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騎白馬、探冰川、做真人的大先生 懷念我的老師李吉均院士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陳發虎(中國科學院院士、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長。本文初稿由王光鵬、劉曉倩根據作者口述整理。)

人的一生，如果能遇到一位好老師，那是非常幸運的。遇到李吉均老師，就是我的幸運。正是在李老師的引導下，我堅定走上了科研創新、探求真理之路。

學人小傳

李吉均，1933年10月9日生于四川彭州，2020年7月21日去世。地貌學家、第四紀地質學家、冰川學家。1952年考入四川大學地理系，院系調整后到南京大學地理系攻讀地貌第四紀專業本科，1956年大學畢業后被推薦到蘭州大學地理系攻讀研究生，1958年研究生肄業后留校執教。1979年恢復職稱評審時即被評為副教授，1991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曾任蘭州大學地理系主任、中國地理學會地貌專業委員會主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地理學教學指導委員會副主任等。

一輩子就是愛看書

大約四十年前，我在蘭州大學地理系讀自然地理學專業本科二年級的時候，第一次與李老師見面。當時，李吉均、徐叔鷹、牟昀智、張林源等幾位先生是學科帶頭人，是我們這些喜歡地貌第四紀學生們心中的偶像。出于對李老師及他所從事的冰川研究的好奇，我與同宿舍的李友勤準備了幾個關于冰川的問題，叩響了李老師家的大門。當時的主要目的是想認識一下李老師，已然記不清楚具體問了什么問題，只記得李老師書桌上的書堆得足有半人高，這讓我對學者的工作生活有了直觀印象。

1987年，蘭州大學地理系招收首屆“自然地理”專業博士生，我有幸與康建成一起成為地理系的第一屆博士生，也是李老師指導的研究生中第一個獲得博士學位的。當我逐漸深入李老師的業余生活才知道，他并沒有太多愛好，一輩子就是愛看書，而且涉獵很廣。即使在晚年，因手術失敗造成行動不便的十多年時間，甚至在他去世前，李老師家的桌子兩端都堆滿了書，他還是在看書、翻資料。李老師人聰明，記憶力好，知識面非常廣，講課、做學術報告深入淺出，語言風趣幽默，學生們把聽他的報告當作一種享受。我想，這多半是因為他從來沒有停止學習、不斷吸收新知識。對有價值的書，他會反復看幾遍，甚至會翻看小人書來獲取知識。這潛移默化地影響我對學界偉人的認知：從學生時代，我就不迷信他們天生比我聰明，而是相信經過后天的不懈努力，自己也可以做一個“大先生”。

講真話，做真人

1986年暑假，我已經確定次年跟隨李老師攻讀博士學位，他帶著我們七八個學生到達里加山出野外。達里加山是甘肅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縣甘加鄉到青海循化縣黃河河谷之間的一座高山，我們騎馬從北坡攀登到海拔4000米夷平面考察第四紀古冰川。那次，李老師騎著一匹白馬，師母朱俊杰老師騎著一匹雜色馬，這個場景至今時常在我腦海中浮現。考察途中，天氣很熱，一條清澈的小溪從山上流下，在平緩處形成幾個水洼。李老師提議，大家一起到河里享受自然沐浴，說完第一個脫去衣服跳入小溪，一下子解除了我們學生的拘謹，大家也都洗了一個自然浴。

這次兩周的野外工作，李老師手把手教我們扎帳篷、畫地質填圖。當一張圖畫下來，一個區域就烙印在頭腦中。李老師騎著馬，邊走邊給我們講，有歷史故事，也有科學問題，高興時，他還會即興作首打油詩，將當時的情景融入詩句中。

讀博士期間甚至工作后的很長一段時間，我常去李老師家“蹭飯”。讀文獻或寫文章時，遇到不懂的問題，就到李老師家討論，不知不覺到了飯點兒，他一定留我在家吃飯，邊吃邊繼續討論。現在記不得具體討論了什么問題，只記得李老師母親做的川菜很好吃，師母朱俊杰教授多半會到學校食堂再買份肉菜。

從跟隨李老師攻讀博士學位到留校在蘭州大學工作，這三十多年中，我深刻體會到，李老師是一個非常率真、坦誠的人。他奉行“做真人”的理念，喜怒形于色，總是坦率地表達自己的意見。李老師平時以“小陳”稱呼我，當他直呼我姓名時，多半是因為我的工作做得不夠好，嚴重時，他會當面批評。讀研究生時，我曾聽系里的老師講，李老師就是由于敢講真話，“文革”時被下放到甘肅一個荒涼山溝的“五七”干校，吃了很多苦頭。李老師的為人、為學，對門下學生影響深遠。盡管知道講真話有時會吃虧，但我的性格無形中受到他的影響。跟隨他時間長的學生，大多也都性格豪放開朗。

