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閆肖鋒

發于2020.8.10總第959期《中國新聞周刊》

中國人均GDP最低的四個省中，云南“榮列”其中，但云南人民還是很快樂的。可見許多事不能單純以經濟指標來衡量。有人說，不要熱衷海外移民，在國內移民就不錯，將來掙夠錢就移民到云南。

我曾多次聽朋友暢談，大理民居一年租金不過萬把塊錢，暫住一年如何優哉游哉。甚至有媒體人辭工到大理開客棧的。但這種故事說來興奮，說完就拉倒了。

云南曾是我的一個心結，最早來自我的導師費孝通。上世紀30年代的兵荒馬亂，讓“文青”費孝通向往逃離到大理。他寫道：“三年前有一位前輩好幾次要我去大理，他說他在(洱)海邊蓋了一所房子，不妨叫做‘文化旅店’。凡有讀書人從此經過，一定可以留宿三宿，對飲兩杯。而且據說他還有好幾匹馬——夕陽西下，蒼山的白雪襯著五色的彩霞，芳草滿堤，蹄聲得得；沙鷗仿飛，悠然入勝——我已經做了好幾回這樣的美夢。”

費孝通尤其懷戀洱海的小罐“烤茶”：沸水沖入，頓時氣泡盈罐，少息傾出，即可饗客。味濃，略帶一些焦氣，沒有咖啡那樣濃烈，沒有可可那樣膩。它是清而醇，苦而沁，它的味是在舌尖上，不在舌根上，更不在胃里，宜于品，不宜于解渴。自從嘗到了烤茶，費孝通才恍然自悟，原來30多年來并未識茶味。

“笛聲叫破五湖秋。整我圖書三萬軸，同上蘭舟。”多少年后，我也有過一次未遂的大理計劃。

打定主意那會兒，我像是著了魔似的，一聯想到大理那山那水就禁不住嗨起來。大理于我，倒不是蒼山洱海、風花雪月，而是太陽下漫長的下午，渾身都曬酥到骨頭縫兒的慵懶。我以為，那是回到自己的本性——我本懶人。

心動不如行動，我當初的大理計劃是當一名普通講師，比如講個什么大眾傳播或民族學之類。我還真被安排試講了一次。當晚與大理文學院老師吃飯時方知，人家根本就沒把我這個北上廣來的人當回事，不信我會真想留下來。我們還想奔向大城市呢，你卻逃來小城市？你總不能告訴人家你是來大理曬太陽的吧？

對一個像大理這樣的三四線城市濫情，就像是一場戀愛。一見鐘情，再而衰，三而竭。初見總是美好的，掩蓋了對方的一切缺點，一切都往好里想。漸漸明白，這不過是自己的想象罷了。旅行是一回事，在這里討生活又是另外一回事。大理的一些朋友，住久了會特擰巴，彼此會為一些小事斤斤計較，初來時他們是何等灑脫啊。

《新周刊》的孫冕跟我說了他的一次看病經歷，不過看個牙痛，那種三流醫院的混亂與低效讓他產生了空前的無助感。后來我采訪當地官員時，對方也反復強調大理不要有“路邊小店”思維，可見“等靠要”不思進取的問題很嚴重。

可還是不斷有人實施他們的大理計劃。比如那位寫下“世界這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女士，她的大理計劃實施得就不錯，至少現在看如此。西諺云：到過一次的地方可以說上一輩子，住了一輩子的地方卻一句也說不出。大理就是那種能讓你說上一輩子的地方。但待上一年半載，我保準你又會懷念自己的母城，想回家看看。

不錯，GDP和幸福感是兩回事，幸福是不能用金錢衡量的，但GDP不僅代表經濟實力，也表征著城市管理水平和生活方式、觀念的現代性。人總是覺得生活在別處，可旅行回來，唉，還是覺得家里好。

解決這個矛盾要靠切換人生。春夏在云南，秋冬回北上廣，來回切換，不枉此生。豈不美哉！

《中國新聞周刊》2020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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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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