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8月3日清晨，少凌河畔，青峰嶺下，一縷炊煙裊裊升起在薄霧中。

如果這是和平年代，你一定會被眼前的風景所打動，小興安嶺余脈蒼翠的群山之中，清澈湍急的河水在山谷間蜿蜒流淌。而滿載生活氣息的炊煙，更讓此情此景平添幾分煙火氣，仿佛空氣里都彌漫著飯菜的清香……

然而日偽的一支討伐隊，此時已經收緊了包圍圈。

上個月，抗聯第三路軍參謀長許亨植同志帶著警衛員陳云祥，從密營里出來，尋找失去聯系的部隊。不慎被日本特務盯上，一路窮追不舍到安城（今黑龍江慶安）后。日本特務 派出漢奸國長的警察隊，組成一支五十多人的臨時討伐隊，展開為期30天的大追捕。

與此同時，許亨植來到東興縣（今屬黑龍江木蘭）西北的屋頂山區，找到了張瑞麟為首的一支抗聯小部隊，聽取抗日工作的匯報，進行調研。除鼓勵指戰員的抗日熱情，積極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指示部隊下一步發展外。白天他坐在樹墩上，整理材料，進行匯總。晚上他還深入附近基本群眾的家里，了解敵情我情，宣傳抗日形勢。許亨植特別要求張瑞麟，把反日救國會組織的成員、負責人，寫清楚名單和住址，為拓展根據地做準備。

許亨植 烈士

地下斗爭經驗豐富的張瑞麟，提醒許亨植：

“這樣的材料最好不寫，如果丟失就要發生大問題了！”

張瑞麟的擔憂，絕非杞人憂天，畢竟在當時我們到處打游擊，進行隱蔽活動的不利情況下，安全完全沒有保障，這么重要的文件一旦形成，并隨身攜帶，就可能在敵人追捕中，甚至在持有者犧牲后丟失。 被日寇發現后，這些材料將危及到我們苦心發展的群眾性抗日組織及其成員的安危。 簡單說，敵人順藤摸瓜，我們的地下黨就得被一勺燴！

可許亨植同志也是藝高人膽大，覺得什么大風大浪沒經過。就告訴張瑞麟，我包里比這重要的材料也有，你放心了，真被鬼子圍了，我拼了命也得先銷毀材料。

告別張瑞麟部隊，許亨植準備返回密營。這位抗聯英雄非常熟悉地形，利用深山密林，與尾隨之敵巧妙周旋，多次沖破日偽的追捕堵截。此時距離其指定的討伐作戰時限，僅剩七、八天了，漢奸國長有已近絕望，許亨植再加把力，就能脫網而去，安然歸隊了。

8月2日傍晚，許亨植他們在荒山野嶺中，發現一處河套地帶，環境僻靜，周圍也沒有任何敵情，便決定在此宿營，生火做飯。

黑龍江慶安東山村“許亨植犧牲地”紀念碑

萬不成想，漢奸國長有此時正拿著望遠鏡四處暸望。這家伙是土匪出身有經驗，警惕性很高，又站在距離許亨植他們四、五里路遠的元寶頂山上，一眼就發現了異常情況！

次日凌晨兩點多鐘，突然下令列隊出發，迂回包抄許亨植的宿營地。半路上還留了十多個人，設了三道卡子。這是敵人討伐隊慣用的伎倆，不但要突然襲擊，要圍住你，還要層層攔截。

8月3日拂曉四點鐘左右，許亨植發現情況不對，剛要轉移，敵人的機槍、步槍、手槍就響了起來。許亨植與警衛員陳云祥，跟漢奸們激戰一個多小時后，壯烈犧牲。

許亨植烈士，犧牲時只有33歲。這位朝鮮族同志，1929年參加革命，次年入黨。“九·一八”事變后，被派到湯原、珠河等地，協助趙尚志組織抗日游擊隊，是抗聯的重要干部。特別是趙尚志一度被蘇聯扣留期間，許亨植替補為抗聯第三軍軍長，堅持斗爭。即便是到了1941年，抗聯活動最困難的時候，北滿抗聯部隊大部轉移到蘇聯境內整訓，許亨植仍然繼續戰斗，揭穿了日寇“抗聯已經瓦解”的謊言。

