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田建文：選定了就一直愛

來源：光明網

【奮斗青春 無悔抉擇?】

田建文：選定了就一直愛

光明日報記者 李韻 李建斌 楊玨 劉宇航

“其實，我這輩子走得挺平坦。”采訪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田建文，他的第一句話就令記者意外。且不說名校畢業后自愿扎根基層30多年，也不說三次放棄留在大城市的機會，僅僅那三次開顱手術，就已是常人不能經歷之苦痛，怎么還說是“平坦”的？

眼前的田建文，膚色黝黑，相貌樸實，右側身體有些偏癱。如果不是事先了解，很難把他和全國知名的考古專家掛起鉤來。

“去侯馬吧，我的考古工地在那里。”聊了沒多久，田建文就熱情地發出邀請。他慢慢地站起身，左手將一只軍綠色帆布包斜挎在肩上，蹣跚著邁開步伐。

跟在他身后，記者對“平坦”之說更是充滿了好奇。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田建文在山西蒲縣古縣鄉曹村龍王廟附近做考古田野調查。田建文供圖/光明圖片

“學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費了”

1982年8月，山西南部的曲村天馬遺址多了好些年輕面孔——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專業學生田建文和同學們來這兒實習。這里是一處以晉文化為主的西周時代遺址，二十世紀我國西周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

對田建文他們來說，最大的困難并非烈日灼烤，而是幾個月后的拼對陶片。入冬后的曲村，兩間小小的活動房就是他們的“主戰場”。外面寒風凜冽，屋里一只無煙煤爐努力地燃燒著，仍然無法升高溫度。田建文和同學們把自己包裹成“熊”，只露出雙手干活兒。

考古工地中發掘出來的陶片，裝了一筐又一筐，需要把它們拼對成完整的器物。這工作就像大海撈針，是對眼力和耐力的極大考驗——要么找不到匹配的碎片，要么拼了老半天才發現錯了，常常忙活幾天，也拼不出一件成型的器物。枯燥無趣的工作，讓青年學子們備受煎熬。生性活潑的田建文唱起歌來，緩解自己的煩躁情緒。

“拼出來啦！”終于，有人一聲歡呼，滿屋子的年輕人頓時沸騰起來。之前吃過的苦，都在這一刻煙消云散。這種歷經艱辛而產生的驚喜，讓田建文對田野考古產生了特殊的迷戀。

1984年夏天，大學畢業的田建文，帶著滿腔熱情準備步入山西的考古工地施展拳腳。然而，拿到派遣證的那一刻，兜頭一瓢涼水潑來——他被分配到了山西一所省屬大學。一打聽，那里并沒有考古專業。

“那可不行，我學了四年考古，不去田野就浪費了！”

實習期間，田建文對晉國歷史產生了濃厚興趣，而侯馬作為晉國晚期都城，有大量未解之謎。所以，他認準了，干田野考古，就得去山西考古研究所下屬的侯馬工作站。于是，之后的幾個月里，他到處找人申訴，而理由就是“不能浪費”。后來，他索性跑到侯馬工作站，天天泡在考古工地，“賴”在那里不走了。

考古是還原祖先的來路，但這份說起來高大上的工作，在當時不少人看來只是無奈的選擇。像田建文這樣，哭著喊著非得去田野考古一線的，罕見。

田建文對田野考古的一片“癡情”，打動了北大的老師，也最終打動了省里相關部門，他被改派到了山西省文物局。但囿于當時的情況，直到一年后的5月，他在侯馬工作站的身份都只是臨時工，掙的是技工的工資。

就這，他也樂意！

“逗牛”逗出來的史前遺址

如果說大學畢業選擇去基層做田野考古，是一腔熱血的職業沖動；那么研究生畢業后再次放棄留在大城市的機會，毅然回到侯馬考古工地，則是田建文經過深思熟慮后的鄭重選擇了。

1986年，田建文被中國考古界泰斗蘇秉琦先生看中，推薦去報考吉林大學考古學系張忠培先生的碩士研究生。讀研期間，他又成了張先生的愛徒，時時耳提面命。蘇張二人，在中國考古界都是頂級的人物，被他們青睞，是考古人都羨慕的事。然而，田建文并未利用二位“貴人”的影響力。1989年6月研究生畢業時，有機會留在北京，他放棄了；回到山西，可以留在太原的山西考古所總部，他又放棄了。他心里有個目標：找到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就必須做田野考古。

回到侯馬工作站，充滿活力的田建文和同事們經常是說走就走，拿上手鏟、陶片袋，騎著自行車，踏查每一處可能的遺址。棗園遺址，就是用這種笨笨的工作方式發現的。

說起這次發現，田建文的同事兼摯友薛新民、楊林中異口同聲：“這是他‘逗牛’逗出來的！”

1991年5月初，薛新民在翼城縣東部主持北橄遺址發掘。田建文、楊林中也在附近工作。三個年齡相仿、興趣相投的年輕人，經常一起騎著自行車，對以北橄遺址為中心、周邊20公里范圍內的古文化遺址進行摸底調查。“碰到斷崖，就是車騎我們。”薛新民笑道。

