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對防治涉企政務服務中公務人員不當行為的調研

黨的十八大以來，正風肅紀反腐持續保持高壓態勢，在重拳“打虎”的同時，針對基層公務人員“蒼蠅式”的腐敗和不當行為，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運用“四種形態”監督執紀問責；國務院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使黨風政風為之一新。然而，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全面從嚴治黨仍然任重道遠。

為評估新形勢下基層公務人員廉潔狀況，中國社會科學院對東中西部10個省份的中小微企業和基層干部進行了深度訪談和問卷調查。調查顯示，當前基層公務人員的不當行為，多表現在涉企政務服務中，給一些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造成困擾。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對基層公務人員不當行為的治理，既需要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執紀，也依賴于包括權責配置、機制設計在內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持續推進。

政商關系明顯改善但問題依然存在

綜合訪談內容和問卷結果發現，目前政商關系“清”的程度有所提高，但是“輕型”腐敗和基層公務人員的不當行為仍然存在。

基層公務人員作風變化明顯

參加訪談調查的中小微企業主普遍表示，近年來基層公務人員工作作風發生顯著變化，明顯感受到了正風反腐的成效。主要表現在：基層公務人員到企業“吃拿卡要”的少了；企業到各政府部門辦事，“門好進、臉好看”，服務態度和水平有很大提升；凡是符合規定的事務都能夠順利辦理，基本不需要“送禮、請吃”，較少出現故意刁難的現象。

多數企業負責人認為，發生變化的主要原因：一是政府服務項目程序化、標準化和數字化程度大幅提高，大幅減少了一些“灰色”地帶，便民措施和機制落實到位；二是相關部門嚴格監督執紀，持續大力度地查處腐敗案件，嚴格落實問責制度，有效扭轉了基層公務人員的工作作風。

政商關系“疏”“躲”而不“親”

調查顯示，在政商關系進一步“清”的同時，一些基層公務人員卻擺出了“疏”和“躲”的態度。“疏”，是指在面對政府管理、服務企業方面已經暴露出來的弊病和問題，對民營企業因相關政策變化調整所遇到的困難，冷漠視之，無所作為；“躲”，是指刻意避免與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人員的接觸，比如執行法規政策時只運用檢查監督處罰等手段，采用自身簡便易行的方式方法貫徹落實任務要求，回避和不考慮不同行業和類型企業的現實情況。

問卷顯示，受訪企業認為到政府部門辦事困難的原因是：政策規定有空間，辦事人員僵硬理解和執行政策；不同部門的政策規定之間有矛盾，互相推諉扯皮；相關政策法規不符合實際情況，公職人員卻強行執行；沒有明確適用的政策法規，相關政府部門不給處置意見。

不當行為多有利用法規政策空間的特點

新形勢下，多數受訪企業認為基層公務人員不當行為主要表現有：執行不符合實際的規定；無理刁難，索要好處；迫使企業繳納培訓費、咨詢費、贊助費等；以無政策依據為由不辦事；要求企業幫助其親朋好友安排就業崗位，等等。從行為方式上看，基層公務人員的不當行為，明顯具有利用法規政策空間的特點。比如，頂格管理，在法規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對企業執行最高標準，對自身工作卻往往執行最低標準，如果企業達不到、等不及，就不得不做“疏通”工作，在接受有形或無形的“好處”后再降低標準執行。再如，利用政策信息和資格條件謀求利益，一些基層公務人員與所謂的“第三方”中介組織相互配合，以企業名義申請到資助和優惠，再以收取高比例傭金的方式牟利。

