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中國之治”有力證明了中國制度科學管用。那么，中國制度科學管用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從國情出發、從實際出發，既要把握長期形成的歷史傳承，又要把握走過的發展道路、積累的政治經驗、形成的政治原則，還要把握現實要求、著眼解決現實問題，不能割斷歷史，不能想象突然就搬來一座政治制度上的“飛來峰”。中國制度之所以科學管用，是基于合實際、合規律、合目的的制度邏輯，源于深厚的歷史文化滋養，得益于合理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本版幾篇文章對此進行探討。

——編 者

“中國之治”的制度邏輯

辛 鳴

內容提要：“中國之治”得益于中國制度科學管用，具有合實際、合規律、合目的的制度邏輯。合實際，是指中國制度符合中國歷史實際、國情實際和時代實際；合規律，是指中國制度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和制度發展規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充分發揮優勢和潛力；合目的，是指中國制度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保障人民當家作主，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成功的背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下簡稱“中國制度”）的成功。而中國制度之所以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邏輯科學管用。可以說，合實際、合規律、合目的的制度邏輯，讓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得以充分體現、制度優勢得以充分發揮、制度績效得以不斷提升。

立足中國實際進行制度選擇、制度安排、制度改革

一種社會制度要有效管用，就必須扎根本土，同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發展階段相適應。既不能急于求成搞制度上的浪漫主義、理想主義，也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指望搬來一座“飛來峰”。立足中國社會實際，在中國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上長期發展、漸進改進、內生性演化的中國制度，其鮮明特點就是合實際而適宜、合實際而管用。

合歷史實際。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以巨大的優越性，讓眾多民族和國家實現獨立、解放，登上世界舞臺。中國之所以能實現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所以能迎來曙光，就在于順應歷史發展潮流，創造性地從新民主主義革命邁向社會主義革命，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事實證明，中國選擇社會主義制度，實現向人民民主制度的偉大跨越，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推動與保障下，中國獨立自主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自力更生研制出“兩彈一星”，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讓中國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曾經十分落后的國家實現舊貌換新顏，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成為世界上有重要影響的大國。

合國情實際。社會主義中國建立起來了，但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是最大國情，也是最大實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在原本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需要上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讓生產關系更好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必須有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安排。中國果斷走上改革開放之路，創造性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逐步消滅貧窮、達到共同富裕；通過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方面和環節，不斷促進生產力發展。同時，中國堅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鞏固和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市場經濟的弊端，從而收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碩果。

合時代實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從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個發展過程不斷對制度供給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當代中國正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既對改革前各種僵化保守的體制機制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也對改革過程中曾經管用但現在越來越不合時宜的體制機制進行壯士斷腕的再改革。實踐證明，以將改革進行到底的意志與行動，不斷打破束縛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機制弊端，在實現制度與時俱進的過程中讓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國制度就會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就會進一步提高。

充分發揮中國制度的最大優勢和巨大潛力

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通過科學的制度安排把各種生產力要素集中起來，聚焦關鍵點進行優化配置，就能充分激發潛力，達到既定基礎和條件約束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上限。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也是制度發展規律。中國能用幾十年時間走過西方國家上百年甚至數百年的發展之路，創造出世所罕見的發展奇跡，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國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我國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這樣的制度安排保證中國能辦成許多其他國家辦不成的大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是我們成就事業的重要法寶。”

集中力量辦大事要有核心，這個核心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眾星捧月”，這個“月”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國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了中國共產黨這個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中國社會集中力量辦大事就有了“主心骨”、方向感、向心力；在國家治理體系的大棋局中，有了黨中央這個坐鎮中軍帳的“帥”，就能做到車馬炮各展其長。中國之所以能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不僅僅規劃5年，而且規劃30年、50年的奮斗時間表、發展路線圖，就在于長期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夠領導中國社會朝著認準的宏偉目標一以貫之不懈奮斗。當一些西方國家的政黨為討好少數利益集團而損害其他社會群體利益，為登臺執政而做不負責任許諾、提不切實際目標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始終做到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自信從容、行穩致遠，致力于為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最根本利益、最長遠利益而努力奮斗，讓一個飽經滄桑而又生機勃勃的國家在一代接著一代干、一棒接著一棒跑中實現一個又一個偉大飛躍。

