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每噸廢舊手機提取200克黃金計算,“電子垃圾之都”貴嶼每年可產黃金2噸至4噸,已接近中國黃金總產量的1%,當地甚至有“足以影響國際金價”之說

從2018年1月1日起,我國停止進口包括廢塑料、未分類廢紙、廢紡織原料和釩渣在內的24種“洋垃圾”

2012年5月31日,在貴嶼鎮的一家拆解作坊里,工人通過“燒板”將電子元器件拆解,這道工序產生的刺鼻廢氣未經過處理被直接排放到空氣中。新華社資料照片

新華社北京12月28日電(記者劉荒、黃海波)12月28日,《新華每日電訊》刊載題為《拆解貴嶼——曾以拆解垃圾聞名的粵東小鎮,如何重構未來》的報道。

改革開放拉近了貴嶼和世界的距離,率先登陸的卻是“洋垃圾”。

“家家拆解、戶戶冒煙”的場景,在這個古鎮僑鄉持續了二三十年。“要不是臟點累點,這么賺錢的事哪輪得到我們?”說這話的人知道,靠種地還得受窮。

如今,當地拆解戶陳偉揚的工廠,平均每秒鐘就能拆掉一部舊手機。一些年紀稍大點的工人負責第一道工序,動作熟練地拆出塑料、鋁殼、銅線和電路板。通過熱熔設備的熱風加熱和振動施力后,另外一些女工將電路板上松動的元器件迅速摘下,分門別類放入整齊排列的小瓷碗中。

廣東省汕頭市潮陽區貴嶼鎮,被稱為國內最大的廢舊電子電器拆解基地。每年數以億計的廢舊手機流入這里,塑料外殼被切成顆粒,加工成再生料；舊元器件經篩選和交易,或出現在深圳華強北電子市場；被“掏空”的舊電路板,送進高爐提取真金白銀……從“終點”重獲“新生”。

早在拆解手機之前,電視、冰箱、洗衣機、空調和電腦等電子產品,這里都已拆了個遍。據統計,貴嶼鎮拆解高峰年份,一年“消化”150多萬噸電子垃圾。2012年前,這些電子垃圾大部分來自海外。

變廢為寶的故事可能并不新鮮,而看到金子的眼睛卻會變紅。如果按每噸廢舊手機提取200克黃金計算,這個粵東小鎮每年可產黃金2噸至4噸,已接近中國黃金年產量的1%。

當地人還有更驕傲的說法——他們從廢舊電子垃圾中提取的黃金,足以影響國際金價。但在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區管委會副主任鄭金雄看來,這個比喻有些夸張,媒體報道貴嶼有10萬人從事電子拆解,其實也是估算的,實際沒那么多人。

產業規模的不確定折射出市場的無序,野蠻生長則使貴嶼吃夠了環境污染的苦。

烘烤電路板“燒板”時會發出刺鼻的煙霧,強酸“洗金”產生的污水隨意傾倒已導致河道盡墨……除了“電子垃圾之都”,經國外媒體報道渲染,貴嶼還被貼上過“全球最毒之地”的標簽。

雖然早在2005年,貴嶼鎮就已被列為國家第一批循環經濟試點單位,但真正發力整治拆解行業,著力修復生態環境卻是在2012年。兩年后,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投入使用,1243個電子拆解戶組成的29家公司和218個中小塑料造粒戶組成的20家公司,一并搬遷入園,接受統一監管。園區之外,嚴禁私自拆解和交易。

鐵腕治污之下,環境污染得到遏制,產業發展更加有序。不過,鄭金雄等管理者認為,搬遷入園或為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權宜之策。重構貴嶼的未來,電子拆解并非優先選項。

上圖:2012年6月1日,進入貴嶼鎮中心的主干道上,回收拆解廢舊電子電器的招牌鱗次櫛比。下圖:2016年5月17日,在與上圖同一條道路上,過去密集的招牌已被全部清除,取而代之的是打擊在園區外非法拆解電子垃圾的宣傳條幅。新華社記者 梁旭 攝

消失的“貴嶼味道”

