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建設”目前已成為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議題。在全球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動中，我國是最早最有效地控制住疫情并同時保證了經濟增長的國家。從根本上看，這是中國人民作為凝聚性的整體而實現的勝利，也是中國文化作為一個獨特結構而實現的勝利。文化的本質特征在于它是人類社群生存的指導性方案。從科學與人文的雙重視角來看，以文化興國均有堅實可靠的依據。

現代科學研究表明，文化與人類之間存在著相互致動、協同演化的關系，它對人類基因及大腦功能都有著明顯的影響。文化由人創造，同時也創造著人。這個發現為“文化塑造人與社會”提供了直接而明確的證據，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參考價值。從這個視角來看，文化與社會的多元性是一個必須尊重的事實。因此，在處理文化發展、外來文化與本國文化的關系等問題時，我們就可以站在比較客觀、理性的立場，合理地制定方針決策，正確地引導、規劃和建設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體系。但是有個重要前提，那就是認清文化、人與社會之間的動態互塑的關系。

嚴格來說，純粹獨立的人是不存在的，因為人不可避免地處在一個巨大而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即使選擇獨居的人亦是如此。這來源于文化的塑造。比如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人際關系模式及思考行為方式就呈現出明顯的不同。社會心理學與人類學的調查研究表明，從整體上來說，中國人的社會行為與思維方式更具有群體傾向，比如對家庭和集體的依賴，而美國人則更關注個體性，比如價值觀與信仰比較傾向于個人特色的標榜等。反過來看，文化又是人所創造的，是屬于某個社會的產物。因此，文化、人與社會處在一個辯證統一的動態有機體系之中，三者互為條件，互為結果，形成了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

基于人類學、生物學以及神經科學的研究發現，格爾茲提出了文化塑造人的三個關鍵方面：首先，人類進化與文化發展的關系是重疊、互動的，并非是簡單的前者導致后者；其次，人類演化為現代意義上的人，最重要的變化在于大腦，而最新科研成果表明，大腦的結構與功能受到相應文化的深刻影響；再次，需要認識到的是，從生物機體的角度來說，人是非完整、未完成的物種，即人的本身就存在著進化學上的缺陷，人之所以為人，至為關鍵的一點并非是其學習能力的本身，而是其為了生存需要所必須習得的量與類。每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并能夠對具體的個體產生影響。為個體營造相對完善、有利的文化環境，對于社會的良性發展有著根本的意義。

文化需不需要引導？對于這個涉及文化社會性的問題，基本上有兩種意見：一種是不需要，認為文化是自發的人類現象。另外一種是需要，認為文化應該有所導向。筆者認為二者之間并不存在本質上的對立。因為無論是導向型還是自發型，都有著一個共同的內部機制：可復制的創造。文化不僅在個體身上得以實現，同時也可以通過社會的網絡與渠道實現，并形成一種關聯。從復制傳播的角度來說，與人類個體一樣，社會也是文化現象的天然導體與載體，因為它的本質就是人的關系網絡與鏈接。自發型的文化與導向型的文化都能夠通過人們的模仿和復制行為得以傳播和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文化模仿與復制的方式并非是百分之百的同相傳遞，更大程度上是一種“山寨”現象。然而這種現象也并非一定是壞事，因為這是文化與生俱來的一個內在屬性。任何一種文化需要存在下去，就必然會通過社會與個體被習得與傳承，這個過程與基因的傳遞頗為相似。當文化傳承的過程加入外來文化的因素時，情況就會變得更加復雜。這時，為了促進文化的多元發展和保持本土文化的特色，相關的政策導向就顯得非常有必要。

符號學家洛特曼曾將文化看作由符號組成的動態的、非勻質的域，每個符號域便是文化生存與發展的空間，都以動態的方式相對獨立地自我運轉，不同符號域之間存在著可滲透的邊緣界限，文化交流也因此而成為可能。在這個意義上，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之間的關系便是不同文化符號域之間滲透型的互動。由于每個符號域內部的動態非勻質性，處于中心地位的社會主流文化在某個特定的時候可能會被邊緣位置較為活躍的文化所代替，甚至也有可能被更為活躍的外來文化所代替。因此，在社會主流文化的活躍程度降低、力量有所削弱的情況下，次文化、非主流文化便有可能繼續擴大復制影響，提高活躍程度，從而取代之前主流文化并占據主導地位，成為新的主流文化。這個替代的過程可能是漸進式的，也可能是爆發式的。導向型的文化在很多時候能夠起到巨大的穩定作用。

從我國的文化特色來看，應該注意兩個重要的方面：第一，無論是在民族層面還是在社會行業層面，我國的文化體系都呈現出明顯的多元特性，維護這種多元性不僅關系到文化遺產，也關系到國計民生；第二，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歷史悠久、行之有效的文化導向傳統，從上古傳說中的神農氏創五弦琴以匡正人心，到后來的禮樂之制，再到當下和諧社會創建等，在本質上都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即通過引導、推廣一種主流文化與價值觀體系，來達到對人與社會的某種有利的導向型結果。這兩個方面也都是中國文化這個巨型系統本身所特有的內在機制，是歷經了數千年的進退、變遷、動蕩和交流積淀而成的文化運作方式。

以文化興國戰略作為一種國家層面的文化導向政策，既有重大的實際意義，也有明確的科學與人文理論支撐。以文化興國不僅僅是簡單地修復文化建筑、保護文化遺產，或包裝文化產品，更不是單純地提高國民經濟，而應該是逐漸形成、推廣一種寬宏獨特、海納百川、務實進取的人文關懷，真正從文化的本身出發來引領與支持，使個體與社會都能得到優秀實在的文化熏陶，在維持與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將國民素質、人際信任與社會道德等關系民生幸福的核心要素提到最高的位置。這既符合我國目前整體發展的迫切需要，也體現出中華文化的終極要義：人與社會的向善維度。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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