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點特稿第1115期　　外賣時速

外賣站外停滿了騎手的電瓶車。袁貽辰/攝

外賣站。袁貽辰/攝

在面積1.1946萬平方公里的天津，這間50平方米的群租房在地圖上小到難以辨認。手指摁住電子地圖不斷拉長放大再放大，才能看到一個模糊的小點。相較于天津市1500萬的常住人口，這里的9名租戶更是人口統(tǒng)計里易被忽略的個位數(shù)。

這間藏在天津河西區(qū)一個老式小區(qū)里的屋子，似乎和當下的時代扯不上半點聯(lián)系。但只有在這里住過的人知道，這間屋子是比任何統(tǒng)計和學(xué)術(shù)報告更靈敏更細微的探測器，產(chǎn)業(yè)的震動、社會的轉(zhuǎn)型、人口的流動都能在這里被感知。

這里是一個外賣站，也是一群外賣騎手的“家”。

這里住過剛離開農(nóng)村的少年、住過失業(yè)的大學(xué)生、住過國企買斷工齡的員工，也住過農(nóng)民工和下崗工人。宏大的政策規(guī)劃和產(chǎn)業(yè)興衰下，他們不斷變化謀生手段，在外賣站走走停停。有人在這里干了3年多、有人睡了一晚就走、有人跟隨“天價融資”進入外賣行業(yè)、也有人因“燒錢時代”遠去而離開。錢，是這里始終人來人往的原因。

眼下，屋子里住著來自天南海北的9名男性騎手。他們中最年長的52歲，最小的剛滿20歲。老家最近的在天津，最遠的在甘肅農(nóng)村。

在均價幾乎超過3萬元一平方米的河西區(qū)，空間寸土寸金。真正屬于他們的個人空間很少，被褥和衣服往往就是一個騎手的全部家當。但52歲的騎手黃冰更樂意把它當成一個“家” 。

齒輪

只有陽臺還保留著昔日的痕跡。那些沒人領(lǐng)走的行李和家具堆在陽臺外沿，黑黢黢的，欄桿上掛著不同尺碼的運動鞋。這里是整間屋子陽光最好的地方，年均奔襲3萬公里的外賣騎手平均一年要穿壞6到8雙鞋。運動鞋是最經(jīng)濟的選擇。

鞋底開裂、鞋面顯出污漬的運動鞋見證了這里最熱鬧的時刻。一兩年前，各大外賣平臺的“燒錢戰(zhàn)”如火如荼，動輒上億元的資金投放到了這個新興產(chǎn)業(yè)，只為爭奪市場份額和用戶。打開各個外賣App，平臺大筆補貼配送費，用戶享受著商業(yè)競爭帶來的紅利。工地、工廠、社會各個夾縫角落里的人也涌入了騎手平臺，換上一雙雙耐穿的運動鞋，最終讓騎手的數(shù)字定格在了百萬人次。

陳奇十幾年前從甘肅老家來到天津。老鄉(xiāng)要介紹這個身材壯實的小伙子去食品公司工作。到了地兒他才發(fā)現(xiàn)，那是一家貨運公司，他的工作是搬運上百斤的大箱子，如果不搬，就餓著他。后來天津的樓越來越高，他和無數(shù)農(nóng)民工成為建筑產(chǎn)業(yè)工人，在烈日和大雪天爬上腳手架，縫制著這座城市光鮮亮麗的外衣。可最近幾年，工地越來越少，茫然之中他跟人一道擠進了外賣行業(yè)，因為這里“活多錢多”。

他說自己是“一步一步被推到這里的”。多年的打工生涯讓他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渺小的齒輪，國家經(jīng)濟這臺機器晝夜不停地運作前進，舊的引擎壞掉了，會有新的補上。作為齒輪一刻也不能停。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下一次換工作”。

