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時節的秘密對臺工作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冰封時節的秘密對臺工作

對臺辦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負責的聯絡人。聯絡人都編有代號，代號和相關信息只有對應的主管掌握，但負責內勤的耿文卿幾乎都會經手。至今，這些代號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記在他的腦子里

1980年，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與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合影。從左至右：王億、樂美真、鄧穎超、耿文卿、楊萌東。圖/受訪者提供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宋春丹

1962年，30歲的耿文卿從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被分配到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擔任內勤，分管內部事務和收發文件。

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及其辦公室對外保密，成員都有兼職或掛職。對臺辦副處長楊蔭東的公開職務是國管局交際處副處長(實際上國管局并無交際處)，耿文卿則以統戰部干部身份對外開展工作。

聯絡人

1954年，日內瓦會議后，因朝鮮戰爭而擱置的臺灣問題被重新提到重要議程上來。

7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成立“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簡稱“中央對臺小組”，其辦公室1955年組建)，由李克農和羅瑞卿負責，徐冰、羅青長、凌云、孔原和童小鵬為小組成員。

對臺小組的工作，由周恩來直接領導。他說，臺灣問題既是國內問題，又有國際因素，要從中、美、蘇“大三角”的全局來考慮臺灣問題。他還指示，要注意“小三角”(即蔣介石、蔣經國、陳誠)的情況，把工作重點放在“小三角”上。

1962年，耿文卿進入了對臺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初來乍到，他對國民黨和臺灣的情況知之甚少。對臺辦副主任楊蔭東拿出了毛澤東1958年執筆、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表的四篇對臺灣文告，以及周恩來的相關談話紀要，讓他學習。楊蔭東還讓他整理檔案，熟悉歷史。起草重要文電時，楊蔭東有時口授大意讓他起草，有時讓他撰寫第一稿，著意培養他。

工作最忙時，為了及時處理文電，楊蔭東把行軍床安在辦公室，連續兩三個月夜以繼日地工作。

耿文卿沒有見過羅瑞卿，因為對臺工作和統戰工作密不可分，中央對臺工作小組主要由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負責。耿文卿多次去徐冰在景山東街的家取送文件。

對臺辦主任由羅青長兼任，楊蔭東擔任副主任。對臺辦的日常工作是聯絡上層，“互通聲氣”。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上的報告，總有一段與臺灣有關，也由對臺辦起草。

對臺辦通過與國共高層都有深交的張治中、傅作義、李濟深、邵力子、章士釗等，尋找渠道，把大陸的主張傳達給蔣氏父子和陳誠。周恩來根據毛澤東談話擬就的“一綱四目”政策，就是張治中抄錄于致蔣介石的信件中，由楊蔭東安排傳遞到蔣氏父子手上。

其中，章士釗是在臺灣上層有較大影響的人。周恩來曾三次帶羅青長登門看望章士釗，研究臺灣情況。

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曾擴情、鄭庭笈、宋希濂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也通過各種渠道致信臺灣國民黨軍政要員，說明大陸的對臺政策。

聯絡人一共40多位，對臺辦稱之為“對臺工作關系”。聯絡人再通過在海外的關系(即中間人)，向臺灣傳話。每次聯系，事前都需口頭報告上級，事后再寫書面報告。

對臺辦的每個成員都有自己負責的聯絡人。聯絡人都編有代號，代號和相關信息只有對應的主管掌握，但負責內勤的耿文卿幾乎都會經手。至今，這些代號和信息依然清晰地記在他的腦子里。

今年85歲的耿文卿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張治中與在臺灣的長子時有通信。耿文卿曾奉命去提醒他，注意警惕其中的策反內容。

對臺文件都屬于絕對機密，一般是毛澤東看后批給周恩來，由周恩來親自辦理，或交由廖承志等少數幾人辦理，從不經過秘書。辦完后，周恩來就把卷宗鎖進自己辦公室的保險柜里。

1961年，中共方面得到情報，在日本搞“臺獨”運動的廖文毅欲派遣刺客潛赴臺灣暗殺蔣介石。毛澤東批示：“此件送蔣先生。”批示退回，工作人員一頭霧水，問機要室主任如何執行，機要室主任把批件送到了周恩來手中。對臺辦通過關系，把消息傳給了對岸。據說，后來章士釗在給蔣介石的信中寫道：“現在支持你蔣先生的就是毛先生。”