密營里的抗聯將士

敵人在現場搜獲許亨植的一副眼鏡，一支德國造駁殼槍，一枚名章，還有裝有若干份文件的公文包，并殘忍割去了兩位烈士的頭顱。

8月4日，張瑞麟聞訊趕到許亨植烈士犧牲的地方，準備收斂戰友遺體，進行掩埋，并查找那個裝滿機密文件的公文包。可找回來的，只剩下許亨植烈士兩條小腿的殘肢，根據現場情況研判，烈士的忠骸被狼群吃掉了。

不見了公文包，張瑞麟趕緊召集所有的交通員，布置任務，讓大家抓緊把“反日救國會”的骨干遣散。敵人的大搜捕，隨時都可能下來，所以必須迅速搬家，越遠越好，省得夜長夢多。

可是有的群眾鄉土觀念很重，又都拖家帶口，扔下一家人自己出去，感情上過不去，生活上也確實存在諸多困難。還有的人心存僥幸，以為不就是丟了個公文包，敵人還能那么認真？許亨植烈士一定毀壞了文件，而且即便沒有完全毀掉，鬼子還能真追查到咱這窮鄉僻壤？最終也沒有幾個人撤離。

結果到第二年，日寇真就查下來，而且掌握了所有“反日救國會”，也就是抗聯外圍的地下掩護群眾組織的名單，有準備地制造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事件。當地反日群眾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許多愛國的抗日群眾和無辜人民慘遭逮捕和殺害。

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司令部（今長春吉林省政府西門）

日寇下了大力氣，對此它們也相當滿意，在敵偽材料中，一份時間為1943年9月8日，名為《昌中檢察官關于“巴木東”事件后的形勢報告》里，負責該案的思想系檢察官昌中聲稱：

“在本次肅正工作中英勇奮斗之戰士，以不眠不休，不顧疾病感染之危險，進行了積極的工作。”

有多積極呢？

它們發現了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和影響的東北抗日救亡活動，出現了新動向，實在讓它們恐慌：

“接受其領導之群眾，大多數是無知農民。此可認為，因我之經濟統治、征購糧食之強化，以及開拓團收買土地等，而使無知農民極易接受抗日軍之罪惡宣傳。然而其中竟有在當地有相當之地位，并于過去曾因努力于滿洲國之建設多次受到表彰，而現在仍居于自衛團長等地位者，卻以服從抗日軍為自己之信念，甚至最后面對堂堂警察官及檢察官，仍于法庭上強調自己行為之正確，此等肆無忌憚之徒，其言語行動確是駭人聽聞。”

日本帝國主義屢次侵略中國，欺負我們，主要在于群眾的無組織狀態， 如今群眾覺醒了，有組織了，而且抗日反帝的意志更加強烈和堅定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屠刀嚇不住他們了。惶惶不可終日的日寇，就只能越發乞靈于屠刀來挽救它們的末運。

向中國人民謝罪的溝口嘉夫

解放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接受教育改造的，原偽滿濱江省哈爾濱市地方檢察廳檢察官溝口嘉夫供認：

“被起訴的全體被判了刑，其中死刑66名、無期徒刑60名、有期徒刑277名。還有在不起訴的142名之中，已有60名在審訊中被嚴刑殺害。日本帝國主義就是這樣像狂人般地，毫無任何理由地，將為了求得祖國的獨立和和平的中國人民殺害的。”

而這僅僅是日寇通過打掃戰場，清繳我抗聯陣亡干部遺體，進行情報搜集和分析，從而破壞地下黨組織的諸多“成果”之一。

此前的1941年9月20日，還是抗聯第三路軍的一場戰斗中，九支隊政委郭鐵堅，在嫩江西岸郭泥屯（今屬內蒙莫力達瓦），壯烈犧牲。

由于這是日寇的突襲，過程短暫，郭鐵堅烈士沒來得及銷毀文件，鬼子從他的背包中搜出“北滿省委第一執行部”的全套秘密文件：《人員名冊》、《工作報告》和《當前工作十大綱領》、《抗日救國紀律大綱》，以及郭給執委部的指示信，還從郭鐵堅的筆記本中發現了執行部主要負責人的工作單位和居住地址。