外賣站站長常山說，這個道理同樣適用于所有商家店鋪。當外賣產(chǎn)業(yè)蓬勃發(fā)展時，他注意到許多大商家反應(yīng)冷淡，常常讓外賣騎手一等就是一小時。反而是許多小商家積極參與，還采用了湯面分離、設(shè)計外賣包裝盒等手段，最終搶來客戶，在激烈動蕩的商業(yè)社會里存活。

盡管拋下了曾經(jīng)賴以為生的手藝，但陳奇認為，比起在工地干活，外賣騎手能掙得更多。這是他衡量工作價值的唯一標準。

今年來，外賣平臺不斷下調(diào)配送費，五毛一塊地向下降，這個男人意識到，“燒錢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外賣行業(yè)進入了新的競爭，成本控制和服務(wù)質(zhì)量被擺上了臺面。站里又一次迎來了人來人往的時刻，有人因為申訴無門辭職，有人因為收入降低辭職。一名跑單勤快的外賣騎手，因為過年期間突發(fā)急事提前下班了一會兒，被罰沒了加班的獎金，一氣之下離開了外賣站。他在這里待了3年。

呈階梯式下降的配送費暫時沒讓陳奇離開。他說自己沒有停下來的資本，在幾千公里外的甘肅老家，妻子一個人照顧兩個孩子和老人，一塊錢需要掰成兩半兒花。

52歲的黃冰也沒動過離開的念頭。在成為一名外賣騎手之前，他是國企員工。十幾年前買斷工齡后，他去塘沽拉過石頭填海，也加工過一次性打火機，始終沒能找到一份安穩(wěn)的營生。后來，給銀行做保潔的他在路邊偶遇了一群外賣騎手，一打聽收入，沒幾天他就成了外賣站里的“老黃”。

他已經(jīng)不再年輕了，日漸衰弱的身體能負擔的工作越來越少，從某種意義上講，外賣騎手這份工作讓他擁有了盼頭——干到領(lǐng)養(yǎng)老金的那天就好，多干一天，養(yǎng)老的錢就越多，老母親的病就多一分保障。

這個前后換過五六個工種的東北男人，理解那些來來往往的騎手。在他看來，把送外賣當成長期工作的人少，大部分人都奔著這個活兒靈活，干幾個月拿到錢就走。

黃冰說，幾乎每一個“老牌”外賣騎手都會有深深的焦慮感。很長一段時間，外賣站夜談的話題都是哪里的工廠在招人、薪水多少。最終，有人去了工廠，有了回了老家，也有人給他打來電話，“還是想回來，外面也沒啥意思”。

“沒人說得清楚這個行業(yè)還能好多久，這個時代變化太快了。大家也擔心這個工作沒啥技術(shù)含量，自己容易被年輕人替代。”他說。

在這個“驛站”，年輕的大學(xué)畢業(yè)生小明因為失業(yè)來送外賣，他盤算著先把信用卡的債還上，再換上西裝領(lǐng)帶回到寫字樓。站里最年輕的是張信凱和楊俊這對表兄弟。他們從河南老家輟學(xué)后，去過江蘇的工廠打工，之后來到天津送外賣。張信凱說，“干別的也是干”，送外賣相對能攢更多錢，他每月把錢交給同在天津打工的父母保管，以待來日“娶媳婦”。

在江蘇的那個自行車工廠，他被安排在一條流水線上作業(yè)，每天雷打不動干8個小時，組裝零件，偶爾還要加班，手上的活兒永遠都是重復(fù)的。這種父輩習(xí)以為常的生活，他不喜歡。

張信凱喜歡送外賣，穿行在大街小巷，大風呼呼地刮過，有一種“飛馳”的感覺。外賣騎手大多在夏日戴上護袖防曬，他不喜歡，因為“會束縛自己”。一個夏天下來，他的手臂黑得像塊炭。他說，自己感覺到了“自由”。

韭菜

送餐系統(tǒng)記錄了這對表兄弟追逐“自由”的痕跡，他們在河西區(qū)的大街小巷里穿梭，每日平均送30~40單，碰上雨雪天氣時，單會更多。時間是最大的敵人，有時正在路上跑著，一個單來了，張信凱一看，是反方向。沒轍，只能逆行搶時間。

