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發生以來，中醫藥在疫情防控和醫療救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中醫藥傳承與創新發展注入新的力量。記者注意到，近期，寧夏、山東、北京、貴州、上海、江蘇等地都在積極推動中醫藥條例的制定，并在中醫藥事業規劃、投入、科研、教育、人才隊伍建設以及行業監管等方面加強法規制度管理，依法保障、促進中醫藥事業和產業健康發展。

專家表示，我國正在以地方立法為切入點，加快構建中醫藥法規體系，推動中醫藥治理體系現代化，從而形成有利于中醫藥健康發展的良好政策法律環境。

多地部署推動中醫藥規范發展

7月15日，《寧夏回族自治區中醫藥條例（修訂草案）》全文公布，向社會征求意見。7月14日，山東省相關部門就制定《山東省中醫藥條例》進行立法調研。

此前，北京市衛生健康委在官方網站就《北京市中醫藥條例（草案公開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草案》）公開征求意見。《草案》從中醫藥傳承創新等方面提出了若干舉措，并提出不得對中醫藥做虛假、夸大宣傳等負面清單，目的是為了規范和促進中醫藥發展，更好地服務和促進人民健康。

隨后，北京市人大教科文衛體辦公室組織召開立法座談會，就《草案》聽取各區人大的意見建議。與會人員圍繞發揮中醫藥預防保健、特色康復和傳染病防治作用，完善中醫醫療服務收費及納入醫保機制，加強中藥材質量監管，健全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推進中醫藥師承教育，規范中醫養生保健服務，規范中藥代煎等多個方面，就條例草案提出了具體意見建議。

還有貴州、上海、江蘇、陜西、安徽等地，也紛紛加快了中醫藥條例的出臺步伐。其中，《陜西省中醫藥條例》《安徽省中醫藥條例》已經開始實施。

以《安徽省中醫藥條例》為例，該條例明確，為加強中醫藥服務，每個市、縣人民政府至少舉辦一所獨立的公立中醫醫院。為規范“中醫養生保健”活動，條例強調，醫療機構發布中醫醫療廣告，應當依法報經審查批準；未經審查批準，不得發布。發布的中醫醫療廣告內容應當與經審查批準的內容相符合，并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的有關規定。此外，條例提出加快中藥新藥創制研究。中醫藥傳統知識持有人可以將其持有的中醫秘方、驗方以及中醫專門技術、中醫藥科研成果依法轉讓或者合作開發，并依法享有利益分享等權利。

業內專家指出，上述條例中，有多項內容涉及對中醫藥人才作用發揮的支持與保障。這些地方性法規的完善和出臺，標志著中醫藥發展正在進入規范化、法治化軌道。

多領域細則待進一步完善

“在新時期，中醫藥立法正在以地方立法發展為切入點，推動全國層面立法監管的進一步完善和細化。”浙江工業大學文化與法制研究中心主任石東坡表示。

石東坡在日前召開的“中醫藥立法的國際動向與制度設計”線上研討會上介紹，在2001年，北京市頒發了地方性法規《北京市發展中醫條例》。以此為樣板，各地以中醫發展條例或發展中醫條例等，先后興起了對中醫藥予以地方立法的規范保障，促進立法探索。在此基礎上，國家層面中藥立法也加快進入到新階段。

從國家層面來看，2003年國務院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中醫藥條例》頒行，自當年10月1日起施行；2016年，中醫藥法頒布，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到2020年4月2日，國務院決定廢止此前的中醫藥條例。

與會專家指出，法律法規的立、改、廢，要和實踐發展相適應，中醫藥領域也應如此。隨著近年來中醫藥發展的加快，以及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中醫藥特色優勢不斷發揮、凸顯，還有很多領域的法律監管亟待加強和細化。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副教授于佳佳表示，以保健食品市場為例，近些年還在不斷出現由于食品、藥品使用不規范而出現的安全問題，相關法律法規還有待進一步完善。于佳佳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伴隨著大健康產業在我國的蓬勃發展，保健食品市場規模擴大，加強法律監管是推動產業發展的必要保障。

于佳佳介紹，在我國，繼原衛生部1996年3月15日頒布保健食品管理辦法后，原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于2016年2月26日發布《保健食品注冊與備案管理辦法》。保健食品制度的主要任務是，確保食品的“安全性”，提供“功能性”信息，引導消費者合理選擇食品。

于佳佳進一步表示，目前我們在諸多領域還有待進一步完善。如在藥食區分標準方面，還待進一步精細化，建議國家頒布藥用和非藥用成分清單，依據醫學發展和國民飲食習慣變化更新清單內容；對藥食兩用成分，附條件歸為保健食品；對進口保健食品，以本土標準審查其功能性。另外，包裝內容要進一步法定化，應該明確企業在包裝上應表示和禁止表示內容，禁止夸大效用的宣傳或使用讓消費者對食品屬性產生誤解的措辭。

規范發展助推中醫藥國際化

值得注意的是，加強立法監管還是促進我國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的重要保障。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副院長、研究員鄭培永提出，中醫藥健康服務要走出去，亟須加強立法保護。他舉例說，泰國、越南在中醫藥服務貿易領域占有較高比例，這與其相對健全的法律制度有關。“中醫藥在國際服務貿易中健康有序的良性發展，離不開法律法規的支持、規范和約束。”

上海中醫藥大學中醫藥國際化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欣陽也認為，傳統醫學在全球范圍內進入法律監管體系是大勢所趨，表現為三個特征：一是各類傳統醫學都逐漸被納入監管，如中醫、韓醫、東醫、草藥、阿育吠陀、尤納尼醫學和其他本土傳統醫學；二是不論欠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都在將傳統醫學納入法律框架，這也是傳統醫學的醫療價值得到認可的體現；三是對傳統醫學藥物的管理精細化，反映為“三升二降”，即納入處方藥的比重上升，對草藥專門管理比重上升，在藥店銷售比重上升，不受監管的比重下降，非處方藥的比重下降。

宋欣陽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以標準化、規范化推動中醫藥發展，既是中醫藥參與全球衛生治理、在服務人類健康中發揮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中醫藥應對其他傳統醫學競爭的必然要求。

“我們應意識到，我國在傳統醫藥的保護和推廣中尚存短板，海外傳統醫學的規管經驗亟須系統研究與參考借鑒。同時，對中醫藥海外發展中出現的部分國家法規過度約束管制等問題，要予以重視，讓中醫藥從業者主動參與中醫藥境外立法，謀取法律解釋權，作為推動境外立法的前置條件。”宋欣陽說。

[責任編輯：楊凡、蔣冬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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