對臺辦成員王億擅長書法，負責謄抄信件。信用毛筆正楷書寫，直接交到聯絡人手中，聯絡人再交給中間人，以保證信息不走樣。

起因是，一次周恩來批示：“告前途雙方好自為之。”這句本意為：告前途雙方(蔣經國和陳誠)，好自為之。傳遞過程中，不知哪個環節被加了一個冒號，變成：“告前途：雙方好自為之。”意思變成了大陸和臺灣各自好自為之。

信件傳到臺灣，臺灣有時會有反饋，對臺辦接收后再報給中央。

真假密使

臺灣方面也以各種名義和各種關系派人來大陸，尋求與中共高層接觸。一次，派了3人到北京，1人駐香港。周恩來分析，這是蔣介石想摸中共對臺政策底牌。

但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這些人帶來了各種消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不論是真是假，是虛是實，一時也判斷不清，我們要心中有數，以假當真，假戲真做，最后弄假成真。”因此，照樣會見他們。

還常有人前來聯系，自稱是解放前被派到臺灣的線人，有對臺關系。

由于真假難辨，對臺辦曾在王億的提議下，把1949年前后去臺的中共地下黨員的檔案全部調出來，花了幾個晚上，最后整理出一份2000多人的《對臺地下關系名冊》，包括姓名、職業、去臺時間。為嚴防泄露，不用復寫紙，全部用鋼筆手寫。

但有些人又自稱是中共地下黨員在臺灣發展的。而且解放初期臺灣地下黨遭到全面破壞后，一些幸存的情報人員關系被交由總參。因此，這些人的身份仍舊復雜難辨。

曹聚仁是毛澤東唯一接見過的使者。1958年金門炮戰期間，周恩來在北京接見曹聚仁，托他在第二日返港后以最快方式轉告臺方：將暫停炮擊，以7天為限，讓蔣軍補給，條件是決不能由美國飛機和軍艦護航。但曹聚仁卻將此消息在《南洋商報》上率先披露。

中央本想對曹聚仁進行批評，后來不了了之。一天晚上，對臺辦開會研究，羅青長表示：“對于曹聚仁，也不能全盤否定他，他還是挺辛苦，還是愛國的，給我們做了很多工作，但是他不完全聽我們的話。”

曹聚仁1972年在澳門去世，周恩來批示：“片紙只字，統統運到北京。”他的書籍紙張等物被運到北京，專門騰了三間屋子才裝下。耿文卿花了整整一周時間，仔細翻閱每一本書、雜志，翻檢每一頁紙，將信件、報告復寫稿等手寫材料挑出。整理完后，叫來曹聚仁的女兒、電影演員曹蕾，送到廣安門火車站托運回去。

中央不用曹聚仁后，另一位使者成為重要的溝通渠道。

1963年12月初，周恩來在張治中、羅青長陪同下，乘一艘海軍護衛艦，經過一夜的航行，來到珠海唐家灣附近一個小島上，與一位“能溝通國共兩黨關系的人”秘密會晤。

這次秘密會晤引起了外界的各種猜測，甚至有傳言，對方是陳誠或蔣經國本人。傳言不實(詳見本刊2015年第42期《建國初期的兩岸秘密往來》)，但對方身份高度保密，卻是不爭的事實。

半個多世紀后的今天，這位使者的身份依然沒有解密。“此人是大陸方面與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的聯系人，也是大陸方面所有對臺關系中唯一至今未公開姓名的聯絡人，只有中央政治局和對臺工作小組及對臺辦的人知道。”耿文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當時，此人身份的真實性和情報來源也曾引起懷疑。對臺辦曾專門研究討論，但周恩來指示說：“不要在這上面費腦子。別管他是真是假，從哪來的，反正消息是從臺灣來的就行了。他怎么說你們怎么報，判斷是我的事，不需要你們判斷。”

