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40多支援鄂醫療隊3000多名醫護人員返程。

“謝謝你們，為我們拼過命！”武漢普通市民的這句話道出了所有人的心聲。白衣執甲，逆行出征，他們是這場戰爭最大的功臣，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

“一個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民族才會有希望；一個國家多一些為人民利益而忠誠守望的人，國家才會有希望。”

3月16日上午，張博文在工作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這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的名言，她想用這句話對戰“疫”以來身邊同事的無私奉獻表達敬意。作為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援鄂護士，此時她來到武漢已經51天了。戰“疫”的日子里，除了最忙的幾天之外，張博文都保持了寫工作日記的習慣。

50多天中，張博文從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轉戰武漢東西湖客廳方艙醫院，再到光谷方艙醫院，直到3月6日光谷方艙正式休艙，張博文和她的同事們一直戰斗在抗疫第一線。

據統計，疫情發生以來，援漢抗疫的醫護人員超過4.2萬人，其中像張博文一樣的護士超過2.86萬人，占醫療隊總人數68%，在對患者的救治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說星星很亮的人，是因為你沒有見過護士的眼睛。”一位被治愈的新冠肺炎患者曾含著淚說，“護士們的眼神，給了我活下去的希望。”近日，本報記者跟蹤采訪了前往武漢支援的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山東援鄂醫療隊、福建援鄂醫療隊的8位護士，記錄下他們在戰“疫”中的感人故事。正如張博文在日記中所寫：“我的同事里許多人有著柔弱的肩膀，但卻是最勇敢的戰士。”非凡之路，始于平凡。每一位無懼風險戰斗在一線的護士，都值得我們感謝、尊重和銘記。

高文博：

“支援武漢，我第一個上”

“當我知道武漢疫情開始嚴重的時候，我就跟科室領導請戰，支援武漢，我第一個上。”回憶起當初報名戰“疫”的時候，高文博對本報記者說，“1月26日我們醫院第一批援漢醫療隊出發，名單里卻沒有我。當時我一下急了，趕緊去問領導。怎么不派我去呢？我是男孩，體力好，急危重癥專業出身，我最合適不過了！”

高文博是北京中日友好醫院的一名男護士，在武漢援助的他先后在東西湖客廳方艙醫院和光谷方艙醫院參加救治工作。1990年出生的他性格陽光開朗。談起單位沒有派自己參加第一梯隊的原因，高文博說：“我有哮喘，領導有點不放心。但最后他們還是拗不過我的堅持，所以我這不是來了么。”

在援漢最初的幾天里，哮喘成了高文博必須克服的難題。

“最早穿上防護服的那幾天確實很憋，頭一直懵懵的。”高文博說，“密閉式的防護服非常重，我的體力流失很快。防護服里空氣流動緩慢影響呼吸，真的很難受。”

為了盡快適應，高文博開始自己想辦法：“每天我都會在鼻子上抹薄荷膏，這樣能幫我盡量保持清醒。”

工作時，護士和患者們的互幫互助，讓高文博感受到了最樸實真摯的人性。

“我們方艙有個阿姨，由于年輕時用涼水洗衣服，手裂開了口子。入駐方艙時匆忙，沒有帶護手霜。我看她的裂口一直很疼，就把自己的護手霜給了她。”高文博說，“阿姨知道我跟她的孫子年齡相仿，對待我就像對待自己的親人似的。她每天都會到艙里護士站看我，叮囑我要戴好口罩做好防護，還幫我整理護目鏡和帽子。”

醫患的親密關系讓高文博非常感動：“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覺得特別地自豪，整個中國都在戰斗。有時候堅持不住了，我就會跟自己說，堅持到最后就能看到希望！”

孫康杰：

“31號病人，能動了！”

“我護理的病人本身也是一名醫生，他是在工作中不幸感染。”孫康杰對本報記者說，“在房間里看著自己的戰友渾身插滿管子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心里很不是滋味。”