郭政委為什么隨身攜帶這些機密文件呢？

郭鐵堅 烈士

因為九支隊有位預備黨員王耀鈞，轉到三支隊擔任軍醫兼團政治部宣傳科長，在戰斗中負傷后，隱蔽到齊齊哈爾，在鐵路局食堂當廚子。這位同志脫離部隊，卻不忘共產黨員抗日救國的責任擔當，自報是北滿省委的特派員，負責領導“北滿省委第一執行部”，團結帶動了以鐵路局工人為中心的大批愛國者，并與在附近活動的老部隊九支隊取得了聯系。郭鐵堅作為政委，既是王耀鈞的老領導，此時又是直接上級，他們多次見面，所以就隨身攜帶了這些書面材料。

查獲這些文件后，日寇大為震驚之余，如獲至寶。抽調齊齊哈爾、嫩江、白城、阿爾山等地的憲兵分隊和鐵路護警隊、警務處等機構的大批特務，以149人組成特搜班，由關東軍憲兵司令部（日本在東北的最高特務機關），委派負責防諜和“特別移送”工作的第三課課長吉房虎雄中佐，負責專案指揮，展開大搜捕。從齊齊哈爾為起點，追查到昂昂溪、哈爾濱、沈陽和長春、錦州，甚至遠及關內1700公里外的濟南。

解放后，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的吉房虎雄供認：

“在犯這個罪行時，我曾下過如下的指示：‘盡可能多地逮捕中國的愛國者，對他們進行刑訊、屠殺。’我當時的想法是多多制造日本帝國的所謂重大事件，作為自己的功勞。為了這個目的，在偵察時，我指示要查明這個抗日救國組織的全貌，徹底查明與其它組織的關系，查明該組織的領導關系，盡早結束偵察。

中國愛國者為了正義進行斗爭，可是我毫無理由地把他們押送交偽滿洲國檢察廳，并且依照偽法律，這個法律就是日本帝國所拿著的刺刀的變形，就是用這個刺刀法律來加以殺害的。

至少抓捕、拷打中國愛國者有七百余人，送偽滿洲國檢察廳至少有二百余人，這就是根據我的部署而犯的罪行。我鎮壓了很多抗日救國的愛國者，其結果是這樣。對他們屠殺和判他們徒刑的情況我就不記得了，這點我應深深謝罪。”

原日本憲兵中佐吉房虎雄

一年多時間里，日本憲兵對被捕者使用了過電、削肋骨、灌辣椒水、上大掛、壓杠子、刺指甲、跪磚頭、蹲水缸等許多刑訊逼供的殘酷手法，多位抗日志士被折磨致死或精神失常。

奉天工業大學學生邱蔭閣，曾回憶他遭受的非人待遇：

“ 天天遭到刑訊，少則一二次，多則三次 ，就晝夜不停了。拳打腳踢，鞭撻棒捶，是家常便飯； 夾手指，十指連心，滿頭大汗，痛不欲生 ；捆在特制的木凳上，頭卡在特制的木框里，口鼻上方對著水門，先是嗆嗆，停停，不招供， 開大水門，透不過氣來，嗆出肚里食物，慘叫，一會就昏死過去！ 被拖回牢房，蘇醒后，鼻孔、喉管劇痛，腔腹欲裂！上大掛、電刑折磨得求速死而不可得！ ”

正在拷問無辜中國人民的日本憲兵

東北此時已淪入敵手十年，然而東北人民是好樣的！被捕的愛國者們，并不因為穩定的工作和未來可期的“大好前程”，就放棄對日寇的仇恨和對祖國的愛戀。

所以每次看到這些史料，我就在想，換了我在當年，在敵人的刑訊室，我能挺住嗎？僅僅是想想，就覺得疼，就覺得膽戰心驚，那么我們有什么理由，不敬佩那些英烈呢？

在自覺自愿基礎上，以冒險犯難的獻身精神，參加革命的青年，多數都是我們的同齡人。他們對被捕和被捕后的遭遇，以及應持的態度，早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所以他們中的多數人，基本都能做到守口如瓶，寧死不屈，以血肉之軀筑起信仰與意志的防波堤，控制了事態的擴大，讓戰友受到保護，得以轉移，防止出現更大的損失。

