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牢固樹立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導向。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環境問題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能否得到人民認可的關鍵指標之一。同時，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給全社會上了一次“綠色發展”體驗課，促使全社會反思單純追求經濟增速和規模的發展模式，激發大眾對優美生態環境和健康衛生環境的硬需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生態經濟助推綠色發展。

　　首先，加強政策引導，積極推動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綠色化”。一是制定合理的環保稅收標準引導企業積極履行環保責任，激勵企業投身綠色環保產品的研發與應用。在疫情導致經濟下行壓力和財政收縮壓力的情況下，若短期內無法適當加大用于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方面的專項資金投入，可通過綠色補貼、稅收優惠、稅費返還等方式降低綠色環保型企業的“環境投入成本”，以寬裕的稅收優惠政策為其減負減壓。二是制定合理的綠色金融政策，為綠色環保產業引入更多社會資本。綜合利用綠色基金、綠色股票、綠色債券和綠色保險等金融工具，加快引導更多的社會資本向綠色清潔節能環保產業投資，為綠色環保產業注入新鮮“血液”。三是建立健全自然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完善市場化生態補償機制，著力克服長期制約綠色發展的體制性障礙。通過體制機制創新破解“生態病”疑難雜癥，具體可從改善補償方式上著手，由輸血補償向造血補償轉變，更多運用產業補償、項目補償和開發投資等新形式，緩解地方財政支持生態補償資金的壓力，為生態補償提供充足的政策、資金和技術支持。

　　其次，因地施策，設置差異化脫鉤目標和綠色發展路徑。在遵循“共同而有區別的責任”的原則下，堅持差異化脫鉤要求與環境規制政策。一方面，對于經濟較為發達的地區而言，可以設定更為嚴格的絕對脫鉤標準與環境規制要求。經濟較為發達地區需要牢固樹立生態紅線思維，“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有效推進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脫鉤，可在劃定空間生態紅線的總體要求下，將生態紅線納入經濟較為發達地區的各項經濟和環境政策，如在城市發展中構建城市生態紅線體系與管理制度，將“城市生態紅線”作為綠色發展的硬約束。另一方面，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薄弱的地區，可在充分尊重當地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硬約束下，將經濟增長與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下限適當放寬至相對脫鉤的區間（適當壓縮污染物排放空間），通過對資源環境的非破壞性開發，不斷滿足當地居民對于提高收入水平的需要。在實現經濟較薄弱地區的“去污染化”和“去能耗化”目標的同時，實現地區的“去貧困化”目標，最終協同推進區域綠色一體化發展。

　　再次，技術賦能，借助數字技術助力生態資源向生態經濟轉化。數字化開啟了綠色發展新階段，打通了“兩山”轉化的技術通道，為破解“去能耗化”“去污染化”和“價值轉化”等難題創造了新機遇。未來需要從生態產業、新基建等方面持續發力，推動“美麗中國”邁上新臺階。一方面，以數字技術助力生態產業可持續健康發展。要實現生態資源向生態經濟的轉化，既需要人力資本的“智力支持”，也需要社會資本的“經濟支撐”。為此，需要培養和引進數字技術人才，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研究型人才對綠色發展的智力引領作用。與此同時，借助稅收優惠和綠色金融政策工具，激發各類主體投資綠色環保產業的積極性，逐步形成產業集聚、資源節約和高效減排為特征的內涵式增長模式，夯實“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產業基礎。另一方面，逐漸降低并最終擺脫對老基建的路徑依賴，借助新基建實現新動能的“彎道超車”。可以加強對新基建的頂層設計，為完善新基建的準入規則、提高新基建的長期供給質量和效率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與此同時，在穩步推進老基建的數字化改造和升級的過程中，超前部署新基建項目設施，包括建立和完善以5G通信網絡、互聯網、云等為代表的數字技術基礎設施，并運用互聯網、云計算和大數據等智能化方式，進行生態保護監督、環境信息公開、基礎數據共享，構建大數據決策的移動政務體系，形成互聯互通的現代化治理格局。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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