孫康杰是中日友好醫院西醫婦科的一名護士。“我媽媽是護士，2003年非典時就戰斗在一線。現在又和我一樣戰斗在抗疫一線。”孫康杰告訴本報記者，“我的家人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勇氣。”

3月初，孫康杰和常年在ICU（重癥加強護理病房）工作的張亞蘭護士一起，在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參與危重癥病人的護理工作。31床的病人——一位外科醫生，是她此次護理的重點對象，大家都稱呼他為31號病人。

孫康杰說，“3月3日，31號病人轉到我們病區。剛見到他的時候，他身上插著各種機器，比如ECMO（人工肺），此外他身上還有CRRT（血濾機）、心電監護儀、還有一些輸液管……我們幾乎把所有重癥病人能用的設備都用上了。”

ECMO+CRRT是危重癥治療領域的“重型武器”。這一武器可以部分替代患者已被病毒蠶食的雙肺，并為其清除體內毒素，為進一步治療爭取時間。然而“重型武器”的使用，對醫護的要求都極高。由于儀器對患者的呼吸、循環、凝血、電解質等諸多方面都會產生影響，運行過程需要十分嚴格的監測。孫康杰和張亞蘭為31號病人每4個小時進行一次抽血、查血氣，同時還要對他的各個穿刺管路進行維護并為他翻身、吸痰等護理。

“我顧不上害怕自己在護理過程中被感染，”孫康杰說，“就是希望他能快點好起來。”

3月8日，31號病人醒來，孫康杰喜出望外：“他的眼神中透著光，那是生命的能量。”

孫康杰輕輕握住他的手:“前兩天，我就想和你說說話了，現在你的狀態很好，要繼續堅持！很快你就可以回家了，為了孩子，你一定要堅持住！”這位病人眼角泛淚點了點頭。

“幫他整理生活用品的時候，我看到了他的家人送來的照片和畫。其中有他和妻子的結婚照，上面寫著‘老公，我愛你，等你回家’，還有女兒畫的全家福，上面用稚嫩的字體寫著：‘爸爸我們愛你！等你平安歸來！爸爸加油！’”說到這里，孫康杰有點哽咽，“其實我也想念在北京的孩子，沒有人不想回家，但我是護士，這場戰役，不能少了我們。”

在孫康杰和同事們的治療、護理下，31號病人身體漸漸能小范圍活動了，也能簡單說話溝通了。3月9日，孫康杰寫下一首小詩：

“我祝福你，31床，

也祝福每一個病人，

烏云散盡，

就會感受陽光。

感受生命的力量，

我們與你們同在！”

呂蕊：

“請把你的后背交給我！”

“小心領口，請拉下帽子往里卷……”2月15日，武漢客廳方艙醫院“出口班”的護士們正耐心地給要下班的醫護人員脫防護服。

在這里，護士們的日常排班分為“出口班”“入口班”和“責任班”等。“責任班”的主班主要是處理醫囑和協調艙內工作。“入口班”是幫同事們穿防護服并檢查紕漏。“出口班”就是負責幫助下班后的醫護人員脫防護服。

“這個工作很重要，容不得一點馬虎，要保證同事們的絕對安全。”在“出口班”工作的護士長呂蕊對本報記者說，“聽上去很簡單，但一個班上下來50多個人，包括保潔、保安、警察、醫生和護士。平均每個人脫防護服需要5到10分鐘。脫防護服的過程是最容易感染的，因此需要聚精會神地觀察，五六個小時下來，你就會累得筋疲力盡。”

呂蕊是山東省淄博市博山區醫院ICU病房的護士長，2月6日，她參加山東省援鄂醫療隊奔赴武漢參加戰“疫”。在客廳方艙，她認識了許多新的朋友，有一位護士的故事讓她非常感動。

“我最佩服的是中日友好醫院的張洋護士長，她曾對自己的護士們說過一句話，‘我是怎么把你們帶到武漢的，就會怎么把你們帶回北京。’”呂蕊說，每一次張洋都是最后一個進場，最后一個退場。因為她要把每個隊員的防護服都檢查一遍，有些時候即使不是她的班，她也會來到醫院入口，看著隊員們一個個整齊穿戴好，從醫務人員通道走進去。

