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古代中國“商標”的起源及其保護

來源：人民法院報

原標題：古代中國“商標”的起源及其保護

來源：人民法院報

圖為北宋年間濟南劉家針鋪的白兔搗藥的商標銅版。資料圖片

古代中國“商標”的起源

“商標”，簡而言之，即“商業標記”?！吧虡说钠鹪醋钤缈勺匪葜猎既祟惓鲇谧R別的目的而在某些物品上刻印標記的實踐，再到之后手工業者在藝術或實用產品上開始標上自己的簽名，即‘標’。這些標記經過歷史的洗練、實踐的檢驗，逐漸演變成現今的商標法律制度”。（余俊著：《商標法律進化論》，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5頁）。

宋代以前，我國商標的發展主要有“物勒主名”“物勒工名”和“物勒地名”三種形式，其中以“物勒工名”最為著名。根據出土文物所示，在秦國和三晉時期“物勒工名”制度已發展的較為完善。“秦國的兵器生產其中央監造者為相邦，郡級為郡守，主造者為工師、令丞、士大造、工大人等；直接制造者稱之為‘工’，工后為人名。秦國中央監造的兵器如：‘五年，相邦呂不韋造，少府工室令丞冉，工九?！ㄇ赝踬迥辏?。（袁行霈、嚴文明、張傳璽、樓宇烈主編：《中華文明史》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頁至246頁）。一般兵器上必須有監造者、主造者和工者的姓名。這種制度除了方便追溯責任外，還能有效保證產品的質量。

通過一些文學作品，我們也可發現有關“物勒工名”的記載：例如，《漢書·王尊傳》中的“箭張禁，酒趙放”；東漢《金馬書刀銘》云：“巧冶練（煉）剛（鋼），金馬托形，黃云錯鏤，兼勒工名?！?雖然東漢末年，崔寔在《政論》中對“物勒工名”制度的實效提出質疑，并認為“物勒工名，復其今雖刻名之，而賞罰不能，又數有赦贖，主者輕玩，無所懲畏”（張澤咸著：《唐代工商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頁），但是此項制度因具備可以通過標記工匠的姓名來達到追溯產品來源和監督產品質量的功能性作用，有利于維護統治秩序的穩定，故一直為歷代統治階級所推崇。北宋政治家司馬光曾給予此項制度以高度評價：“其百工在官者，亦當擇人而監之，以功致上，華糜為下，物勒工名，謹考其良苦而誅賞之。取其用，不取其數，則器用無不精矣?！保ā墩撠斃琛罚d《司馬文公傳家集》，清乾隆刻本《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九六，轉引自張澤咸著：《唐代工商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頁）。

可以說，“物勒工名”制度是中國古代手工業生產管理的一項重要制度。在南京明初的城磚上有這樣一段銘文，也充分體現了“物勒工名”制度在我國的普遍性：“袁州府提調官通判隋文，司吏任俊，萍鄉縣提調官縣丞唐季靜，司吏何立之，總甲王秀，甲首張立華，小甲黎政仲，窯匠湯丙、周俊，人戶劉蓉可?！保ㄍ鯋奂t、歐陽之川：《論中國古陶瓷器物上的銘文與商標設計》，《中國陶瓷工業》2003年第6期）。

自宋代開始，我國的工商業產生了飛躍式的發展?！八卧兔髑迨侵袊糯洕l展的兩大高峰，前者商品經濟極度繁榮，后者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邵科：《經濟史視野下的商標法：中國與歐洲的對比》，《清華法學》2010年第5期）。

逐漸成熟發達的貿易也催生了民間商標權利意識的萌發。工商業者已懂得通過突出商業標識，來達到各生產者與銷售者推廣銷售網絡和擴大產品信譽，以區別于他人產（商）品的目的。他們或在產品上刻印制造者的姓名或行鋪、作坊的名稱，或是直接刻印圖形或是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呈現出來。

北宋時期的《清明上河圖》就曾描繪了很多汴京城內店鋪的招牌，例如“劉家上色沉檀棟香”“王家羅錦匹帛鋪”“劉三叔精裝字畫”“李師師瓦肆”“孫好手葷素饅頭”“宋家生藥鋪”“丁家素分茶”“丑婆婆藥鋪”“曹婆婆肉餅”“鄭粉子”等。（姜慶湘、蕭國亮：《從清明上河圖和東京夢華錄看北宋汴京的城市經濟》，《中國社會科學》1981年第4期；張序九主編：《商標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頁）。

到了明清時期，中國商鋪中的店招和商號名稱則更加清晰和醒目。隨著商品流通的頻繁和流通范圍的日益擴大，一些孤立的地方市場，逐漸開始統一。異地貿易的增多使得商家們除了依靠店招吸引顧客外，還注重在遠銷產品上來突出商號名稱以擴大銷售，例如《吳門表隱》記載：“業內著名者：孫春陽南貨、高遵王葵扇、曹素功墨局、錢葆初沈望云筆、褚三山眼鏡、金餐霞煙筒、張漢祥帽子、朱可文首飾、雷允上藥材、吳龍山香粉、王素川刻扇、穆大展刻字、譚松坡鐫石、黃國本手巾、項天成捏像、程鳳祥織補、汪益美布匹，李正茂帽緯、黃宏成綢緞、王車文銅錫、王信益珠寶?！保ǘ伪韭?、張圻福著：《蘇州手工業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4頁）。

