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位諾獎得主在上海建了個“群”

10月31日，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上海圓滿落幕，該論壇是迄今為止在國內規模最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參加人數最多的科技盛會，僅次于瑞典諾貝爾頒獎典禮、德國林島諾貝爾獲得者大會，也是亞洲之最。此次參會的頂尖科學家中包括26位諾貝爾獎得主，8位沃爾夫獎、拉斯克獎、圖靈獎、麥克阿瑟天才獎等世界著名學術獎項得主在內的37位世界頂尖科學家。讓我們聽聽這群“最強大腦”都說了些什么。

這十張桌布為什么可以送進博物館

分組討論環節將在場的科學家們一共分為十組，每組由1-2位頂尖科學家和8-10位青年科學家組成。探討開始前，所有人被告知“沒有紙，觀點直接寫在桌布上”。

2014年諾貝爾生理學與醫學獎得主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

我們可以做測謊儀，但我們不想做“讀心術”

飛鴿傳書，老馬識途。可能人類很早就已經意識到，一些動物具有出類拔萃的導向能力。而人類本身也不乏這樣的認路高手，他們的腦海中似乎嵌入了一張地圖，無論是“前后左右”還是“東南西北”，他們都能輕松分辨。實際上，生活當中，人們的方向感是與注意力密切相關的。缺乏方向感的人其實并不是大腦某些功能的缺失，而是注意力和記憶力沒有跟上。

腦科學研究的過程中，與計算機技術的結合，常常面臨一些倫理問題。當人們特別想要解決一個問題時，他們常常會忘記道德界限在哪里。我們可以做測謊儀，但我們不想做“讀心術”。 （編者注：梅·布里特和愛德華·莫澤于2014年作為夫妻共同獲獎，后離異。）

2011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丹尼埃爾·謝赫特曼：

如果你失敗了，用不著感到羞愧

7歲那年，我得到了一件生日禮物，一把放大鏡。這不是什么高檔的禮物，但我如獲至寶。我用放大鏡觀察花朵、昆蟲，一切東西。我喜歡這個放大鏡。學生時代，老師帶來了顯微鏡。我沉浸于微觀世界。老師提醒我，夠了，也該讓別的小朋友看一看。我不肯放手。我問老師，你下周還會把顯微鏡帶來嗎？

1982年，我在電子顯微鏡中觀察到一種反常現象——他們觀察的鋁合金中的原子以一種不重復的非周期性對稱有序方式排列。這推翻了晶體學的既有概念。1984年發表研究結果后，我遭到學界權威鮑林的質疑。我沒有放棄：“好吧，他是兩度諾貝爾獎得主，但在電子顯微鏡領域，我才是專家。”2011年，我贏得了諾貝爾化學獎。

我到過中國很多地方，從哈爾濱到三亞。我發現在東亞文化中，羞恥（shame）是一個重要的概念。人們害怕犯錯，學生們認為說錯了、回答錯了是一件糟糕的事。其實，如果你失敗了，用不著感到羞愧。

2012年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得主、美國科學院院士羅納德·韋爾：

科學屬于聰明人？不，它像藝術一樣有創意

有時候人們只知道科學是獲取數據，處理數據，但其實科學非常像藝術，它非常有創意。科學與藝術一樣，都是關于創新和創造的學科。

我的父母是藝術家而非科學家。我的父親是一位作家，我母親是個演員，我來自一個有藝術背景的家庭。科學極具探索性，讓人總是處在理解的時代，這非常像藝術，藝術就是生而突破障礙。正因此，在我實施的一個生物學教育項目中，甚至聘請了一位真正的藝術家，讓她利用自己的藝術風格幫助學生理解科學中的概念和思想，減少人們對于科學的認知障礙。在我看來，教育需要科學與人文的交叉與融合。

對科學的認知障礙讓許多人覺得科學不適合他們，認為科學只屬于非常聰明的人，而非大眾能參與的。這是完全錯誤的。我認為兒童就是科學家——他們總是在探索。我真的很喜歡科學與藝術之間的交融，尤其是在科學傳播方面。

綜合 新華網智庫 澎湃新聞 文匯報 等

娃娃的科學教育怎么抓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丹尼埃爾·謝赫特曼：

要從娃娃開始重視科技創新的啟蒙，從幼兒園開始就要啟蒙。以色列的不少科技型幼兒園配有與研究機構高度類似的實驗室，我們會與孩子談真正意義上的科學，每周嘗試解決一個科學問題，取得理工科碩士學位的老師做演示，孩子們親手去操作。

拉斯克醫學科學特別成就獎得主布魯斯·阿爾伯茨：

在美國舊金山，5歲的小孩會嘗試用顯微鏡尋找泥土里面的種子。孩子可能覺得圓的才是種子，但事實上種子有很多形狀。老師不會直接給出答案，而是讓孩子去種植，通過觀察種子的生長情況，自己找到答案。

拉斯克基礎醫學研究獎得主羅納德·韋爾：

應試教育不適合培養科技人才。考試是“人造的游戲”，而科學是“真實的世界”，科學有很多未知，這注定是一個屢敗屢戰的過程。

如果你對科學感興趣，但不是班里的尖子生，你一定要堅持下去，因為我曾經也是這樣。遲早科學探索會告訴你，熱情和從失敗中總結的學習技巧比分數珍貴得多。

[責任編輯：楊凡、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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