“她很瘦小，但在我眼中，她的身影無比高大，”呂蕊說，“有一個影片里的一句臺詞令我印象深刻——‘請把你的后背交給我！’這也是我想對隊友們說的話。使命所在，責無旁貸，我要為大家做最靠譜的守門人！”

林璐：

“能來武漢戰‘疫’真的很驕傲”

被問起為什么要報名前往武漢戰“疫”時，1993年出生的林璐告訴本報記者，“我是一名護士，更是一名黨員。”

林璐是福建省龍巖市第一醫院的護士。在2月15日晚的寒風中，她跟隨第九批福建省援鄂醫療隊抵達武漢，開始了自己的戰“疫”征程。

“我的主要工作是對患者進行基礎護理、生命監測和病情觀察。”林璐說，“此外，還有心理護理。心理護理其實很重要，病人們剛進方艙時或多或少會因為環境陌生而緊張。這就需要我們為他們做心理輔導，替他們樹立信心。信心是戰勝新冠肺炎的強大武器。只有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治愈，那么治療工作才能更順利。”

在林璐負責的患者中，有一位“90后”，他在住院的時候主動要求當志愿者，幫醫生們搬運一些中藥及各種生活物資。

林璐說，“后來他出院了，還給我們寫了感謝信，他甚至還記得我的名字。讀到感謝信我真的好開心。很多病人都像他一樣，很暖心。”

幾天前，林璐2歲的小兒子給她錄了一個視頻，胖乎乎的小男孩在視頻里對著媽媽比劃了一個勝利的手勢，奶聲奶氣地說：“媽媽加油，叔叔阿姨們加油，武漢加油！”林璐的眼睛濕潤了，她把這個視頻分享給自己的同事們，大家都很感動。

“我覺得能來武漢戰‘疫’真的很驕傲。來之前也有焦慮和緊張。但是來自家人和四面八方的支持，讓我感到安全、充滿力量。”

晉瑞婷：

“你們是我們的護士媽媽”

“‘有時去治愈，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這是醫學界一句名言，來到武漢后，我終于對它有深刻體會了。”說這話時，晉瑞婷正在房間里整理隨行物品。隨著武漢各個方艙醫院的關閉，作為中日友好醫院援鄂醫療隊一員的她，也正式轉入修整待命狀態。

她對本報記者說，疫情情況正在好轉，等到疫情結束，自己最大的愿望是和戰友們好好再聚一次。到時候大家都不戴口罩，可以互相好好認識一下。

“雖然我們都在同一個方艙醫院里工作，但是彼此還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晉瑞婷對本報記者說，“援漢的1個月，我們每天在一起工作。每一個人的聲音、眼神彼此都熟悉，就是看不到彼此的全部面容。有一次一個同事在微信朋友圈里發了張不戴口罩的照片。我翻到了，覺得很陌生。我用手把照片中人的鼻子和嘴巴捂上，只看眼睛，一下就認出來是誰了。”

在方艙工作的日子里，最讓晉瑞婷感動的是一件小事。“我們的艙里有一位11歲的小朋友，我們會經常給他帶一些零食。”晉瑞婷說，“有一次我給大家帶巧克力，先給小朋友發，然后發給叔叔阿姨們。分到一個50多歲的阿姨的時候，她握住了我的手說：‘她是小朋友，我們是大朋友，你們是我們的護士媽媽！’聽到這句話我一下就哭了。我覺得這次來武漢，真的值了！”

回想自己1個多月的戰“疫”經歷，晉瑞婷覺得，方艙醫院里面發生的一切告訴自己一個道理：在全民戰“疫”中，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定位，每一個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么。

晉瑞婷說：“我們醫院1000多位護士，幾乎都報名了支援武漢。雖然最后不是所有人都能來，但是我們的心始終在一起。”

劉穎：

“像當年前輩呵護我們一樣呵護小朋友”

“新冠肺炎導致血氧下降，血氧低于93%就很危險了。”劉穎對本報記者說，“在方艙做護理工作，測量患者血氧是重中之重。”