走進貴嶼小鎮,街頭小樓林立。偶有幾戶人家的外墻高處,還有LED廣告牌閃爍,循環顯示“收購鈀粉”之類的廣告。這些自建的三層小樓,多被冠以“明德樓”“安豐樓”“承輝樓”之類的名號。

按潮汕傳統習俗,除了主人名字外,也會把建房出錢最多的兒子的名字,一起加到樓房的名號中,祈求后人福壽綿長、財運亨通。

當地人告訴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過去都是一樓當作坊搞拆解,二三樓住人過日子。因為有拆解電子垃圾這個行當,家家戶戶才蓋得起樓。

當年的廢舊電子電器大都來自境外,拆解利潤相當可觀。一心想著賺更多錢的農民,對刺鼻難聞的氣味早已習以為常。直到外地人嘲諷說,閉著眼睛都知道到了貴嶼,他們好像才回過味來:再這樣下去,樓上的名號和子孫的未來就徹底失聯了。

如今,一個占地500畝的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正在改變這座垃圾小鎮的生活,當地人指望它能消除飽受各界詬病的“貴嶼味道”。

一道玻璃墻擋住了嘈雜的金屬敲擊聲,輝華機電拆解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偉揚坐在辦公室,一邊抿著茶,一邊盯著監控器。

這位精明能干的資深拆解戶,面對記者提問,極少直接回答“是”或“不是”,嚴謹如其發型一樣紋絲不亂。但在環保問題上,他肯定地表示“不想再回到過去”。

2014年底,陳偉揚成為首批入園的企業主。和多數拆解戶一樣,他也有抵觸情緒,畢竟入園后要付出更多成本。不過,發生在眼皮子底下的污染更讓他清醒,“戶戶點火村村冒煙”的生產模式已走到頭。

2001年,陳偉揚大學畢業,從拆硬盤開始,一步步發展成為當地拆解行業的領軍人物。一百多人的工廠,每天僅手機的拆解量,就能達到4萬部。前幾年高峰時,一天甚至可以拆掉7萬部。

據他回顧,貴嶼電子拆解行業經歷了三個階段:用煤炭生爐子“燒板”,工人在嗆人的味道中工作；裝上簡單的抽煙管道,煙霧通過煙囪外排；入園之后,拆解產生的煙氣統一收集處理。

其實,外界常提及的“貴嶼味道”,既有電路板樹脂基材遇高溫產生的煙塵和刺激性氣體,也有酸洗電路板上的貴金屬時強酸泛出的酸性氣體,還有焚燒無法利用的電子垃圾和廢舊塑料時產生的濃煙。

這種用“19世紀的工藝處理21世紀的垃圾”的拆解方式,使貴嶼小鎮變得滿目瘡痍,昔日的發財夢終被噩夢取代。

圖為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內的拆解現場。黃海波攝

由汕頭大學醫學院教授霍霞等人發起的調查表明,貴嶼當地兒童和新生兒生物樣本中,鉛、鎘、鉻、錳等重金屬的水平明顯高于對照人群。

2012年,還在貴嶼鎮政府上班的鄭金雄和另外一位干部,爬上一家酸洗戶的樓梯去排查。只聽見“嘎嘣”一聲,雙雙掉入梯子下面的酸水池里。兩人飛快地爬出水池,顧不上周圍有沒有人,直接脫掉衣褲找水沖洗……

貴嶼鎮黨委書記趙少雄當時也在現場,回憶起這一幕至今后怕。在搬遷入園之前的“解毒”行動中,他常被酸水味嗆得喘不過氣；因為常踩到被酸液腐蝕的地面,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報廢一雙鞋。

貴嶼是潮陽區中唯一設立環保分局的街鎮。環保執法隊員莊文強的日常工作,就是處理對私自拆解的舉報。據他回憶,2012年整治拆解行業時,沖突常有發生,有拆解戶因毆打管理人員被判五年。現在沖突較少,有人想不開的話,就叫在一起喝茶。