羅青長也曾指示臺灣研究所：“你們給中央主要提供資料，不要整天企圖用你們的看法影響中央，弄一些判斷。你提意見可以，正面提，是真是假，該怎么辦，中央能判斷。”

王億曾查了十年的報紙，把“唐家灣使者”每次送來的消息和報紙上的相關新聞進行比對，最后證明消息是可靠的。

密電

“唐家灣使者”有消息，會告知聯絡人，聯絡人寫成文字交給北京設在香港的機要負責人，再由交通員送至深圳。設在深圳的兩名專職機要員將其轉譯為密碼，發至北京，再送到機要處，譯成文字。

此時，通常已到了凌晨1點多。被電話叫醒后，耿文卿會馬上起床，去機要處將電報中的暗語和代號譯出，文字整理通順，再去羅青長家里把他叫醒。羅青長批閱后，馬上送至印刷廠印刷(對臺辦和印刷廠、車隊等后勤機構都在一個大院里)，再由專人送到中南海，直發中央政治局成員。

一切辦完后，通常已是凌晨三四點了。大家聚到一起吃頓夜宵，再回家繼續休息。

這項工作，耿文卿一直做到1985年離開對臺辦，幾乎每天如此，風雨不誤。文革前，“唐家灣使者”提供的情報每年有上百萬字，文革后也有幾十萬字。

由于香港的聯絡人使用的是從右到左豎排的繁體字，而印刷廠是橫排簡體，經常會鬧出笑話，比如“1963年”被印成“1693年”，“少奇”被印成“奇少”。

在香港還設有一名單播機要員。耿文卿解釋，單播機只能收報，不能發報，就像《潛伏》里余則成用的那種。這名機要員的任務，是接收北京的指示。有時，這個過程中也會鬧出誤會，如指示帶某人來京，結果帶了另一個人來。

1964年，一次因天雨路滑，周恩來在西花廳等了很久也沒等到對臺辦遞送的文件。在他的指示下，對臺辦搬遷進了中南海。

1965年9月26日，廖承志（前右二）在為李宗仁（前左二）回國而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圖/中新

李宗仁秘密回國

對臺辦的工作，還包括爭取流落海外的原國民黨軍政要員回國。爭取到李宗仁回國，可說是其中最大的成績。

1955年，大陸通過曾任李宗仁秘書、1949后寓居香港的程思遠與在美國的李宗仁建立了聯系。每次程思遠應邀來京，周恩來都會出面宴請他，親自做工作。他在京期間，都被安排在秘密地點居住，不外出，不會友，不打電話。

不久，李宗仁把存在美國的12箱字畫運到香港，托程思遠送到北京。李宗仁表示，這12箱字畫是他當北平行轅主任時用11萬美元購買的，運回祖國，獻給國家。經故宮博物院專家鑒定，這批古畫僅值3000美元，大部分是贗品。

耿文卿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時對臺辦建議，給李3萬美元，周恩來也同意這個建議。但毛澤東批示：“這叫投石問路，我們的統戰工作要講策略，就給他12萬美元吧。”周恩來托程思遠轉告李宗仁，這些字畫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次品，但政府體念李先生的愛國熱情，將助他一筆赴歐旅費，以壯行色。李宗仁知道后說，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1960年春，李宗仁派他的夫人郭德潔到香港，領走了這筆外匯。

1965年7月，毛澤東批示，李宗仁回國時機已成熟。經過周恩來的周密安排，李宗仁途經歐洲、取道巴基斯坦回國。

李宗仁夫婦和程思遠夫婦乘坐的飛機起飛后，中方密切監控，每隔15分鐘向對臺辦報告一次飛機方位。耿文卿守在紅色電話機旁，一有消息即報總理辦公室。直到飛機進入中國領空后，監控才撤銷。