1981年，李吉均在青藏高原考察時翻閱地貌圖。

80歲還在出野外

李老師注重野外考察、注重第一手科研資料。他1958年就參加了施雅風先生組織的中國科學院祁連山冰雪利用考察，開始了他的冰川研究生涯。騎一匹白馬考察我國西部所有冰川，就是李老師那時的志向。

從1973年開始，李老師加入“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并擔任冰川組組長，首先考察的就是橫斷山海螺溝冰川和藏東南地區察隅阿扎冰川，后來又考察了羊卓雍湖區域的冰川。在我做博士生期間，李老師講課時經常提到這些冰川和區域的名字。李老師對東起雀兒山西到阿里與西昆侖山、南起喜馬拉雅山北至羌塘高原的山地冰川，進行了艱辛的長途考察，取得了異常豐富的區域性資料，主要成果體現在他主編的《西藏冰川》和《橫斷山冰川》兩部專著中。后來，李老師與施雅風先生、崔之久老師等又對中國東部第四紀冰川和環境開展研究討論，李老師憑借廣博的地貌第四紀知識和對我國現代冰川與冰磧物沉積研究的深厚基礎，合理解釋了廬山地貌演化和相關沉積。他是中國東部山地第四紀冰川問題和環境研究的主力，是無冰川作用學派的干將，相關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

李老師長期在青藏高原這一“地球第三極”考察研究，他的學生秦大河橫穿南極考察，秦大河的學生效存德又到北極考察研究，“師徒三代勇闖三極”成為學界佳話。

李老師一輩子努力工作。無論遇到什么挫折，他都以積極的心態看待社會，看待整個世界的發展。李老師以親身經歷告訴學生，只要想干，積極去干，堅持去干，就能取得成功，他把這種一生奮斗的精神傳給了學生們。這也是李老師對我最直接的影響。

開展野外工作是地理學工作者理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的最好方法。晚年時，因手術失敗，身體有了殘疾，行動不方便，但只要身體允許，他就堅持出野外，80歲高齡后，仍多年堅持對甘肅隴西盆地新生代沉積和地貌演化開展考察。2013年，我與李老師一起到隴西盆地開展了幾天野外工作。他隨身帶個坐凳，常坐在凳子上指導青年老師和研究生。他晚年無法用右手寫字，就練習用左手寫“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毛筆字，我讓人把這幅字掛在蘭州大學“西部環境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一樓墻上，激勵大家努力多讀書，理論結合實際、學以致用。

李吉均晚年因右手行動不便，練習用左手書寫此聯。

“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李老師希望自己的學生思維活躍、知識面廣闊。他鼓勵學生拼搏創新，在宏觀審慎框架下探索，選擇自己感興趣的科研方向。李老師帶出來的學生都積極向上，多有成就貢獻。

我還記得，博士入學考試的專業課試卷是李老師手寫的，一共四道題，前三道題我都順利作答，但被最后一道大題難住了。這是一條教科書中從未見過的曲線，當時我也搞不清楚它是股票曲線、氣候曲線還是別的什么曲線，只能天馬行空地做了幾種猜測和假設。考試結束，我特意找李老師請教，才知道這條曲線是《自然》雜志發表的南極東方站冰芯同位素曲線，當時李老師考慮用它與蘭州的黃土研究記錄做對比。聽了我的答案，李老師對我說：“有自己的想法就好。”

作為一個“有自己的想法”的學生，我如愿以償跟隨李老師攻讀學位，進入李老師的科研團隊。原本，李老師招收我，是希望我做第四紀冰川研究的，但在上世紀80年代后期，并沒有足夠的科研經費和合適機會再開展青藏高原的古冰川研究。當時，中國黃土沉積及其記錄的冰期—間冰期旋回變化成為國際研究熱點，解決了深海記錄缺少陸地記錄支持和冰期—間冰期氣候旋回變化的驅動機制問題。蘭州是世界上黃土沉積最厚的地區，典型風成黃土有320多米厚，里面古土壤分化更多，再加上水成黃土，一些地方的黃土沉積厚度超過400米，而黃河河流階地上特殊的高分辨率黃土沉積和古土壤發育更具有特色，這引發了我對黃土記錄研究的興趣，李老師鼓勵我嘗試開展以蘭州為主的黃土記錄研究。這期間，李老師安排三個實驗室技術人員曹繼秀、張玉田、徐齊治老師幫助我。大家騎著自行車，背著干糧和水到蘭州九州臺采樣，一干就是一天。此后，我還系統開展了蘭州河谷從一級階地到最高的九州臺階地礫石層上的黃土地層、年齡和黃土—古土壤序列研究，后擴展至循環盆地、西寧盆地。我的博士論文也專門對冰期、冰川作用期進行討論，還依據達里加山第四紀冰川作用，開展了冰期旋回與黃土記錄的對比研究。我的認識是，好老師是有前瞻性的，總是能夠給學生指明研究方向，而且鼓勵他們積極去干。

