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清華簡《書》類文獻系統的多樣性

來源：光明日報

原標題：清華簡《書》類文獻系統的多樣性

來源：光明日報

戰國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們顛沛流離，往往無暇顧及書籍的保存。《孟子·萬章下》：“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當時諸侯為了自身利益，對典籍多有戕害。秦代焚書坑儒，大量典籍慘遭厄運，中國文化命脈更是幾近斷流。“物以稀為貴”，對于典籍十分匱乏的戰國時代而言，簡帛佚籍的面世更具特別重要的意義。

在中國歷史上，《書》類文獻的重要發現有兩次：一是伏生今文。秦始皇焚書，伏生將《尚書》藏于屋壁。西漢初年政局穩定后，伏生復求其書，得今文《尚書》29篇。二是孔壁古文。漢景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發現古文《尚書》16篇。其他像河間獻王古文《尚書》、杜林漆書等版本面世之后，隨即散佚、消失，難以窺見其面貌。在這種意義上說，清華簡《書》類文獻二十幾篇，數量大致與伏生之《書》相埓，可謂《書》類文獻的第三次重要發現。

清華簡《赤鵠之集湯之屋》（簡稱《赤鵠》）《尹至》《尹誥》簡端平齊，簡長45厘米，簡背刻畫線前后連貫。在內容上，《赤鵠》為滅夏前伊尹奔夏；《尹至》為商湯、伊尹盟誓，協同剪夏；《尹誥》以夏亡為鑒，君臣同心同德。三篇屬于性質相同的一組文獻，但目前學者借鑒《漢書·藝文志》的分類，將《尹至》《尹誥》歸入《書》類文獻，把《赤鵠》歸入“小說”類文獻，認為它改寫了先秦無小說的歷史。這種劃分破壞了清華簡本身原有的篇目組合關系。

按照趙平安先生的意見，清華簡《傅說之命》甲篇是總說，乙篇、丙篇是分說，屬于兩次不同時期的冊命。清華簡《傅說之命》三篇，不是上、中、下的平行關系。而整理者將清華簡《傅說之命》分為上、中、下三篇，無形之中扁平了《傅說之命》三篇內在的“總分式”結構。

清華簡《四告》是由四篇文獻構成的一組文獻，內容分別是：周公旦告皋陶；伯禽赴魯國就任時告丕顯帝賓任、明典、司義；周穆王為太子時的誥辭；召伯虎因望鴟來集，向北方尸祈禱的誥辭。周公、伯禽、穆王、召伯虎人物不同，所處時代不同，四篇文獻皆屬于禱神誥辭，可知它們是因事件性質相同而匯集在一起的。

余嘉錫先生“古書多單篇別行”的意見，已被學者普遍接受。目前學界多借鑒余先生的范式展開研究：一是區分傳本，強調古書是以單篇的形式流傳。古書在流傳過程中，會孳生出多個傳本，如清華簡《皇門》與《逸周書·皇門》，清華簡《金縢》與《尚書·金縢》，《鄭文公問太伯》甲本、乙本等，可謂“多本別傳”；二是注重區分不同的系統，當時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皆有《書》，可謂“多系并存”。

清華簡《傅說之命》三篇為一組，清華簡《赤鵠》《尹至》《尹誥》為一組，清華簡《四告》四篇為一組。現在我們確切地知道，在傳本與系統之間還存在一個中間過渡狀態：篇目組合。其實，《書》類文獻分為不同的篇目組合，早在春秋時期就已經出現。《國語·周語上》：“《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在《盤庚》曰：‘國之臧，則惟女眾。國之不臧，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據《國語》《左傳》等文獻，當時文本組合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類型：一是時代類，如《虞書》《夏書》《商書》《周書》；二是地域、國別類，如西方之《書》《鄭書》《楚書》等；三是人物類，如《盤庚之誥》《仲虺之志》等。清華簡《四告》不是以時代、地域、人物，而是以事件為中心聚集在一起。此為它帶給我們對于《書》類文獻成書過程的新認知。

清華簡《鄭武夫人規孺子》，為鄭武公婦人武姜訓誡莊公如何處理政事。清華簡《鄭文公問太伯》，乃太伯臨終時追溯鄭國開國史，勸誡文公克己勤政、舉薦賢良的誥辭。兩篇的共同之處：簡長45厘米，三道編繩，形制相同；彰顯治國理民之大道，規范人君政治行為的意識特別強烈；以鄭國國君為核心，記言為主，符合《尚書》訓誥的體例特征。孔子編訂《尚書》，下迄于秦穆公。但穆公以后，各國編纂《書》類文獻的工作依然在繼續。《鄭書》作為《書》類文獻的組合，在《左傳》中出現兩次。筆者認為，《鄭武夫人規孺子》與《鄭文公問太伯》的性質屬于“續《書》”，即諸侯國的史官仿照中央檔案體例續寫的《書》。清華簡中《尚書》與《逸周書》篇目共存，中央朝廷與諸侯國文獻檔案并見，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進了我們對于早期《書》類文獻系統多樣性的理解。簡言之，《書》類文獻的時間范圍，也未必以孔子所定的“秦穆公之前”為限。

《漢書·藝文志》將古書分為六藝、諸子、詩賦、兵書、數術、方技，是目前所存最早的圖書分類體系。學者借鑒《漢志》的圖書分類方法，將清華簡《尹至》《尹誥》歸入《書》類文獻，《赤鵠》并入小說家之言，《湯處于湯丘》《湯在啻門》列為道家文獻，是目前學界居于主流地位的意見。按照《漢志》的標準，清華簡《赤鵠》自然屬于小說。但如果把清華簡《赤鵠》《尹至》《尹誥》作為一個組合展開考察，《尹至》《尹誥》為確定無疑的《書》類文獻，那么《赤鵠》也當屬于《書》類文獻。這就意味著必須要突破《漢志》所框定的圖書分類體系。

《漢志》上承劉向《別錄》、劉歆《七略》而來，實際是班固站在儒家立場之上，對早期文獻重新分類、編排的結果。不同時代的人，對《書》類文獻的理解、界定是不一樣的。清華簡墓主人所處時代為戰國，與東漢時期相距懸遠。他亦非孔門后學，選編文獻的立場自然與儒家迥然有別。突破《漢志》圖書分類體系的窠臼，重新回到墓主人所處的戰國時代，回歸清華簡本身，建構“傳本—組合—系統”的研究范式，無疑將為清華簡《書》類文獻成書研究開辟出不同于以往的新境界。

總之，清華簡中“續書”的出現，讓我們明白《書》類文獻不當以秦穆公為限，其中可能包含諸侯國檔案文獻。清華簡《赤鵠》《尹至》《尹誥》為一組，《傅說之命》三篇為一組，清華簡《四告》為一組，說明古書在流傳過程中，會按照不同的類別匯集成相對固定的篇目組合。過去我們關注傳本，關注系統，而現在對于傳本與系統的中間狀態——篇目組合的考察，無疑將成為今后學術研究重要的增長點。突破《漢志》的窠臼，回歸墓主人生活的戰國時代，建構“傳本—組合—系統”研究的新范式，既能準確地反映早期文本流傳的復雜面貌，立體地、多層次地呈現古書流傳形態，也包含著新時期我們對早期古書成書規律的推進與總結。

（作者：劉光勝，系山東大學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古文字與中華文明傳承發展工程”協同攻關創新平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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