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白云怡】有人說，新冠肺炎疫情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時代》雜志封面上的“200000”（美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接近20萬）讓人觸目驚心，而累計確診已超過500萬例的印度疫情曲線仍在一路走高。中國則在一周多前隆重舉行了全國抗疫表彰大會。從世衛組織宣布新冠疫情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算起，時間已過去7個多月，回望這場疫情，我們能看到很多，特別是在國家治理、保護人民生命和健康等方面。《環球時報》記者近日專訪知名公共衛生專家、美國外交學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嚴忠，請他對疫情進行階段性總結。

在相對很短的時間里控制住疫情，這是中國的最大亮點

環球時報：中國9月8日召開的表彰大會，被認為是對抗疫工作進行了一次階段性總結。回看過去半年多中國對疫情的應對，您如何評價？

黃嚴忠：中國抗疫工作最突出成績就是：在相對很短的時間里控制住了疫情。尤其是對中國這樣一個擁有14億龐大人口的國家，在不到10周的時間里就能把疫情控制下來，到目前為止，只有個別的局部暴發，民眾的日常生活與經濟生產和發展逐漸恢復正常。我認為這是中國抗疫工作中最大的亮點。

考慮到新冠病毒是一種此前我們完全未知的病毒，傳播速度快，而且在特效治療手段和疫苗都不存在的情況下，中國能運用自身的舉國體制和強大的動員力，并尊重科學家和專家學者的意見，及時采取一系列圍堵病毒擴散的措施，這種執行能力和成果很值得稱道。我認為至少在新冠病毒的應對上，是很需要這樣一種“中央政府統一決策，各個部門互相協調”的機制的。

如果要說有什么值得改進的地方，我認為可能是公共衛生系統在初始階段的反應還不夠靈敏，尤其是地方層級。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對這個病毒整體缺乏認識，另一方面地方的問責機制或許有待完善，未來在疫情報告中，地方政府需要更主動、積極地擔當起自身責任。

環球時報：接下來，尤其是今年秋冬季，中國抗疫工作需要注意些什么？

黃嚴忠：首先還是要防止可能的第二波大流行。1918年的大流感的第二波就發生在當年秋季，而且是死亡率和破壞力最高的一波。盡管新冠和流感不同，歷史也不一定會重演，但我們要盡量防患于未然。

第二，秋冬季也是流感季，我們要避免流感和新冠的雙重影響。如果流感和新冠同時暴發，一是需要成本來區分鑒別這兩種傳染病，二是如果一個人同時感染新冠和流感，重癥的幾率可能更大，也容易造成醫療資源的擠兌壓力。所以我建議中國政府現在應該積極鼓勵公眾進行流感疫苗的注射，提前為公眾多提供一重防護。目前，中國公眾注射流感疫苗的比例還比較低，有關部門可加強對這方面進行宣傳。

第三是平衡“防輸入”和對外開放的關系。畢竟，沒有人知道這次疫情還會持續多久，中國也不可能一直完全關起門來過日子。可考慮在不影響防疫的前提下，繼續逐漸放寬一些旅行限制，多考慮到一些必要的個人國際旅行需求，包括外國公民的需求。

環球時報：目前美國、印度疫情依然嚴峻，歐洲出現較大反彈，中國也繼續面臨“外防輸入”的挑戰，疫苗是否已成為我們唯一的出路？

黃嚴忠：現在看可能確實是這樣。自然的群體免疫已經被證明行不通，即使那些采取不積極干預措施的國家，其感染率也遠遠達不到群體免疫所需要的60%至70%的比例。二是之前我們認為的一些可能會有效的治療手段和特效藥，比如瑞德西韋，也被證明希望不大。

只有疫苗這個途徑。目前全球已經有30多種疫苗進入臨床試驗，6種進入三期，我認為其中至少會有一款被證明安全有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如何大規模生產和分配，同時希望新冠病毒本身不發生大的變異。如果這幾項都能滿足，疫情在全球結束的時間預計將大大提前。

美國的疫情有點像是半年煮成一鍋“夾生飯”

環球時報：作為世界上醫療資源和公共衛生資源最充足的國家，美國如今的局面您最初預料到了嗎？

黃嚴忠：2019年美國有兩家機構開發了一個叫作“全球衛生安全指數”的評分體系，對每個國家應對疫情的準備程度都打了一個分，美國是分數最高的國家之一，而中國反而是得分比較低的。但現在疫情的實際情況讓我們看到，中美兩國的感染死亡人數和這個評分完全不成正比。