產(chǎn)業(yè)的興盛直接喂飽了消費者挑剔的胃，人們對服務(wù)質(zhì)量有了更細化的要求。每一單的配送時間被精確到了分鐘，配送面積也越來越大。

這個小伙子說不清楚時間是何時變成自己頭上的金箍的。他很清楚，如今外賣產(chǎn)業(yè)競爭的正是效率和服務(wù)質(zhì)量。不斷壓縮的成本之下，超時會扣錢、投訴要罰款、違規(guī)會被拉黑，這個年輕人不得已頻繁地逆行、搶綠燈、調(diào)頭。他說，想干下去，沒有選擇。

他害怕接到附近小學(xué)的單。這意味著單極有可能是孩子父母給訂的。他聯(lián)系不上送餐對象，只能站在大門外急得走圈，等著慢悠悠走出來的孩子叫出外賣商家的名字。有時候放棄了，剛走沒幾步顧客追責的電話就響了，可不放棄，在這兒等上半個小時的事他也遇上過。

站里的每個騎手都有一肚子苦水要倒。有人碰上過寫錯地址的顧客；有客戶吃了餐品拉肚子反而投訴了騎手；還有騎手接到差評，發(fā)消息過去一問，對方說“自己不小心點錯了”。

陳奇剛來站里時，曾被一個居住在日租房的顧客投訴。他的獎金沒了，這個西北男人“犯了大忌”，一個人跑去顧客留的地址討要說法，結(jié)果門一開，人早搬走了，申訴徹底無門。

向上申訴大多數(shù)時候只會石沉大海。作為老資格的騎手，黃冰已經(jīng)消化了這個現(xiàn)實。用他的話說，“上百萬的騎手，每天申訴那么多，怎么可能都照顧到？”他自嘲地笑了，“而且平臺多數(shù)是傾向于顧客，顧客不訂餐哪有錢賺呢？”

在這個由騎手、平臺、顧客、商家構(gòu)成的四角關(guān)系里，有人打了個比方，“顧客是爺爺，商家是爸爸，騎手是孩子。平臺唯一能得罪的，就是騎手。”

曾有轄區(qū)內(nèi)的商家售賣“黃燜雞套餐”，可只有查看詳細的介紹才能發(fā)現(xiàn)，套餐里并沒有米飯。因為米飯售價2元，加上2元后配送費會發(fā)生變化。商家要求外賣騎手到店后通知客戶，如果需要米飯自備2元零錢。很多初來乍到的騎手不敢反抗，電話打過去，顧客劈頭蓋臉一頓罵，最后再附送一個差評甚至投訴。

還有商家接了單出餐太慢，外賣騎手決定先送其他的急單。后來，把單送去了，又得了差評。一問，顧客說，“商家可告訴我了，他們早把餐做好了，是你們不去取。”

“人性的算計、惡意太多了。”常山說，他有時心疼騎手，會補上幾十塊錢，充作被扣掉的獎金。還要轉(zhuǎn)頭在商戶面前做小伏低，生怕脾氣大的騎手把對方惹惱了。

黃冰從來不會找商家爭辯。他知道，這個活兒想做下去，不能得罪商家。他采用的方法是，到店后主動找商戶嘮嗑。那些比自己年輕不少的小老板和收銀員，他一口一個“哥”“姐”的叫著。最近3個月，他都是外賣站績效第一。

“沒有吃不了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曾在國企當過秘書的黃冰總結(jié)說。

“抗爭沒有意義，平臺是不會缺少騎手的，走了一撥兒，還會來下一撥兒。”有人說，外賣騎手就好像韭菜，一茬兒接一茬兒。

剛20歲出頭的楊俊也明白了這個道理。初期的“燒錢時代”退場后，縮減成本、不斷追求效率和服務(wù)質(zhì)量是必然的，只是，所有的代價都由騎手來承擔——最新的規(guī)定來了，為了滿足早點和夜宵的服務(wù)，外賣站的配送時間將從“早9晚10”改成“早7晚12”。