“90后”的護士劉穎是北京援漢的護士之一，2月4日，她跟隨第四批國家緊急醫學支援隊來到武漢，先后在客廳方艙和光谷方艙開展護理工作。

“我當初報名是瞞著家里報的。”劉穎說，“我出發前臨上車的時候才跟我媽說了支援武漢的事。”出發前，劉穎特別囑咐家里的弟弟妹妹照顧好父母。

2月7日，劉穎過了一個非常有紀念意義的生日，這是她的30歲生日，在武漢的方艙醫院度過。

“過生日那天我們準備進艙了，在做進艙前的最后訓練時，我媽媽給我撥了一個視頻電話。”劉穎說，“我媽說，大閨女今天過生日了，我知道你們剛去條件艱苦，只能泡面當長壽面，等你回家了，媽媽再給你好好過個生日。說完她就哭了。我的同事們就在視頻里勸她說，阿姨放心吧，我們都在劉穎身邊，大家都挺好的。”

在劉穎負責的艙里，有一位10歲的小朋友，和媽媽一起住進方艙。看著他天真無邪的樣子，劉穎就會想起17年前上小學時經歷“非典”卻并不緊張的自己，因為當年前線醫護人員的拼死奮戰，自己的生活離病毒很遠、很安全。

“那時就覺得好像放了一個長長的假。”劉穎說，“很高興現在自己可以像當年的前輩呵護我們一樣呵護現在的小孩子。”

劉毅敏：

“我見到的是醫患關系和諧的場景”

“我工作10多年了，工作中經常會遇到患者的不理解。”劉毅敏對本報記者說，“可是在方艙醫院沒有任何的不理解，患者非常配合我們的工作，我見到的是醫患關系和諧的場景。”

作為北京援漢護士，劉毅敏已經在戰“疫”前線工作1個多月了。她給記者講了一個小故事。

在方艙醫院工作期間，護士們需要定時給患者完成采血工作。但是身穿笨重的防護服、帶著雙層手套和護目鏡，護士們進行采血扎針的精細操作時非常困難。

“因為裝備的原因有時看不清，動作也不穩，扎錯針的可能性很大，當時我很擔心患者會生氣，結果發現我的擔心是多余的。”劉毅敏說，有一位年齡很大的阿姨在采血的時候對她說：“姑娘，你放心扎吧。我知道你不容易，你一針扎不準就扎第二針。”

“這個時候我心里覺得很溫暖。”劉毅敏告訴記者，那位老阿姨對她說，希望自己可以盡快好起來，這樣護士們就能早點結束工作，盡快和家人團聚。

“聽到這么暖心的話，心里真的很感動。”劉毅敏說。

在長達6小時的時間里，穿著厚厚的防護服，戴著沉重的護目鏡，兩層口罩在防住口鼻的同時也阻礙了呼吸……這就是方艙醫院護士們的日常工作狀態。為了節省防護服，入艙前大家不喝水也不吃東西，這樣可以不用在中途上廁所。為了以防萬一，每個人的衣服里都墊著紙尿褲。四五個小時后，口罩的帶子勒到耳根的肉里，勒得耳朵生疼、顴骨脹痛。衣服厚重、呼吸不暢、汗流浹背、體力流失，就是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護士們一直在認真工作，沒有一個叫苦叫累，沒有一個輕言放棄，沒有一個做了逃兵。有一次，劉毅敏被護目鏡的含氯消毒劑腐蝕了眼睛，劇痛讓她的左眼長達一個小時無法睜開。這個時候她的心中卻只有愧疚：“如果我一個人掉了隊，那就會加大其他同事的工作量，那樣會很對不起他們。”

努力和堅持換來了收獲。很快，第一個治愈出院的病人出現在了劉毅敏負責的班上。“是一位45歲的男人，出院那一天，他手拿著出院單，走路步伐都是雀躍的，我真替他高興。”劉毅敏說，“我想他出去以后看到春天已經來到，心里一定特別開心。”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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