要做一些轉變（筆者稱之為“思想動能的轉換”），歸納以下四方面：

第一，徹底搞清宏觀經濟形勢、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點和山東省建設新舊動能轉換試驗區的內涵。你不懂，可以找人問、跟人學（當然也不用模仿恒大花1500萬年薪聘個經濟學家）。

第二，全面去“粗放”。粗放兩個字在企業的表現，就是戰略上沒有頂層籌劃、經營中沒有精細管理、需求側沒有悉心研究、供給側沒有創新創造——粗放是改革的對象。所以，粗放的企業意味著風險，去粗放就是去風險。

第三，山東新舊動能轉換的引導方向和為之釋放政策紅利，要積極響應、積極把握、積極爭取。

第四，實現商業模式優化和產品體系的創新，這也是企業轉型升級的終極出路。倘若覺得這一點很難做到，可以先這樣入門：比如今天說“大數據”，你能把它和自己的業務扯上關系，比如聊到“區塊鏈”，你至少聽得懂別人說的啥。

綜上四千五百余字所述，國務院能在排隊待批的“奏折”中第一個回復山東，給山東發2018年的“國函1號”，從本質上說明了中央心里牽掛著齊魯大地上9947萬人民，也說明山東在新舊動能轉換這事兒上有了足夠的準備。接下來的行動，大家拭目以待吧。

那么幾年之后，山東經濟真正實現了“新舊動能轉換”感覺是啥樣呢？筆者編造一句俗語來形容吧：經濟沒有短板補了，企業不怕督查組了，到南方不覺得自己“土”了。這話若沒破綻，就轉發吧。

[責任編輯：崔維莉、曹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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