“潛伏”在各個寫字樓里的督察也多了不少。騎手一旦被督導(dǎo)發(fā)現(xiàn)沒有佩戴頭盔或穿著制服，都可能被扣錢。一次，督察和一名外賣騎手在寫字樓打了起來。這個騎手打著打著，眼淚差點掉下來。

站里“換血”的頻率變快了。站長常山注意到，很多離開的外賣騎手都開始跑眾包業(yè)務(wù)，一個人下載好幾個外賣平臺的軟件，瘋狂搶單，有時候在路上一邊開車一邊看手機。

效率壓迫著外賣騎手的神經(jīng)。為了多搶一單，浙江余姚的騎手低頭看了一下手機，一瞬間連撞兩人，最終一死一傷；上個月，上海的一名騎手因為趕時間“強行超車”，將上海急診領(lǐng)域泰斗李謀秋撞傷致死；上海市公安局交警總隊曾統(tǒng)計，幾乎每隔兩天半就會在上海發(fā)生一起送餐外賣行業(yè)的傷亡道路交通事故，外賣騎手或死或傷。

這群騎手對交通事故并不陌生，黃冰曾經(jīng)撞上了汽車，人飛了出去。胳膊腫了，頭疼異常。他對這段經(jīng)歷印象深刻，因為“誤工7天，少跑了200多單。”更多的時候，發(fā)生交通事故后，路過的外賣騎手會拍下小視頻，發(fā)到他們共同的微信群里，半響，有人回復(fù)一句，“小心”。

泥土

住在一起的9個騎手里，楊俊的單量不算多。這個年輕人向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解釋，“生活壓力越大的人跑得單越多，跑單的速度也越快。”陳奇和黃冰都是前3名里的常客。

這個年輕人還注意到，春節(jié)前是辭職的高峰。很多人只做幾個月騎手，掙夠了錢，就回家過年了。翻了年，再過上幾個月，又會有一大撥兒過得不如意、沒錢賺的人找上了外賣站，重復(fù)著往年的經(jīng)歷。

楊俊懂他們的心思，“出門在外的，誰不想風風光光回家過年。”

黃冰偶爾也會羨慕這些游子。他已經(jīng)很多年沒有回家了，當年國企改革、自己買斷工齡后，他和妻子離婚了，買斷的錢給兒子湊出了新房的首付。他回到老母親的身邊，可老人前些年腦袋摔壞了，淤血一直沒清干凈。妹妹承擔了照顧老人的職責，他定期給妹妹打錢。

年節(jié)時分妹妹一家團聚，他也不愿意硬巴巴湊過去，就上街跑活兒。“只要別閑下來，一跑起來，就不想（家）了。”他偶爾回兒子所在的城市，看到房價漲了四五倍，他“倍兒高興”，回來跑活兒的力氣都多了幾分。

這個聲音低沉、個頭壯實的中年男人不覺得自己有多苦。他說，過年時一堆騎手也會聚齊“撮一頓好的”，哪個月多掙了一些錢，他就把抽的煙從5元錢一包的換成7元錢一包的，獎勵自己。收工早了，他喜歡買各類熟食，吃不完的都塞進冰箱——那個被各類炒飯、鹵味、水果塞滿的冰箱總是滿的，都是大家買來“改善集體生活”的。廚房雖然不開伙，但微波爐完成工作發(fā)出“叮”的聲響，每晚總會在屋里響起。

他還買來薄圍巾，做成一個圍脖。夏天天熱，汗水流下來很容易浸濕工作T恤，圍脖阻隔了汗水，他的衣裳濕得最慢，換洗的頻率低了，和其他騎手也能錯開使用洗衣機的時間。

單與單的間隙里，這群騎手喜歡聚在轄區(qū)內(nèi)一條河邊。圍在一起吐槽奇葩的顧客、分享路況、交流“哪里有交警查崗”，也聊聊“路邊的美女”。50歲的老王喜歡請教張信凱關(guān)于手機的問題，他近期的目標，是要買一個好點的智能手機，送給正在上大學(xué)的兒子。楊俊則喜歡跟幾個不住在站里的騎手研究彩票，這群小年輕盼著“一夜暴富”。