在莊文強記憶中,小時候還能在附近的北港河里摸到魚蝦,但已經不敢吃。再到后來,河水變成了五顏六色。

北林社區曾是貴嶼“燒板”和酸洗最集中的地方。行走在街巷深處,除了偶爾從高墻鐵門內傳來的響動,很難與當年煙霧繚繞的場景聯系起來了。

20歲出頭的李成林,在北林社區一家洗車店邊喝茶邊抱怨。空氣質量確實好了,“貴嶼味道”沒了,可生計也沒了。許多像他一樣的本地人,如果離開了拆解行業,只能到外地務工。

華美社區曾是貴嶼另外一個拆解集中點。在華美中學門口,有一條寬約三米的排污溝,從老連江出來,泛著白沫流經鎮政府門前。

來自貴州的小伙子吳天明,每天早晚都在這支起煎餅鋪子。這位“煎餅小哥”指著身后水溝說,臭是臭,但比以前好多了。趙少雄也承認,排污溝確實很臭,下面淤泥沉積了十幾年,但都是生活污水,與電子垃圾無關。

鎮上也曾考慮用暗管代替明溝,集中處理生活污水,無奈效果不好,“當地老百姓講究風水,你在人家房屋下面接根管子,相當于房子在拉稀”。

這條排污溝已通到新建的污水處理廠,全部完工后,每日可處理4.5萬噸污水。

除了生活污水處理,省里對貴嶼的環境整治提出了20多項任務。目前,北港河經修復后,淤泥中的污染物能被有效固定在處置單元中,基本無滲出風險；龍港、渡頭2個村(社區)共96畝基本農田,經過4種技術修復,農產品中的重金屬含量達到國家食品衛生標準；聯堤社區共116畝被酸水污染的土地,也已完成修復驗收。

這些舉措正在慢慢修復飽受污染的小鎮。一個月前,聯合國副秘書長埃里克·索爾海姆在上海一次會議上特別提到:“‘世界電子垃圾傾倒場’貴嶼鎮,在實施‘禁廢令’以及一系列相關舉措之后發生了蛻變,其壞名聲成為歷史。”

“環保部門下來檢查,不打招呼,直接到任務點去看。”得益于政策的剛性執行,趙少雄對貴嶼的環境質量有了更大的信心,“媒體的報道也趨于中性,肯定了進步的一面。但貴嶼的治污絲毫不能放松,否則將前功盡棄。”

垃圾不會說謊

紐約市史坦登島上的佛瑞坑垃圾場,掩埋著這座城市過去幾十年丟下的垃圾。將這些垃圾分層挖掘出來,足以管窺美國人不同時期的生活方式……美國作家拉什杰和默菲合著的《垃圾之歌》一書中,通過這項名為“垃圾計劃”的研究,揭示出不同時期美國人對于不同種類肉食的興趣、對于飲酒的態度,甚至對于避孕方法的偏好。

垃圾不會說謊。它是人類生活方式的見證,也隱含著人們的行為密碼。就連李昌鈺這樣的頂級大偵探,也不會放棄從犯罪現場的垃圾桶中尋找線索。

如果把垃圾作為一把標尺,同樣可以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水平。上世紀80年代,我國制造業快速發展,為了緩解原材料供給不足,大量廢紙、廢塑料、廢五金等固體廢物被進口到中國。公開資料顯示,從1995年到2016年,我國每年進口的垃圾數量從450萬噸增長到4500萬噸。

根據《巴塞爾公約》,電子垃圾屬于有毒物質,相關貿易必須受到監管。中國在加入《巴塞爾公約》之后,電子垃圾就得到了較強控制。

但在趙少雄的印象中,從20世紀80年代起,來自國外的廢舊電池、手機、電腦、打印機等大量電子垃圾,仍在通過各種非法渠道進入貴嶼。

貴嶼南瀕練江,河流交錯地勢低洼,經常遭遇水困。改革開放之前,一批為生計所迫的貴嶼人,輾轉到外地收購雞毛和塑料拖鞋,這里漸漸成為舊貨集散地。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出現舊電子設備的拆解生意。

最先拆解電子垃圾的不是貴嶼人,而是來自浙江、安徽那些“有技術”的外地人。當時“洋垃圾”拆解“賺錢容易”,貴嶼很快形成一條回收、拆解、加工和銷售電子垃圾的完整產業鏈。

