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場上選手們在認真調試設備。王菀/攝

“挑戰杯之路不是一條康莊大道啊！”說這句話的阿里木江·于山是第十三屆“挑戰杯”賽特等獎獲得者，是上海大學社會學院學生。如今，他已經畢業回到了家鄉烏魯木齊工作。

新疆流浪兒童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樣的？2012年暑假，阿里木江·于山回烏魯木齊，拿著學院的介紹信，來到自治區救助站未成年人保護中心一探究竟。他花了近兩個月時間，走訪了流浪兒童的家長和曾經被迫以偷盜為生的流浪兒童，與他們“混在一起”。

他發現這些孩子有這樣的特點：他們在內地流浪時經常會和家里保持聯系，讓父母不要牽掛，還會時不時地給家里寄錢，為了不讓父母擔心，會隱瞞自己偷盜的行為……

在隨后的《流浪兒童何以“流浪”——新疆少數民族流浪兒童的成因及對策研究》一文中，他認為，流浪兒童的產生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很難避免的問題，如何解決考驗社會治理水平。對于新疆籍流浪兒童的救助，一方面要注意到他們的民族身份，一方面要避免過分強調民族身份導致標簽化和污名化。

阿里木江·于山對記者表示，不僅要把流浪兒童送回家，更要對這些孩子進行心理和行為上的矯正和引導，畢竟他們在童年時忍受了常人無法想象的經歷。要讓這些孩子真正地融入社會，而不是逃離自己的熟人社會繼續選擇流浪。

在今年的“挑戰杯”賽上，像阿里木江·于山這樣的人有很多，已經形成了“新學人效應”：他們是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最優秀的在校大學生，不僅細膩地觀察社會現象，也能清醒地給出解決方案，優秀項目眾多，已經從“盆景”成長為“風景”。

教育：留守兒童內部存在“底層黑洞”

農村留守兒童與城市流動兒童有什么不同？清華大學社會學系的許弘智在福建泉州市區、安溪縣進行了實地調研。

“留守兒童群體中，好學生不太受歡迎！”許弘智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不同的是，流動兒童的榜樣往往是好學生”。

如何得出這一結論？許弘智在支教時就做了一個社會實驗，讓每個孩子都在紙上寫三個好朋友的名字，以此勾勒一個班級中的社會關系網絡。

在一所留守兒童學校的兩個班級中，許弘智發現，每個班級有4~5個小群體，一個小群體有6~7個人，值得注意的是，每個群體有明顯的核心和邊緣人物。按照一個班級30人計算，小群體的數量占到了一半人數。

“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小群體中的核心學生一般不是成績好的孩子。”許弘智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說。

在城市中跟隨父母的流動兒童，他們有什么特點？許弘智用同樣的方法調查發現，一個班級也有4~5個小群體，但是每個群體的人數也就3~4人左右，數量少一半左右，不同之處在于，群體的核心往往是成績比較好的孩子。

對于留守兒童的社會交往特點，許弘智用到一個名詞——“底層黑洞”，意思是把“好學生”排斥在群體之外。

許弘智提出了自己的擔心：在這種“反學校文化”的小群體中，越處于群體核心的人物，學業表現和發展期望等方面反而越不理想，這會促使他們畢業后走父母外出打工的老路——這是階層固化的重要成因。

“對留守兒童的技術滲透很容易，但是文化滲透很難。”許弘智直言這是留守兒童面臨的最大困境。他調研發現，農村留守兒童對技術很敏感，比如城市孩子用手機，他們也有；城市學校有電教設備，他們也不缺。可是，對他們的思想如何引導是個問題。

在對比研究中，流動兒童并非沒有問題。“我們發現，問及他們的夢想是什么，流動兒童會說做快遞員、外賣員和去工地搬磚頭。”他發現，孩子們的回答并非是人們想象中的做科學家、醫生等答案，孩子們的想象力與城市孩子相差太大了。

“背后就是社會融入的問題。”許弘智研究中還發現，流動兒童交往存在結構問題，比如，貴州籍的孩子和貴州籍的孩子在一起玩，江西籍的和江西籍的孩子一起玩。

許弘智提出，階層的固化問題，要從孩子就開始關注。

扶貧：調研顯示南疆女孩14~17歲結婚，離婚率在30%左右

來自塔里木大學的薛珍這一次獲得了本次“挑戰杯”賽特等獎。她在南疆少數民族集中連片特困區調研發現，有的女孩在14~17歲就結婚，離婚率在30%左右。她們離婚后，受女方帶孩子凈身出戶的傳統觀念影響，一旦出現兩三次婚姻失敗，有的單身媽媽就會有四五個孩子，加劇深度貧困問題。

“一定要解決這些單身媽媽的就業問題，同時還要幫著她們維權。”她們的文化程度不高，并不了解孩子的父親也有撫養孩子的義務，很可能讓代際貧困延續，薛珍給出判斷：“南疆扶貧不能忽略婦女的作用。”

在這次“挑戰杯”賽現場，不少學校利用“地緣優勢”，所做的項目很“接地氣”，同時也是直面問題。

塔里木大學位于南疆，李青教授是薛珍團隊的指導老師。他們的調研報告《“精準扶貧”典型、經驗與貧困戶滿意度調查研究——基于南疆少數民族集中連片特困區》顯示，根據1247份問卷和144份訪談記錄，對精準扶貧的滿意度上，對因學致貧的幫扶滿意度最高，達到了92.7%。