跑單是最重要的主題。一旦系統(tǒng)給騎手大廳派來了單，提示音響起，“餓狼一般”的騎手會在瞬間搶走單。人群里爆發(fā)出嘆息聲、叫罵聲，張信凱喜歡那個氛圍，有時候他搶到了，別的騎手會打趣，“送完了單，晚上回宿舍開演唱會啊。”他嗓子好，騎手都愛聽他唱歌。

站里唯一的女騎手有個罹患腫瘤的女兒，夜幕低垂，她從醫(yī)院接上女兒和這群騎手打了照面。這群“除了撩妹都在一起”的騎手紛紛跟孩子打招呼，老王從外賣箱里翻出零食，笑咪咪地遞給孩子。

再過一會兒，派單的聲音響起，人陸續(xù)散了。

常山覺得，這群騎手看起來都像是生活的失敗者，但其實，每一個騎手都有夢想和希望。

就像是等待破土而出的新芽，90后大學(xué)生小明在等待機會回到曾經(jīng)的工作崗位。他剛來一個月，還是個不折不扣的“新人”。踏入外賣站之前，他在一家大型中介公司賣房。因為“不怎么會哄客戶”，他一個月也賣不出一套房子，信用卡的債越壘越高，“堅持不下去”的他打算辭職，回河北農(nóng)村老家。同事勸他，去送外賣吧，“干幾個月有錢了再回來”。

西裝革履的同事告訴小明，自己活不下去的時候也送過外賣。

小明覺得，大學(xué)生送外賣一點兒也不丟人。比起送外賣，他更不愿意回那個“一輩子都不可能有地鐵”的老家。大專畢業(yè)后，他沒再找家里要一分錢，老家的弟弟讀高中，正是用錢的時候。他知道，孩子如果能落戶在天津，“會有很大很大的優(yōu)勢”，可“壓力實在太大了”，他不確定自己還能撐多久，但眼下，他不準備放棄。

只是，他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送外賣這件事，父母“……可能……知道吧”。

23歲的張信凱渴求的，是一份真正的愛情。這個行業(yè)交友的途徑很窄，“都是網(wǎng)上認識的”。他沒辦法給女孩太多承諾，甚至連聊天、見面的時間也只能放在晚上10點下班后，“愿意等的，那就一塊兒。不愿意等的，那就沒轍。”他刻意地哈哈大笑。

他曾經(jīng)遇到過一個心動的女生。為了追求這份感情，他奢侈地請了假，放棄了全勤獎，去了他無數(shù)次經(jīng)過卻從未踏入的公園。到了夜里，兩個人還去KTV唱了歌。可沒唱一會兒，他站起身，沉默。他必須得走了，第二天還得早起上班，熬夜是決不允許的事情——開車犯困的后果往往就是車禍。

兩個人揮手告別。

戛然而止的告別是陳奇生活的常態(tài)。他的母親也在天津打工，一年到頭兩個人見面的次數(shù)用一只手都數(shù)得清。自從當上外賣騎手，他對時間和道路的感知力極速上升，和母親碰頭的日子定在下午2點到4點間。這是單最少路況也最好的時候。

每一次，他都會急匆匆地買上水果和食物，騎著電瓶車跑到母親工作的地方。兩個人各自身著工服，見了面，問候幾句。他把東西交給母親，看看手機，時間不多了，他告別一聲扭頭就走。