時至今日,貴嶼拆解行業仍有不少于20%的業務掌握在外地人手中。拆解成為貴嶼的支柱產業,也是當地人最主要的收入來源。

從2018年1月1日起,我國停止進口包括廢塑料、未分類廢紙、廢紡織原料和釩渣在內的24種“洋垃圾”。

貴嶼人率先從“洋垃圾”中掘得財富,也率先感受到“洋垃圾”“退潮”后的寒意。主拆手機的陳偉揚,至少有3年時間沒有大量拆過“洋貨”了。再往前幾年,陳偉揚的公司只拆“洋貨”,瞧不上“國貨”。進口電子垃圾的元器件質量和貴金屬含量,要優于國產。

外來的電子垃圾少了,國內市場淘汰的舊貨順勢“接棒”。

眼下,即便是擁有正規資質的企業,要將電子垃圾運進貴嶼,也要經過幾道檢查站,而且必須在園區內進行交易。于是,占地86畝的集中交易裝卸場,成為觀察貴嶼拆解行業的重要窗口。

裝卸場保安李志安來自四川達州,在貴嶼待了20多年。據他觀察,每天約有五六十輛重型卡車開進來。“‘洋垃圾’沒有了,國產的拉都拉不完。”保安說這話時,眼神里還沒放松警惕。

事實上,每輛車按照載重20噸計算,貴嶼如今的拆解量和高峰時期已經相去甚遠。

“現在進口的非常少,海關不讓弄。”一旁趴活的裝卸工李山虎湊過來搭話,“這里生意還是很好,這些車早上開過來,下午就能賣完。”他指著院子里一輛正在卸貨的大車說。

說到興奮處,他還把裝卸場老板的電話號碼告訴記者,“要做這一行,可以找他幫忙”。為了證實誠意,他掏出了身份證。

陳偉揚是貴嶼最大的二手元器件供應商。經過認真篩選,各種型號的拆解件,被運往電子賣場和手機維修店。比起電子垃圾姓“洋”還是姓“土”,他更關心元器件的價格變化。

貴嶼的廢舊手機元器件貶值速度,和市場上手機更新速度成正比。除了供應商,經營元器件的散戶也要和“摩爾定律”賽跑。

午休時間,擁有300多個商鋪的貴嶼電子市場,生意顯得比較冷清。郭財松低著頭,用一把牙刷仔細刷著黃豆般大小的電子元器件——俗稱“鐵帽仔”。

他抬頭看一眼,舉起手里的“鐵帽仔”說:“這個叫什么名、有什么用,估計市場上沒人能說上來。我們只看編碼,按著客戶發來的編碼,對上了就能賣錢。”

運氣好時,一個二手“鐵帽仔”能賣500元,不過這樣的機會現在并不多。郭財松已積壓數千個“鐵帽仔”,最老的已有12個年頭——當時手機市場還是諾基亞的天下,一年后才有蘋果手機。

在貴嶼電子市場,郭財松正在挑揀”鐵帽仔“。黃海波攝

數以千計的“鐵帽仔”占著郭財松40多萬元的資金,靜靜地躺在小店鋪中等待客戶上門。即便如此,隨著進口電路板減少,郭財松能收購到的優質“鐵帽仔”越來越少,他有時會花高價購買新貨。

“實話實說,前幾年拆下的進口‘鐵帽仔’,也比現在國產的質量好。”郭財松語氣肯定地說。

垃圾產業不等于“垃圾產業”

總投資超過20億元的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去年稅收3000萬元,看上去回報率并不高。但搬遷入園之前的2011年,貴嶼電子拆解和廢舊塑料回收加工的產值接近37億元,彼時全鎮稅收僅有900萬元。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富民產業,就是收不上來稅。有時候你去收,他就跑到稅率較低的地區給你弄張稅票。”趙少雄為此頗為苦惱。