“不同的貧困戶對精準扶貧的認知和滿意度存在較大的差異。”李青直言，有這樣一種觀點：少數民族地區有自己的文化，即便貧困，但只要自己幸福感強就行，為什么要改變這樣的現狀呢？

李青說：“有的少數民族貧困戶，的確存在‘小富即安’的觀念，滿足低水平的生活現狀，可是文化程度低和貧困會影響下一代的發展。”在少數民族地區，精準扶貧勢在必行，但她堅持一定要精準識別和“辨證施治”。

其中，教育扶貧怎么做？作為該課題組的學生，薛珍在調研中發現，現在的教育政策很好，對職業教育也能免除學費，國家每個月還給學生提供生活補助150元，可對于貧困家庭來說，生活費仍然不夠，孩子每個月的生活費按照500元計算，還有350元的缺口，農村貧困家庭難以負擔得起。

“國家要關注有這一情況的孩子。”薛珍提出建議，一些少數民族的孩子不上高中就外出打工，幾年后發現自己的學歷不夠，想回到職業學院上學。可是，按照規定，只有19歲以下的孩子才能上學，他們想“回爐”卻找不到門路。

“對這一年齡的限制可否松松綁？”薛珍說。

都知道因病致貧，是精準扶貧中難啃的硬骨頭。李青帶著學生調研發現，國家的醫療政策非常好，可是鄉鎮一級的醫療條件實在太差。

“關鍵是鄉村醫生太少！”她呼吁，對于因病致貧的群體，除了用政策兜起來之外，還需要想辦法吸引更多的鄉村醫生。畢竟南疆地區地域比較大，老百姓的醫療不可能都靠去北上廣解決。鄉村醫生不僅承擔基層的保健、治療小病，而且能實實在在幫助老百姓降低醫療開支。

“有這樣一種因病致貧的情況，如果老公病了，老婆就要在家照顧，相當于投入了兩個勞動力，扶貧先扶志不是一句空話。”李青指出，還是要發展庭院經濟，在不離鄉不離土的情況下，通過勞動也能賺到錢，政府應該充當助人自助的角色。

婚戀：廣州“巧克力媽媽”的難言之隱

走在廣州的街頭，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學生馬曉宇偶爾會看到中國女孩和非洲裔男孩拉著手，有說有笑。“非洲裔人士是廣州的一個特殊的流動群體，中非伴侶在婚戀上會遇到什么樣的問題？”這是她的調研初衷。

2016年暑假，馬曉宇和團隊中的小伙伴，開始在非洲裔人士集中的區域尋找目標，可是一無所獲，怎么辦？她們通過社工逐漸打入這一群體的“內部”。

為什么一些中國女性與非洲裔的男性愿意結合在一起？她通過研究這一群體發現，這些女孩中不少都是從外地來廣州做外貿工作的，她們面對的客戶正是大量的非洲裔男性。

“一方面她們背井離鄉，在外打拼不容易，另一方面，非洲裔客戶做生意經濟條件不錯，而且性格外向，追求中國女孩的時候熱情奔放。”馬曉宇分析，不得不否認，中國女孩在愛情面前，也有實現階層流動的愿望。

在調查中，她發現一些中非婚姻中也存在一些隱患。有的非洲裔人士沒有合法簽證，無法拿到結婚證，婚禮就舉行一個宗教儀式，她稱之為“事實婚姻”。值得注意的是，一旦發生婚變，男方有可能回非洲，法律將無法保護中國婦女的合法權益。

“她們生了孩子，我們稱之為‘巧克力媽媽’。”馬曉宇觀察，她們會與自己的朋友圈越來越遠，不僅要忙于工作，空閑時間還要帶孩子，壓力可想而知。

在調查中，“巧克力媽媽”并不愿意面對馬曉宇團隊。她們有自己的交際圈，外人的闖入，反而會增加不安全感。

她曾經遇到過個案，有個中國女孩為了和非洲裔男孩結婚，遭到家庭的強烈反對，為此父母還和她斷絕了關系，“他們遇到的社會阻力太大了”。在研究過程中，她還發現，中國女孩與非洲裔男性之間還要跨越文化的鴻溝：前者希望伴侶彼此忠貞，后者卻能接受多個性伴侶。“直到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后，男方才會告訴對方這一點”。

有意思的是，曾有非洲裔人士對研究團隊的女生進行追求，馬曉宇笑著說：“他們的表達還是挺直接的。”

馬曉宇認為，中國女孩如何選擇伴侶是個人自由，但想要兩個人能長久在一起，必須要考慮到文化差異性。比如在育兒上，非洲裔人士認為孩子應該自然成長，不必報很多補習班。這些孩子在中國上學之后，學習成績顯然不會太好。

“最迫切的提醒是，如果中國女性要和非洲裔男生結婚，必須要考慮到對方以后可能會回非洲這一點。”有一些非洲裔人士因為簽證問題被遣返回國，中國婦女走還是不走，這是一個問題。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馬曉宇提出，如果廣州收緊非洲裔人士的居留政策，他們可能會前往浙江義烏等其他商貿發達的城市，可是根本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有專家指出，非洲裔男性比例過多，能否通過開放政策讓更多的非洲裔女性來到中國，使該群體性別比例平衡，解決其內部的婚戀問題。

“會不會產生新的問題？”馬曉宇擔心，畢竟中國不是移民國家，對此如何應對和治理，是她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責任編輯：于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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