涉企服務中不當行為的原因分析

政府監管機制層面

我國政府部門監管企業和市場的體制機制，有效維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但是在管理精準方面還有欠缺。一是監管環節錯位，導致監管機制“空轉”。監管環節錯位會浪費大量行政資源，增加企業負擔，且造成低效或無效監管。比如，規定申請國家政策優惠或扶持資金，須開具各類證明材料，政府部門無法開具的證明材料全部壓到社區出具，而社區實質上沒有能力掌握準確情況。最后，企業只能花錢通過某些中介服務機構備齊相關材料，但中介機構欠缺核實材料的程序或能力，實質造成審核機制的總體空轉，所有環節都沒有發揮真正的“把關”作用。二是“一刀切”式監管方式，往往放過了最該抓住的薄弱環節。當某行業出現重大質量責任事故或政府考核“一票否決”事項不達標時，政府監管部門往往傾向于采取“普查”、全部停業等措施，以顯示“高度重視、應對迅速、措施得力、責任到位”。這種工作方式，即使不考慮成本和效果，也存在著分散監管力量，不利于集中力量抓住薄弱環節、突破難點的弊端。

政策執行評估和調適機制層面

基層公務人員的不當行為，是近年來中小微企業反映最為突出的問題。對比以往和當前的基層公務人員行為特點，可以發現基層公務人員發生不當行為，部分與公務人員待遇和思想覺悟水平有關，部分也與政策執行過程中缺乏評估和調適機制有關。近年來，基層公務人員的紀律規矩意識有較大提升，然而，基層政府承擔的主要是政策執行責任，在強調“法無授權不可為”、依法依紀依規的情況下，基層政府和公務人員只能做規定動作，對于法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無能為力，有時明知其不合理但只能堅決執行。

法規政策宣傳和培訓機制層面

政策機制的不透明為腐敗行為提供了藏身之所。目前，中小微企業反映的一個突出問題是法規政策的宣傳、解讀和培訓工作不到位。這個問題表現在，無論對基層公務人員還是對企業，政策解讀和培訓明顯不足，且一般都采用多種形式廣而告之，宣傳工作缺乏目標對象的精準性。問卷顯示，多數企業表示“不知道有什么政策性傾斜”，因而從未申請過政策性優待優惠；一小部分企業表示因“政策搞不懂，中介費又太高，沒有申請”。

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對策建議

從治理基層公務人員“輕型”腐敗行為和不當行為的角度看，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圍繞以下三個方面持續發力。

完善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制度

政商關系是市場經濟繞不開的一個重要問題，形成良性循環的新型政商關系，對于推動企業健康發展、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至關重要。黨的十九屆三中全會提出，加強黨對各領域各方面工作的領導，更好發揮黨的職能部門作用，推進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和國家監察體制改革。全會還提出，轉變政府職能，優化政府機構設置和職能配置，堅決破除制約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弊端。這些都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提供了機制保障。此外，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過程中，還要抓住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突出政治責任，把權力、責任、擔當對應統一起來，緊盯重點部門、關鍵崗位，著眼細節持續開展廉政教育、約談提醒、考評巡察、項目督查等工作，建立健全相關監管約束機制。

厘清權責用好問責利器

在調研訪談中，基層干部對加強監督執紀問責普遍持肯定態度，但認為有必要進一步明晰權責、精準問責。如果問責的板子“打偏或打錯”，則會降低問責制度的嚴肅性。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理順各級政府之間的權責配置關系，突出監督執紀問責和監督調查處置的重點，增強問責的針對性和可操作性，不斷凈化優化政府系統的政治生態。加強對反腐敗工作的統一領導，充分發揮反腐敗協調機構的作用，對以權謀私、貪污腐化、官商勾結等問題，嚴格落實“一案雙查”，既追究當事人責任，也追究相關領導責任以及監管部門責任，對典型問題堅決曝光，達到問責一個、震懾一批、教育一片的效果。

改進政策宣傳解讀和培訓工作

改進基層政府服務質量，減少政策執行的“灰色”空間，須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特別是針對目前該方面的薄弱環節——政策宣傳、講解和培訓，要加大工作力度，探索新的方式和機制。此外，有關政策方面的解釋，可以融入智慧政務建設，形成覆蓋全國迅捷便利的信息收集、處理和發布機制，實現政務信息的公開、準確、透明、普惠。基層政府部門在這方面應該承擔補充性責任，為有需要的企業特別是新企業、小企業，提供線下政策講解培訓服務。(郭靜 王紅艷)

[責任編輯：楊凡、于國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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