心往一處想，勁才會往一處使。集中力量辦大事，形成共識、凝聚共識至關緊要。為把13億多人的思想共識高度凝聚起來，中國制度提供了中國方案。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但應看到，現實政治生活中的民主形式并不只是選舉和投票，還有協商和討論。政治的事情是眾人的事情，眾人的事情就要由眾人商量。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就能商量出共識、商量出最大公約數、商量出正能量、商量出精氣神，最終商量出治國理政大好局面、商量出改革發展豐碩成果。作為民主制度的中國創造，社會主義協商民主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的安排，讓人民群眾，讓社會各個階層各個群體都能有權利、有渠道、有機會闡述自己的意見、表達自己的訴求、維護自己的權益。當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形成合力、當中國夢這個“最大同心圓”來自眾人合力、當每一個人的意愿都體現在合力中，共識自然就廣泛形成了，力量也就充分集中起來了。

在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現代社會，不同制度的差別不僅體現在制度規則和制度程序上，更體現在制度價值與制度目的上。從一定意義上講，制度價值與制度目的決定著制度形態。中國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讓人民當家作主，其制度邏輯是勞動的邏輯、人民的邏輯。

在中國，以人民為中心不是一個抽象的、玄奧的概念，也沒有停留在口頭上、止步于思想環節，而是通過不同層面的制度安排切實體現在經濟社會發展各個環節。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執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公平正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在體制機制和政策規定中，哪里有不符合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哪里就要加快改革；哪里問題突出，哪里就是改革的重點。從全面小康一個都不能少的精準脫貧，到把不斷做大的“蛋糕”分好、讓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的共享發展，再到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的全面深化改革，背后都有社會制度的支撐，都體現著鮮明的價值導向。

讓人民當家作主，是中國制度最本質的屬性、最核心的要求、最高的價值指向。為此，不僅通過依法選舉，讓人民的代表廣泛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而且通過選舉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讓人民參與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管理，讓人民民主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不可否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徹底解放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但只要在制度安排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當家作主就有了可靠的起點和正確的方向。

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歸根結底要在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發展中實現。中國制度保證國家建設是全體人民共同的事業，國家發展過程是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過程。身處這樣制度環境中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就會被充分調動起來。這一制度邏輯讓一切社會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將推動社會生產力實現極大解放與發展。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中國制度有中華文明滋養

韓 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國制度不斷趨于成熟定型，也更加科學管用，這同它具有深厚歷史文化根源是密不可分的。中國制度源于中華文明，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立足中華大地進行創造性實踐的結晶。中國制度的中華文明滋養，可從以下幾方面來把握。

以民為本的價值取向。中國古代文明的繁榮，同政治思想中的人文精神和民本主義思想密切相關。注重蒼生黎民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某種規范性力量，成為政權穩固、國家穩定的重要保障。一些有識之士能夠懷有“保惠于庶民”、服務天下百姓的志向，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境界，以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勇氣，獻身于報國安民事業。這些價值理念，在當代中國已轉化為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文化資源，給中國制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提供了豐厚歷史文化土壤。

德才兼備的用人原則。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孟子說，“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中國古代先賢早已闡明仁政德治的重要性，指出為政者必須修身養性，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在用人時既要考慮其能力，更要考察其德行修養。用有才能的干才，才能做成事，做成大事。如果用無能的人，就會誤事。而用無德之人，即使其有些才干，也不會有好結果，因為德行上的欠缺破壞力更甚。有人會問，究竟是制度重要還是人重要？實際上，二者均重要。問題的癥結就在于，制度能否保證遴選出德才兼備的人。中國古代提出選賢用能的理念，強調德才兼備、注重道德修養，讓人和事相得益彰。這對當代中國有著重要啟迪意義，有助于我們在現代條件下探索選用人才的制度和方法。對于培養選拔干部，習近平同志指出，要堅持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任人唯賢。我們黨既堅持德才兼備的選人用人原則，把愿意為人民服務且能干事、干成事的人選出來、用起來；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決把不能干事、耽誤事特別是德行不正甚至腐敗墮落的人清除出去。這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堅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包容穩健的理政方式。中國的政治制度文化源遠流長，古代許多政治范疇，如中道、仁政、德治、用賢等在歷代政治實踐中延續發展。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正是這種“和諧則太平之所興”的包容性，保障了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發展壯大。這種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既勾勒出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形態，也體現了中華民族謹慎嚴肅對待權力的大智慧。正是受這種文化和智慧的滋養，我們黨在復雜多變的世界格局中才能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抓住發展機遇，成功避過險灘和暗礁，走出一條成功的國家治理之路。

