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長期匯率水平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短期波動則更多取決于信息、政策變化和市場情緒影響。盡管今年國際環境復雜嚴峻，充滿挑戰，但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出口向好形勢仍然存在，支撐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基石依然牢固

近日舉行的全國兩會釋放出許多信號，如不設定GDP增長的具體目標，發行支持經濟發展的上萬億元特別國債等。這些政策必將對中國經濟、貿易和投資、區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對信息高度敏感的金融市場第一時間作出了反應，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出現了較大波動。

5月28日7天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升至2.1790％，美元對人民幣匯率升至7.1277，與5月21日相比，分別上漲623點和409點。尤其是5月25日人民幣匯率突破7.1關口，創下2008年2月份以來新低，引發市場極大關注，有人驚呼人民幣暴跌，有人對人民幣幣值穩定信心不足。

根據匯率理論，中長期匯率水平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短期波動則更多取決于信息、政策變化和市場情緒影響。導致這輪人民幣匯率波動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第一，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全國兩會突出穩就業、保民生政策取向，強調“放水養魚”。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新增2萬億元國債；貨幣政策保持穩健，但要更加靈活適度。5月26日，央行實施了100億元逆回購操作，向銀行體系注入充裕流動性，中國與發達國家的利差縮小，導致即期市場人民幣貶值。

第二，貿易收支可能惡化。受疫情影響，我國一季度貨物出口下降11％、進口下降2％，盡管貨物貿易保持順差，但服務貿易逆差較大，經常賬戶出現了2076億元逆差。鑒于疫情在歐洲和美國等地未得到有效控制，還在非洲、拉美蔓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今年全球經濟負增長。外需大幅下降很可能導致我國二季度經常賬戶逆差進一步擴大。

第三，市場對外部勢力干預我國主權和發展的擔憂，促使部分投資者拋售資產、采取避險措施。美元是首選的避險貨幣，避險行為增加了美元需求，推高離岸市場匯率超過7.19，反過來影響在岸人民幣匯率穩定。

值得注意的是，與今年2月份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美元對人民幣的平均匯率6.9923相比，5月28日人民幣只貶值了1.9％，貶值幅度并不大。實際上，人民幣對英鎊、韓元、馬來西亞林吉特、南非蘭特、土耳其里拉、俄羅斯盧布等貨幣匯率升值，最新一期的人民幣CFETS指數為93.17，與2月初的92.71相比，升值了0.46％，這表明人民幣幣值是堅挺的。盡管今年國際環境嚴峻復雜，充滿挑戰，但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動力、出口向好形勢仍然存在，支撐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基石依然牢固。

首先，我國采取精準高效措施，較好較快地控制了疫情，為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恢復經濟社會發展秩序，繼續推動全球經濟發展贏得了先機。

其次，我國電商、數字經濟在疫情考驗下迅速擴大應用環境，規模效應、產業鏈聚集和溢出效應凸顯，有利于我國擴大新型基建、構建立足國內市場的新經濟模式，經濟發展的穩健性進一步增強。

再次，我國國際收支結構更加科學合理，自主平衡性增強。比如，一季度經常賬戶逆差與資本賬戶的順差金額相等。《外商投資法》實施、負面清單縮減、人民幣資產的較高收益吸引了大量外資流入，足以彌補貿易收支逆差。今年我國還出臺了一系列“穩外貿、穩投資”政策，貨物貿易順差的態勢不會改變，這就為人民幣幣值長期穩定奠定了“基本盤”。

最后，香港國安法對扭轉香港亂局、實現長治久安是重大利好，必將為香港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和人民幣國際化增添新動力。如果美國取消香港的特別關稅地位，勢必會損害華爾街的利益，降低美國在亞太市場的影響力，一定程度上將削弱美國的綜合實力、影響美元地位，美國金融機構5月29日股價大跌、離岸市場人民幣上漲400點，就是很好的佐證。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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