回去的路上，這個男人覺得，自己好像就是給母親送了一單外賣而已。可即便如此，這也是他幾個月以來最盼望、最歡喜的一單。

冷暖

陳奇曾在40多攝氏度的天氣里跑遍轄區(qū)的商家，也曾在結(jié)了冰的路面打滑連人帶車摔了出去。這些工作中的苦他并不在意，讓這個西北漢子耿耿于懷的，是來自一個小區(qū)的訂單。

因為毗鄰夜總會、KTV等地，很多服務(wù)人員都住在這個小區(qū)。小區(qū)內(nèi)許多房間打了隔斷，還有很多房子是日租房。每次送訂單去這個小區(qū)，陳奇都會緊張，敲門聲太大、外賣舉得太高、打電話吵醒了人都可能成為收獲差評的原因。連公認的“好評王”黃冰也害怕這兒，一次，他帶著外賣甚至早到了近10分鐘，結(jié)果還是得了差評。站長打電話過去一問，對方說，“他送來的時候沒有沖我笑”。

黃冰覺得，大多數(shù)的顧客都是有禮貌、好相處的，讓他想不通的是，“大家都是服務(wù)行業(yè)，按理說應(yīng)該更感同身受，更理解彼此，結(jié)果卻是這里對我們歧視最嚴重。”

外賣活兒就像一雙眼睛，讓52歲的黃冰在重新發(fā)現(xiàn)、理解社會。當了外賣騎手后，他害怕接觸的“寫字樓里的年輕人”態(tài)度一個比一個好，遇上雨天還有人給他留言，讓他慢點送別著急。再回到熟悉的低收入人群聚集的圈子，他卻覺得“不對勁”，“他們說話的語氣、看人的眼神像在看低一等的人。”

當初他在銀行做保潔時，還談了一個老伴。后來，當了外賣騎手，錢多了，老伴卻“沒談了”。

“好像我們跑外賣的沒有對社會作出貢獻，不如在超市和工廠上班的。” 黃冰是鐵了心打算干到退休，但他很清楚，就連很多外賣騎手也看不起自己這份工作。“每個人都想掙錢，都想過好日子，你們上班是為了這樣的目的，我們也是。我們到底哪里低賤，哪里不如人呢？”

接受采訪時，這個52歲的男人數(shù)次提及這個話題，他渴望外賣騎手收獲尊重，也渴望更多年輕人穿上這套制服時可以露出自信的微笑。

在這一天到來前，他的選擇是把這間50平方米的屋子當成“家”。他離開了過去的圈子，整天和這群“小年輕”待在一塊。“和自己兒子差不多大”的張信凱中午回到宿舍，吃過飯打起了盹。黃冰坐在自己的床上，邊喝茶邊看抗戰(zhàn)電視劇，他留意著張信凱手機的響聲，一旦響起就會叫他起床跑活兒。

他總是這個屋早上第一個起床的。“沒那么多瞌睡”的他早起會收拾屋子，整理廚房，看著點兒差不多了，再把這些貪睡的年輕人叫醒。

屋子里橫七豎八擺著的，除了行李還有七邊形的插線板，一個插線板能同時供10臺左右的手機充電。有人買冰棍總是一口氣買十幾根，在站里住的、不在站里住的人都能人手一根。

去年，陳奇家里出了急事，他被迫回家。臨走時，他問相熟的騎手借錢。這些同樣生活艱難的男人只問了一句話，“要多少？”

“集體生活也是好的，也是個家。”黃冰笑了，也許是太渴望有一個家了，這些背井離鄉(xiāng)、抱團取暖的男人們，不知不覺把這里當成了家。

雨天一直都是騎手又愛又恨的日子。雖然單多了，但路面水深，一不小心電瓶車就會熄火。兩年前的一個夏日雨夜，他們送餐到深夜，雨越來越大，單還是沒停。因為積水太深，放置在底艙的電池都進了水，電瓶車熄火了。站里已經(jīng)收工的騎手就騎著車一起出動，有人代替原先的騎手繼續(xù)送單，有人載著騎手回站里休息。就這么不停輪轉(zhuǎn)，最后，十幾臺車全部進水，單也終于送完，沒一個人拿到差評和投訴。