中國駐巴使館將程思遠草擬的李宗仁《回國聲明》發來北京，彭真等初步修改后，毛澤東請周恩來先去上海與李宗仁面商。

臨行前，對臺辦匆忙準備了材料。路上，周恩來想要李宗仁的簡歷，隨行人員才發現沒有正式文稿，只有一份廢稿臨時湊數。

《回國聲明》談妥后，7月20日，李宗仁從上海赴京。

周恩來的專機提前半小時起飛，以便在機場舉行正式的歡迎儀式。他向參加迎接的原國民黨人員介紹了李宗仁回國的經過，指出李宗仁回國的重大意義，以平息“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反革命”這樣的牢騷情緒。話音剛落，李宗仁飛機落地。

巧合的是，當時正有一位國家元首來京訪問，群眾夾道歡迎。李宗仁和程思遠的汽車緊隨禮賓車隊之后，一路綠燈抵達駐地。他們是否認為群眾是在歡迎他們，就不得而知了。

中央決定，為李宗仁回國舉行一次中外記者招待會。外國記者從駐港澳記者中遴選。記者招待會用四種外語同聲傳譯，很多外國記者都被震住了。

為了應對記者提問，周恩來和李宗仁以及長期擔任英語翻譯、熟悉西方新聞界的冀朝鑄在一起研究了三天。沒想到，記者會開始前，記者們把李宗仁圍在場外，讓他難以招架。羅青長趕緊暗示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解圍。費彝民看到溥儀剛好走過來，一把抓住他向記者介紹，轉移了視線。

回國后，中央決定，李宗仁的政治安排、思想教育、生活照料通歸統戰部負責。耿文卿隨羅青長一起，去統戰部做了工作交接。對臺辦對李宗仁的工作，告一段落。

非常時期的堅守

“文革”初期，羅瑞卿被打倒，對臺小組成員大多靠邊站了。每晚直發中央政治局的密件，改發中央碰頭會。

當時，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已調中央辦公廳當副主任，分管機要工作。在周恩來指示下，他把存放在廖承志家里的機密文件和其他一些核心機密文件轉到中辦，妥善保存了下來。

在中央統戰部“造反派”搶奪檔案時，徐冰的秘書陳欣機警地將部分對臺工作文件提出，捆好扔進一個看上去很臟亂的屋子。風聲一過，便讓耿文卿去取回。

1969年，“一號戰備命令”發布后，對臺辦的重要文件拍照存檔，復制件放在對臺辦檔案室，原件被運到四川、重慶等地的三線建設地區保存。“對臺辦的文件別人想看沒門兒，打聽情況也沒門兒。”耿文卿說。

童小鵬回憶，臺灣當局曾擔心兩岸的秘密往來會在“文革”的混亂中曝光，最后發現沒有泄密跡象才放心。耿文卿記得，臺灣方面傳來了“頗為欣慰”的口信。

1967年1月，童小鵬靠邊站后，周恩來指定羅青長主管對臺工作，直接向他匯報。對臺辦在羅青長的帶領下，從中南海搬到鐵獅子胡同。

不久，羅青長也被批斗，但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質，并受到周恩來的保護，得以繼續在業務上領導對臺辦。

70年代后，對臺工作有所恢復。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周恩來批示對臺辦：“告臺方，基辛格已到京。”

1975年9月4日，病重中的周恩來用顫抖的手，在新華社編印的《內部參考》轉載的香港雜志刊載的《訪蔣經國舊部蔡省三》一文旁邊批示： “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最好找王昆侖、于右任的女婿屈武等人，弄清真相，以便××(兩字模糊)。周恩來，九月四日，托、托、托。”這是周恩來就臺灣問題的最后批示。

1975年12月20日，他在彌留之際召見羅青長，詢問了臺灣的近況后一再囑咐，不要忘記臺灣的老朋友。

周恩來逝世后，鄧穎超帶領童小鵬等人，將他的骨灰盒移送到人民大會堂臺灣廳暫放，第二天才移往人民大會堂北大廳追悼會會場。

十年風雨中，楊蔭東、王億、耿文卿等堅守著這攤工作，照樣處理日常。直到迎來新時期，迎來兩岸關系的破冰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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