11日那天清晨，仨人在棗園村發現了蛛絲馬跡。細細搜索，卻只撿到一些不太典型的陶片，收獲不大。小路邊，一戶人家的柴門外，一棵洋槐下拴著一頭小牛，旁邊還堆積著一些生活垃圾。田建文精力旺盛，就調皮地去逗牛。被惹急的牛犢氣得直刨地，垃圾堆被踢散開來，露出幾個紅色的陶片。

“紅陶片！”

三個人的神經立刻“跳”了起來——這里可能是一處距今六七千年的史前遺址！

他們拉開牛犢，用一根“蝴蝶泉”香煙，向一位姓鄭的村民借了兩把鐵鍬，開始沿著垃圾堆周邊挖。干了一上午，挖出來的“破盆爛罐”越來越多，有些大片的，幾乎可以看出是什么器物。仨人花了12塊錢，雇了一輛驢車，將所有陶片拉回考古隊。

“長鞭呀，那個一呀甩呀，啪啪地響哎……”他們一路揚鞭策驢，一路放聲高歌，宛若凱旋的戰士。

經過研究，這些棗園村的陶片來自7000年前，此處是迄今為止山西最早的一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如今都已是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員的他們，說起30年前的往事，依然眉飛色舞。

“我跟田建文有30多年的交情了。”薛新民說，田建文一直保持著農家子弟的樸實，從不好高騖遠，“他就是一根筋。你們看他的那個軍挎包，背了30多年，用爛了就換一個，就只用軍挎。對考古也這樣，選定了就一直愛。”

在摯友眼中，正是“一根筋”成就了田建文。

考古工地讓他“又活過來了”

正當田建文在田野考古上大顯身手時，一場突如其來的車禍，讓他不得不暫停了前進的腳步。

1997年4月2日，田建文從考古工地騎摩托車回鄉掃墓，途中遭遇車禍。開顱手術挺成功，人救過來了。一周后，對醫學知識了解不多的田建文，覺得自己已經恢復好了，心里又一直記掛著工地，就偷偷跑出醫院回了考古土地。然而，脆弱的顱腦怎經得起如此顛簸！僅僅4個小時，再次顱內大出血。此后，他又進行了兩次開顱手術。

這么一折騰，田建文留下嚴重的后遺癥——說不出話，走不了路。

在家康復幾個月，效果并不理想。深知老友秉性的薛新民，作出一個大膽的決定：去考古工地康復！

聽到“考古工地”，田建文黯淡了許久的眼睛又亮了。

于是，在薛新民的考古工地上，朝霞里、夕陽下，人們總能看到兩個男人相攙著走路說話。起初，田建文只能往外蹦單字，薛新民則堅持每天跟他“絮叨”考古的事兒。日子就在這樣的“單方對話”中過去。

1998年夏日的一天，二人如往日一樣在工地上走路“聊天”。突然，薛新民一愣，仿佛聽到田建文蹦出了兩個字——“考古”。

停下腳，扭過頭，四目相對，田建文又說了一遍。沒錯，“考古”！田建文說的是“考古”，他心心念念的考古！兩個男人像復讀機般反復說著這兩個字，嘴角掛著笑，眼里閃著光。

到了北風將考古工地周邊的草木都染黃的時節，田建文已經可以獨自走路鍛煉了。可他總是往路邊的荒地里走，讓大伙擔心。問他去干嗎？他說：“找遺址。”薛新民笑道：“他這是又活過來了。”

1999年，身體恢復一些后，田建文受到“照顧”，被安排到山西金墓博物館任館長。然而，2004年，難以割舍的田野情結，讓他再次選擇回到了考古工地。此后，絳縣橫水西周墓地、上郭古城遺址、曹家莊漢代墓葬、聞喜上郭——邱家莊遺址……他主持的每一個發掘項目，都取得重要成果。

2020年，田建文又多了一個綽號——“二五蛋”，即在2市5縣主持了10個發掘工地。“把丟失的時間找回來”，是田建文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我們這一代考古人身上，寄托著蘇先生、張先生等兩代考古人的期望，不做出成績，對不起兩代人”。

今年5月，時隔近40年后，山西省田野考古技術培訓班再次開班。田建文主動提出，讓學員們來他主持的邱家莊遺址進行發掘實踐學習，并請纓擔任隨班指導老師。他說：“和老輩人相比，現在的考古人，特別是年輕人，最需要的就是對事業的熱愛與執著精神。我要通過自己的言傳身教，給年輕人做好表率，讓他們早日挑起田野考古的大梁！”

離開邱家莊遺址考古工地，田建文送記者去侯馬火車站。途中，電話鈴聲響起。接完電話，他開心地笑了：“剛發現一片遺址，我得馬上趕去看看。”

田建文下車，汽車再次啟動。回頭望去，那個斜背著軍挎包的身影，正蹣跚著走向遠處。夕陽將他的影子鋪在路面，很長很長。

這一瞬間，記者突然明白了田建文所說的“平坦”。一個人，始終行走在自己所鐘愛的大道上，那些坎坎坷坷，又算得了什么！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30日 01版）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想爆料？請登錄《陽光連線》（ https://minsheng.iqilu.com/）、撥打新聞熱線0531-66661234或96678，或登錄齊魯網官方微博（@齊魯網）提供新聞線索。齊魯網廣告熱線0531-81695052，誠邀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