我認為造成美國抗疫失敗的第一個原因是對疫情的嚴重性缺乏足夠重視，也就是我們說的“自滿”。我記得2月初時，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前專員就在不斷呼吁說，美國對疫情沒有充分準備，有關物資的儲備嚴重不足，但沒有人聽他的。所以，美國在應對新冠病毒上是準備很不充分的。

其次，美國以前做過很多應對傳染病的“沙盤推演”，幾乎每次演習都暴露出美國的疫情應對能力本身是有問題的。我本人也參與過一次這樣的“沙盤推演”，結論是我們基本不大可能有效應對一場大流感。但后來我們也沒看到政府采取什么切實措施，解決演習中暴露出的種種問題。

第三是各部門之間的有效協作不夠。雖然白宮成立了以副總統為首的疫情應對工作組，但他們在實際協調聯邦和州一級關系時，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比如紐約說需要多少援助，但聯邦一級說給不了那么多。聯邦和地方的分權，再加上政黨之間的掣肘，使得集中決策、互相協調的反應變得很困難。

這就涉及我此前提及的，在應對如新冠這樣一個來勢洶洶又快速傳播的新病毒時，一個權力集中的政治架構也許比聯邦制體系更為有效。讓美國采取像中國那樣讓大家全待在家里、“悶死”病毒的措施是很難做到的，所以現在美國的疫情有點像是半年煮成一鍋“夾生飯”，目前還沒有看到隧道盡頭的亮光。

環球時報：另一個讓人吃驚的現象是，美國出現不少“反科學”或“反智”言論與現象，這反映出什么深層次問題？

黃嚴忠：“反智主義”是普遍存在的，不管是在大眾還是精英中，也不管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其他國家。不過，我要指出中美在這方面有一點很明顯的不同。在公共衛生的應急反應和抗疫決策上，我們看到中國政府的領導層比較尊重科學，尊重專家學者的意見。這就使得政府的抗疫決策更有公信力，也能使那些被證明有效的措施在實施起來更有連貫性。

但這次美國政府就沒有做到這一點，比如政府對福奇醫生的態度。福奇醫生是完全從專業而非政治的角度來判斷疫情，但特朗普總統的決策經常會更多考慮經濟以及他本人的選情等因素。

疫情讓我們看到了全球相互依賴與國際合作的脆弱性

環球時報：您最近在《外交政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的政治免疫系統對中國反應過度”的文章，能否更詳細闡述一下您的觀點？

黃嚴忠：我的這一觀點主要是針對疫情發生后美國內部“對華脫離接觸”聲音擴大這一現象，包括7月23日國務卿蓬佩奧的講話。我認為他的講話有幾個問題。比如，他用蘇聯類比現在的中國，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民眾的關系，實際上中國和當時的蘇聯與東歐是完全不一樣的，后者的執政黨在民眾中的支持度已經很低了，而中國不是這樣。新冠疫情之后，民眾對中共的支持度反而更高了。

此外，蓬佩奧的說法低估了接觸政策給美國本身帶來的好處，所以我說是“反應過度”，他過度夸大接觸政策給美國帶來的損失或中國給美國利益帶來的損失。我認為，在“與中國脫鉤”論甚囂塵上時，作為一個清醒的決策者，應該更多地提供解藥，而不是火上澆油。

我覺得現在美國的反應有點像“細胞因子風暴”，即人體的免疫系統在面對未知情況時有時會過度反應，殺死過多白細胞，反而成為自己健康最大的敵人。美國對中國崛起的一些關切是有道理的，但這并不能成為其對華過度反應的正當理由，尤其沒有必要開辟一個美中意識形態斗爭的“第三戰場”。

環球時報：您認為全球衛生合作是否受到了沖擊，我們應有哪些反思？

黃嚴忠：迄今為止，這次疫情最大的特點之一就是它背離傳統的新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它讓我們看到了全球相互依賴與國際合作的脆弱性，無論是信息分享、貿易和全球供應鏈的維持，還是藥品疫苗的研發，國際合作與協調都存在很大不足。全球化將可能成為疫情最大的犧牲品之一。

在美國，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有人提出藥品和醫療物資供應鏈不應再依賴中國，中國國內也有一些專家聲稱要以藥品作為“武器”來反制美國。這些想法盡管實現起來有種種現實困難，但都會對國際衛生合作造成沖擊。

這種有效合作的不足，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大國之間缺乏信任，世衛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協調作用也發揮得不夠。我希望未來除各個國家應當對本國公共衛生應急機制做到常態化、制度化外，國際衛生條例和全球衛生合作制度的作用需要進一步強化。世衛組織也要改革，以更加適應新局面。這都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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