商業貿易的繁榮，促使一些商人開始懂得使用商標為其帶來財產性利益，例如清代的許仲元在《三異筆談》中記錄了徽州商人汪益美如何利用商標致富的事例：“又新案汪氏，設益美字號于吳闐，巧為居奇，密囑衣工，有以本號機頭繳者，給銀二分，縫人貪得小利，逐群譽布美，用者競市，計一年消布，約以百萬匹，論匹贏利百文，如派機頭多二萬兩，而增息二十萬貫矣，十年富甲諸商，而布匹更遍行天下，……二百年間，滇南漠北，無地不以益美為美也?！保╗清]許仲元著：《三異筆談》卷三“布利”，重慶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頁）。

古代中國對“商標”的保護

（一）國家對“商標”的保護

由于“物勒工名”制度具有突出產品標記、區分產品來源的特點，符合商標的一般屬性，故在清代以前國家對“商標”的保護基本上都是關于“物勒工名”的規定。早在先秦時期，《禮記·月令》就規定：“是月也，命工師效工，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禮記·月令》第六，《四書五經》，線裝書局2007年版，第120頁）。后來《晉令》也要求“欲作漆器物賣者，各先移主吏者名，乃得作。皆當淳漆著布器。器成，以朱題年月、姓名”。（《天平御覽》卷七五八，轉引自邵科：《經濟史視野下的商標法：中國與歐洲的對比》，《清華法學》2010年第5期）。

到了唐代，關于“物勒工名”的法律規定則更加細致而嚴密，例如《唐六典·將作都水監》曰：“凡營軍器，皆鐫題年月及工人姓名，辨其名物，而閱其虛實?！保╗唐]李林甫等修：《唐六典》卷二十三）。而“凡與官交易及懸平贓物，并用中賈。其造弓矢、長刀，官為立樣，仍題工人姓名，然后聽鬻之；諸器物亦如之。以偽濫之物交易者，沒官；短狹不中量者，還主”。（《唐六典·太府寺》，[唐]李林甫等修：《唐六典》卷二十）。同時，《唐律疏議·職制》對于制造行濫產品者給予以下處罰：“諸御幸舟船，誤不牢固者，工匠絞。工匠各以所由為首?！保╗唐]長孫無忌等撰：《唐律疏議》卷九，劉俊文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92頁）。

到了清代，國家對商標的保護目的開始明確，由原先以保障商品質量為主要目的兼顧商標標識保護的方式轉變為明確保障工商業者標識的方式，例如順治十六年（1659年）沈青臣假冒“金三陽”字號案（《蘇松兩府遵奉撫院憲禁明文·蘇松兩府為禁布牙假冒布號告示碑》，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頁至85頁）、乾隆元年（1736年）黃友龍假冒字號案（《松江府為禁蘇郡布商冒立字號招牌告示碑》，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5頁至88頁）、嘉慶十九年（1814年）“大成”布號同名案（《上?？h出示曉諭》，徐新吾主編：《江南土布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頁）、道光九年（1829年）沈丹桂堂招牌被人假冒案（《元和縣示禁保護沈丹桂堂碑》，王國平、唐力行主編：《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75頁）等皆是如此。

這些案例都是商標權人向官府稟控，要求追究商標侵權人的行為，并由縣衙出示禁諭。例如“黃友龍假冒字號”一案，因蘇州府長洲縣黃友龍假冒字號，其他棉布字號商人向長洲縣呈控，要求布政司飭禁。布政司奉總督飭令轉飭勒石永禁，要求將遵依具結文送查，聽候巡撫批示。署理巡撫顧琮批示認為原蘇、松布商假冒字號，已經批飭碑禁有案，現事隔遠年，“復萌故智，竊號混行，藐抗殊甚！仰即嚴飭各布商，仍遵碑禁，各立字號，如敢故違，許即鳴官詳究?！焙髶痔柹倘酥焯┰葓笥钟屑倜白痔栒信浦掳l生，按照憲示，應將各字號分別開呈。

為此，松江府頒示：“蘇郡布商立字號招牌，據長洲縣申請勒石碑禁一案，本司查看得蘇松等郡布業甚繁，但貨有精粗長短不齊，惟各立字號以分割”?！坝猩淅?，并不自立字號，覬覦他人字號盛行之時，或以字音相同或以音同字異，竊冒壟斷，以偽亂真，起釁生非，病累商民……仰及嚴飭各布商，仍遵碑禁，各立字號，以圖記招牌店名為記，不得行假竊混冒”。