站里曾經(jīng)來過背著包、提著行李箱的“大學(xué)生”，他說自己吃不飽飯了、走投無路，想做外賣騎手。常山收留了他，早回來的騎手開始布置床鋪，他給了“大學(xué)生”100元，讓他趕緊去吃飯，別餓出胃病。這是站里的老規(guī)矩，只要是看上的人，都可以先借錢吃飯、買車、買制服頭盔，拿了工資慢慢還便是。

隔了好幾個小時，始終不見年輕人回來，他從里屋出來，才發(fā)現(xiàn)年輕人的行李都不見了。他氣得肝疼。“100元不多，有難處你說啊，你騙我算嘛事兒？”常山給年輕人發(fā)了一條微信，過一會兒，才發(fā)現(xiàn)自己已被對方刪除好友。

這樣的事兒并不是個例，可每一次有人眼巴巴地找上門時，他們還是忍不住心軟。3年多了，這里收留過東北來的下崗職工，接納過河北被淘汰的產(chǎn)業(yè)工人，也讓失業(yè)的大學(xué)生駐足停留。

新芽

很難說清這份工作到底改變了張信凱多少。這個出生于1995年的小伙子不愿再回到工廠，也拒絕接受父輩隨產(chǎn)業(yè)流動的命運。他不愿做齒輪，渴望努力掙錢，“做一個自由的人”。

也許他的自由只存在于1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那是一個外賣站所覆蓋的全部面積。

當年在工廠時，他下了班“就和一群朋友瞎玩，上班也不用動腦子。按流程做，很機械，沒意思”。成為外賣騎手后，他的生活豐富了很多。等單的間隙，他可以玩游戲、聽歌、刷視頻，甚至可以給女生抽空回幾條消息。

游戲沒有初中時那么吸引他了，當年恨不得翹課翻墻的游戲，如今他興致寥寥，“也就是打發(fā)打發(fā)時間”。

張信凱曾跟父母在江蘇生活了十來年，后又被送回老家。初中輟學(xué)后他回到了江蘇，因為自己“懷舊”。但和曾經(jīng)的老同學(xué)們見了一次后，就再沒聯(lián)系了，“他們都在繼續(xù)上學(xué)，我已經(jīng)打工了。”他說，“沒什么可聊的了”。

后來從江蘇來了天津，和工廠里的朋友聯(lián)系也漸漸少了，就像一首歌唱的“說散就散”那樣。他希望盡快攢錢，開一家屬于自己的店，積攢經(jīng)驗。

他的表弟楊俊有另外的煩惱，“出了外賣圈誰也不認識，出了天津河西哪兒都找不著”。更年輕的楊俊認為，兄弟倆真正的改變是“以前聽到加班會生氣不耐煩，現(xiàn)在聽到延長工作時間，內(nèi)心卻很平靜”。

楊俊覺得，在這個看盡人性、體察冷暖的地方，兄弟倆長大了。

30歲出頭的陳奇說自己性格變了，過去的他，和人發(fā)生爭執(zhí)，一般只說兩句后，“之后不是你倒下就是我倒下。”

如今的他，學(xué)會了低頭、不爭辯。他明白了多跑一單的意義，而立之年，他渴望獲得車子、房子和票子，改善家里人的生活。

他囑咐妻子要讓孩子好好學(xué)英語。曾經(jīng)，他接到一單，地址在一個英文廣場里的英文店鋪，他看不懂那些字母，急得發(fā)慌，也只能一個字母一個字母地按形狀比對，最后，這一單送遲了。

不過，這些故事他的孩子并不知情。他總是講起另一段故事。以前在工地打工時，他很喜歡天津的高樓大廈，想逛，奈何一直沒有時間。現(xiàn)在好了，“每天免費逛天津、逛商場、逛寫字樓、逛小區(qū)，別人還給你錢呢”。電話兩頭，他和孩子一起哈哈大笑。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本文所有人名均為化名）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楊凡、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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