然而我們并不能因此去低估敵人的殘暴和智商，最終這場由郭鐵堅烈士公文包引起的連鎖反應，不但導致我黨的地下組織損失慘重，國民黨在東北的三個地下組織也全部被破獲。好歹我黨還有恢復能力，國民黨的地下組織，基本就全廢了，直到抗戰勝利才恢復。

時任日本關東軍憲兵總司令的原守中將，稱贊此案辦得漂亮，他覺得不但大量而廣泛地鎮壓了抗日救國的中國愛國者，而且把各地區憲兵隊之間的關系，及憲兵隊和偽滿警察系統的各機關之間的關系統一起來，有利于建設它們所謂的“王道樂土”。

即將被日本憲兵殺害的抗日志士

所以原守告訴吉房虎雄：“這次事件有相當大的收獲！”

讀到這里，也許您就明白，我多次提到楊靖宇烈士，為什么犧牲前突然要“猶豫”一下，實際上就是跟敵人磨嘴皮子，拖延時間，好徹底銷毀隨身攜帶的文件。

換言之，地下斗爭殘酷，這是無數同志以死換來的，血的經驗。

尾  聲

楊靖宇犧牲于1940年，魏拯民、汪雅臣和郭鐵堅犧牲于1941年，趙尚志和許亨植犧牲于1942年，金策和張瑞麟堅持到1944年1月才撤往蘇聯。

東北抗日聯軍臂展

于天放堅持到1944年12月19日被捕，1945年7月12日越獄，繼續跟鬼子纏斗，直到一個月后，抗日戰爭勝利了。

汪雅臣烈士的余部，則堅持到抗戰勝利。

許亨植烈士犧牲兩年后的1944年1月28日，在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國特別旅”召開的一次會議中，原北滿省委書記、抗聯三路軍總政委金策同志，為自己和老戰友作檢討：

“前年許亨植同志因某情報而急以在自己手帖上記載滿劃的關系名單，在他犧牲時悉被搜去，以致群眾組織全被破壞，是不偶然的事情，除了秘密工作經驗缺乏外，卻受到這種政治急躁觀點所影響的結果。是以小資產階級的急躁簡單眼光，來估計了當時東北的具體環境，竟把我自己急躁愿望當作了革命形勢之到來。”

在蘇聯休整的抗聯將士（內有金策）

朝鮮族同志金策同志，是在東北黨和抗聯的省、軍級高級干部中，堅持東北游擊斗爭時間最長的一位。歷任中國共產黨東北組織及其領導下的抗日軍隊的重要職務，在抗日武裝斗爭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抗戰勝利后回朝鮮，擔任朝鮮勞動黨中央常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內閣副首相。1950年朝鮮祖國解放戰爭爆發后，任軍事委員會委員、前線總司令。1951年1月31日，犧牲在戰場上，時年48歲。

許亨植烈士的配槍

許亨植烈士犧牲后丟失的物品中，那把德國造駁殼槍，被日寇獎勵給它們的忠狗國長有。日本投降后，這家伙搖身一變，被國民黨委任為“挺進軍”團長，繼續與人民為敵。1946年春，許亨植的三路軍老戰友于天放在慶安剿匪，擊斃漢奸國長有，終于繳回此槍，現存放于東北烈士紀念館。

王耀鈞烈士，1936年參加抗聯，1939年入黨，1942年被偽滿齊齊哈爾高等法院以“顛覆大滿洲帝國罪”判處絞刑，1943年3月3日犧牲，時年31歲。臨刑前，鬼子問他還有什么心愿未了？王耀鈞與即將犧牲的其他同志，相顧一笑：

“我們只有一件事沒辦完，就是沒把你們日本帝國主義趕出東北去，但是中國共產黨一定能把你們趕出去！”

關押和殺害抗日志士的偽滿新京（今吉林長春）監獄

一同慷慨赴死的“中共滿洲省委第一執行部”執委史履升烈士，時年33歲，至死都不曾以任何形式加入黨組織，因為還沒來得及，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標準的“自干五”。 但他相信共產黨，相信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聯，相信自此找到了抗日救國的正確道路，相信最后勝利必然屬于無產階級，而非漢奸走狗和一切反動勢力。

臨刑前，史履升烈士在獄中題壁，留詩一首：“馬首龍沙垣，血染嫩江邊。 夙懷報國志，黑發變蒼然。 蒼天何獨恨，被擒在濟南。   今生余去也，中華萬萬年。”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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