（二）民間對“商標”的保護

除了國家對假冒商標行為給予嚴厲的處罰，以國家法律規范來保障商標權利外，工商業主也使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對其專用商業標記進行私力保護，以防止被他人侵權。所使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第一，通過醒目標記來維護品牌。宋人姚勉在《雪坡集》中曾記載：“貨墨者多，皆茂實名，而實非也?！保╗宋]姚勉撰：《雪坡集》，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184頁,轉引自張崟、任仲書：《宋代商標及其使用研究》，《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故為防范風險，自宋代起，商人們即懂得了如何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據“宋話本《勘皮靴單證二郎神》記載：制鞋匠任一郎，在每雙做好的鞋中都會放一張寫有‘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鋪戶任一郎造’的字樣的字條，并且家里特設一本‘坐簿’，靴子里面的紙條與‘坐簿’上是一樣的。買家要想知道鞋子的真偽?！幌铋_這靴，取出紙條兒來看，便知端的’。這種做法顯然是在利用商標來維護自身商品的信譽。在當時來看，利用不同商標來彰顯自己的商品，不同的表現形式來表明商品的個性是最佳的方法”。（張崟、任仲書：《宋代商標及其使用研究》，《兵團教育學院學報》2010年第1期）。另外還有，明萬歷四十年（1612年），安正堂在其編刻的《新版全補天下便用文林妙錦萬寶全書》扉頁上聲明：“票用雙松印記，買者查有姓號，方不誤認?！保◤垈鞣澹骸睹鞔虝鴱V告述略》，《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到了清代，針對市場上的仿冒行為，商家也多采用在其字號前標記“真”“真正”“老”“正宗”等字樣以與他人的產品區分開來，維護自身品牌形象。

第二，利用廣告宣傳來擴大產品影響，防范他人假冒。最典型的當屬北宋年間濟南劉家針鋪的白兔搗藥的商標銅版，有學者指出，“這個商標實物比十三世紀歐洲行會的印記最少早了二百年，更為可貴的這一商標具有商號招牌、導引和廣告的功能，是工業革命前的歐洲無可比擬的”。其上書“濟南劉家功夫針鋪，收買上等鋼條，造功夫針，不誤宅院使用。容轉與販，別有加饒。請記白兔兒為記”。（張序九主編：《商標法教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頁）。其圖文并茂的形式極好地突出了商號的名稱，并融產品介紹與廣告宣傳為一體，是古代“商標”中難得的精品。另一精美的“商標”實物出現在湖南沅陵出土的一對夫婦的合葬墓中，為1305年元代的一家顏料生產商的包裝紙。商標正面商部為各式花草紋，內?。骸白詿礋o必鮮紅紫艷上等銀朱、水花二朱、雌黃，堅實匙筋。買者請將油漆試驗，便見顏色語種不同。四遠主顧，請認門首紅字高牌為記?！痹诎b紙的左上角有一小長方云花紋版刻墨印，內有：“主顧，收買銀朱，請認元日。祖鋪，內外圖書，印號為記?！保▌⒅疽唬骸吨袊糯虡伺c廣告史初探》，《湖南包裝》1995年第4期）。此處所言的印號，為該紙右上方墨印正中的編鐘圖案的“源”朱印。包裝紙的左上方有朱印三枚，正中一枚為完整花籃形圖案，是為“商標”。兩“商標”都突出顯示了“請認為記”，可見生產者強烈的商標保護的權利意識。

第三，加入行會公所來加強“商標”的保護。“自17世紀中國建立同業組織后，明確規定對商標的保護，‘辨別牌號，以杜影射’，是其重要的任務之一”。（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論文集》，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頁）。道光五年（1825年），綺藻堂布業公所因“業中近有無恥之徒弊生影射各號牌子，價昂者以低布混充假冒牌名而牟利，致使牌子遭其賣低，侵害不已，甚至一家而疊冒數名，狡計百出牌名上二字，音盡俱同，又改取字形者以為混計，如‘瞿’為‘翟’，改‘李’為‘季’者，無如欲蓋彌彰，萬商切齒”。為此，綺藻堂布業公所特邀集八十四家“同人于藻堂公議，將各牌名開列于簿，其中間有重疊或紫白套不同或南北路互異或同名異記顯然不符，均出無心且各創已久，無庸更改。但自議之后，各號增添牌子及新創業者，均須取簿查閱，毋得同名瓜李名避”。同時還規定“倘不遵議，委系有心影射，當鳴鼓共攻?；蚣词鲁鰺o心，亦系顯違成議，從重議罰，用以充公，各毋徇情。以垂永久所有”。（綺藻堂布業公所同業牌號簿》，上海檔案館，全宗號：S232，目錄號：1，案卷號：2）。

結語

中國使用特定標記在物品上的歷史非常悠久。隨著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商標的形式不斷順應著時代發展而趨向多樣化，并為商人廣泛使用，最終形成現代商標的雛形，然而由于受到經濟發展模式的限制、封建統治的鉗制以及傳統文化的桎梏，商品經濟未能充分發展，從而導致民眾私權維護意識淡漠。而商標保護也一直停留在依靠道德自律、發布行政禁令或行業組織章程規范的層次，沒有形成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商標法律制度，保護的方式和范圍都非常有限，不僅限制了工商業的發展，而且對近代中國商標法制的建設以及體系構建方面也產生了負面影響。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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