李吉均1959年手繪的冰川地貌素描。

改革開放后，李老師1978年就與施雅風先生、謝自楚研究員等到英、法、瑞士等發達國家訪問。1980年，蘭州大學主辦了高校第四紀冰川沉積和地貌培訓班，他邀請英國專家來講課，多數第二代從事冰川和第四紀冰川研究的專家如秦大河院士、姚檀棟院士、周尚哲教授等均是培訓班出來的學員。

李老師也鼓勵我積極主動與外國專家討論蘭州九州臺黃土年代問題。1988年，李老師安排我在國際蘭州黃土研討會上作報告，與英國學者爭論蘭州黃土的形成年齡問題。后來，事實證明我的工作更扎實，蘭州黃土是近160萬年以來才形成的，不同河流階地上的黃土發育年齡不同，這也間接解決了河流階地的發育年齡問題。1989年，在李老師的安排下，我到杭州參加了國際南極學術研討會，代表李老師在會議上做了題為“15萬年以來甘肅臨夏北塬黃土記錄與南極東方站氣候變化的對比”的學術報告。在上世紀80年代，老師資助學生參加兩次國際會議是非常難得的。

知識可能有保質期，科學精神永不過時

在科技飛速進步的時代，老師傳授給學生們的知識可能會有“保質期”，李老師也在一年前永遠離開了我們。但是，他的學術著作、治學理念、教育思想和科學精神永遠留給了學生們。

我讀博士期間，李老師專門帶著冰磧石給我講授了冰川擦痕，并引申至冰川沉積和地貌。盡管我的博士論文和后續的研究沒有涉及第四紀古冰川研究，但李老師鼓勵學生讀書探索，不必受書本知識的局限。那時，李老師鼓勵我將今論古，因為只有理解現代過程才能更好理解過去發生的變化。他也鼓勵我從氣候變化角度理解古冰川變化，還專門請原中科院蘭州高原大氣物理研究所的科研專家給我講授青藏高原氣象學、青藏高原降水變化機制和大尺度大氣環流過程等，這些都深刻影響著我的科研生涯，也讓我對氣候變化保持濃厚興趣，更是我后來開展全新世古氣候和環境變化研究，也始終將古氣候變化與現代氣候變化機制相聯系的重要原因。

1990年，李吉均(前排中)與博士生在四川甘孜雀兒山考察。后排左一為陳發虎，左二為潘保田(現任蘭州大學副校長)，左三為張葉春(現為中科院南海海洋所研究員)。

李老師出野外時，常常海闊天空地暢談人與環境的關系，尤其是風趣幽默地談論歷史典故和歷史時期人類與環境的相互作用，讓我對人地關系、文明演化與自然環境關系等始終保持興趣，研究方向也從博士論文就開展的黃土記錄與第四紀冰期—間冰期旋回變化，以及畢業后開展的以湖泊記錄為主的全新世西風和季風變化，拓展到當前聚焦人與環境相互作用、環境考古和文明演化研究，深化史前人類探索、適應和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

李老師要求學生腳踏實地、勇于探索，鼓勵學生協力攻關、永攀高峰，這種做法正是青藏科學精神的體現。李老師指導的研究生，盡管畢業后從事的研究方向各有差異，但普遍大有作為。在他指導的碩士研究生中，秦大河、姚檀棟先后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我本人也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和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創造了“一門四院士”的學界佳話，李老師還有一些學生在學界的成績也非常突出。

學術界有一個現象：一些世界著名大學和研究機構，集中產生了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同時，新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更有可能在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學生中出現。我想，這主要是因為團隊的創新文化。常聽李老師講“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人生一大幸事也”，李老師在指導學生過程中建立的求真務實、積極向上和勇于創新的文化，持續激勵學生們有所作為、奮發向上。

李老師一生積極奮斗，奉行讀書、做事都要求真的理念，作為學生，我受益至今。永遠懷念李老師！

(本版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報》( 2021年08月30日 11版)

[責任編輯：楊凡、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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