守正創新的改革意識。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在中國古代先人看來，國家制度應該“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義大矣哉”。既堅守正道，又不斷變革，才能生生不息。正是秉持“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中國歷史上不斷進行改革變法，推動國家和社會賡續發展，實現中華文明長期繁榮。可以說，當今中國人民改革創新的意識，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深深扎根于幾千年傳承下來的自強不息、守正創新民族精神之中，是改革創新文化傳統的現代發展。

經世致用的評價導向。儒家主張修身入世，在社會發展中建功立業。從這方面看，我們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創新。中國發展為什么又好又快？中國制度為什么科學管用？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廣大黨員、干部牢記黨中央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號召，通過實干和實績書寫家國情懷，實現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

（作者為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教授）

合理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

張 波

中國制度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具有鮮明中國特色、明顯制度優勢、強大自我完善能力。它通過“走自己的路”快速發展起來，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辯證統一。同時，中國制度具有開放包容的品格，從不自我封閉，而是堅持合理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博采眾長、兼收并蓄，在交流借鑒中不斷發展完善，因而充滿生機活力，愈發科學管用。

積極學習，大膽借鑒。學習是文明傳承之途、人生成長之梯、政黨鞏固之基、國家興盛之要。一直以來，中華文明就以善于學習、海納百川聞名于世。歷史經驗表明，發展中國家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提升對外開放水平，有利于減少摸索時間，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放眼世界，積極學習。從引進生產線到借鑒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從建設開發區到發展現代農業，從發展互聯網經濟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從科技研發到文化產業發展，中國經濟發展奇跡主要源于中國人民的辛勤創造，也離不開對各國人民先進經驗的學習、吸收和借鑒。學蜜蜂采百花，問遍百家成行家。積極學習，大膽借鑒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是中國制度不斷發展完善的重要途徑。

理性選擇，擇善而從。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變革不是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實踐的再版，也不是西方現代化發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現成的教科書，必須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批判性地借鑒他人，擇善而從。中國制度從來沒有簡單照搬照抄外國經驗，而是注重科學創新和綜合運用。比如，作為現代社區工作雛形的西方“睦鄰運動”，主張積極整合社會資源為社會弱勢群體服務，注重用社區建設來減少社會弊病。我們借鑒其合理做法，根據自身實際創新社會治理體制，不斷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不斷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努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又如，發端于西方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為我國國有企業建立和完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提供了有益借鑒。再如，我們分析西方社會保障理念及福利制度的長處和弊端，提出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必須發揮兜底作用，保障全體成員基本生存和生活需要，努力建成覆蓋全民、統籌城鄉、權責清晰、保障適度的可持續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看出，在借鑒西方一些制度經驗的過程中，中國制度并沒有失去自我，而是以我為主、推陳出新。

立足本國，辯證結合。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存在和發展的土壤，照搬照抄他國制度行不通，很可能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葬送國家的前途命運。吸收借鑒別人的制度經驗，必須堅持立足本國、辯證結合，這是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體現。以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為例。中國在這方面的制度設計，打破了發展中國家對西方國家現代化的路徑依賴，超越了西方理論。前些年，新自由主義在一些西方國家的強力推動下在世界上大行其道。中國制度旗幟鮮明拒絕“市場萬能論”，既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又要求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這種制度設計理念中，市場經濟體現效率，政府調節體現公平，二者結合兼顧效率與公平。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不是說政府就無所作為，而是必須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著力提高宏觀調控和科學管理水平。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兩者關系處理得好，經濟發展就會“琴瑟和鳴”；處理不好，經濟發展就會“孤掌難鳴”。經過長期的艱辛探索，中國制度不斷完善和成熟，推動社會生產力持續快速發展，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為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穆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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