稅收沒貢獻,污染的板子卻要管理者來挨。這位鄉鎮黨委書記,曾因北港河污染被誡勉談話。鄭金雄也坦言,有一位上級領導直接提出,“你貴嶼就別再搞這個產業啦”。

這里的基層干部則提出,拆解行業發展這么多年,涉及全鎮大部分人的就業,既是環保問題、產業問題,更是民生問題,不可能“一刀切”就給關了,只能疏堵結合治理。

“當時這么一反映,估計領導心里不高興,但也不再表態。”趙少雄回憶說。

管理成本要提高,環保投入要追加,部分入園企業頗有怨言。鄭金雄認為,不能穿上了西裝還說穿拖鞋的話,老路回不去,只能向前看。

為尋求轉型升級,園區管委會主導組建了拆解“國家隊”——TCL德慶環保發展有限公司,其工藝流程和環保措施更加符合國家標準。

“國家隊”很快貢獻了貴嶼絕大部分的稅源。公司總經理朱福蓀卻叫苦不迭,希望能降一點稅,獲得更多的政策支持。

2012年7月,國家稅務總局等六部委聯合印發《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征收和使用管理辦法》,將“四機一腦”(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房間空調器、微型計算機)納入首批基金補貼范圍。

受政策鼓勵,TCL集團和貴嶼當地一家企業共同創辦了TCL德慶環保,并從2013年年底開始領取國家補貼。這家處理垃圾的環保企業,核準處理能力5萬噸,折合120萬臺套。

頗為尷尬的是,TCL德慶環保的“補貼糧”,吃了兩年就斷供了。“到目前為止,一共‘拖欠’了我們大約2.9億元。”朱福蓀說。

圖為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內的拆解現場。黃海波攝

針對基金延遲撥付問題,生態環境部相關負責人此前曾公開回應,基金本身不足與審核程序復雜是主因。

據朱福蓀分析,回收處理基金由生產企業繳納,標準是根據市場存量和產品使用壽命測算出來的。但這個繳納標準低估了國內消費者對于電子產品的更新速度,導致收支平衡被打破。

補貼不到位,拆解“國家隊”的日子就不好過。目前全國109家擁有拆解資質的企業中,只有81家尚在運營,且只維持最低的開工率。

陳偉揚對“越吃越瘦”現象不予評論,只是幽默地表示自己是“農村戶口”,對方是“城市戶口”。

2015年某個時間段,陳偉揚發現流入貴嶼的舊手機突然減量。隨后,市場傳聞已經有手機拆解企業拿到了國家補貼,開始大量囤貨。

政策和市場產生的價格波動,都能波及陳偉揚這樣的微觀主體。這位和電子垃圾打了近20年交道的拆解戶感慨說,競爭一年比一年激烈,但年年都在堅持。

和他差不多年紀的貴嶼人,許多屬于“拆二代”。他們之中,有些去了深圳華強北電子市場,但是不再倒騰二手貨。有些去了更遠的地方發展。這位精明的本地商人正在謀求轉型。如果順利的話,搬遷入園后空置的4000平方米老廠房,將改做內衣生產。

由于貴嶼周邊鄉鎮有內衣產業分布,過去數年間,大批拆解戶轉到了內衣生產。拆了多年硬盤的王迎娣和郭偉民夫婦便在此列。兩人共同經營的內衣廠,距離循環產業園不到5公里。

2010年,郭偉民將一批舊硬盤拆完后放置在樓下倉庫里,結果在夜里被盜,損失近20萬元,一下子就沒有了本錢。

郭偉民自稱是郭子儀的后代,所在村大部分人姓郭。他操著一口生硬的普通話說:“要是沒有被偷,可能我還在拆硬盤呢!環境治理好一點,拆解其實是適合我們中國人的,講究勤儉節約。”

“我們不能再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了。”天色漸黑,趙少雄還要趕往40公里外的區里開會。他聲音沙啞,身體疲憊地“陷”進沙發。

貴嶼鎮正在積極引入一家大型環保企業入駐產業園,用市場化手段運作這個產業。按照設想,到時政府主要做好服務,抓好稅收。

此外,按照規劃,目前散落在園區之外的眾多塑料分揀企業也將實行入園管理；服裝產業尤其是內衣生產加工,會成為貴嶼突圍的重要方向,與之配套的產業園正在建設中。

無論對一鎮,還是對一國,垃圾總要有人來處理。已依賴電子垃圾30多年的貴嶼,在“垃圾產業”還是“環保經濟”的糾結中,已走上產業重構之路。(文中部分采訪對象為化名)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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