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安全在亂象中尋找希望(國際視野)

2017年，特朗普將帶領美國如何前行？“脫歐”談判開啟，英國真要與歐盟徹底分道揚鑣？民粹主義或將影響歐洲多國大選？恐怖襲擊又將瞄準哪一個目標……2017年，國際安全形勢似乎充滿了種種不確定。而在這種不確定的動蕩中，我們更需要回歸理性，把和平放在首位，尋求新共識

美國

經濟民族主義見端倪

沈雅梅

美國第四十五任總統特朗普已于1月20日宣誓就職。根據新政府公布的六大政策主題，并從新班子可能呈現的“億萬富翁、將軍加強硬政客”陣容來看，美國內外政策將以國內為優先，走經濟民族主義路線，外交議題大多會被轉化為內政，甚至簡化為經貿問題，這對中美關系和世界形勢都會產生復雜的溢出效應。

特朗普的一系列治國主張，包括減稅、加息、去監管等，政策成本過高，可能會導致大規模赤字、消費成本增加、貧富分化加劇等惡果。擬議中的提高進口關稅、退出或重新談判“不公平的”自由貿易協定等做法意味著，美國可能與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國發生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鑒于外部經濟環境不容樂觀，美國社會存在強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情緒，不排除特朗普政府作出不符合美國長期經濟利益決策的可能性。

新政府外交和安全政策以“美國利益和美國國家安全”為指導，重在“以實力謀和平”，表現出對于承擔維護全球秩序的責任不感興趣、對全球經濟治理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等事務甩手不管的姿態，令外界擔憂這將給國際秩序調整帶來更多不確定性。特朗普追求“少花錢、多辦事”，要求北約、韓國、日本等盟友承擔更多義務，相當于把同盟關系“商品化”，這可能引發地緣政治秩序變動。隨著反恐被列為外交議程的優先事項，美國能否在中東與俄羅斯形成某種交易或合作，進而帶動美俄關系實現“觸底反彈”，令人關注。特朗普在涉臺、朝核及中美貿易平衡等問題上的表態預示著，中美關系需要用新思維處理新情況。

英國

“脫歐”進程牽動全球

崔洪建

英國公投“脫歐”是2016年西方世界飛出的第一只“黑天鵝”，也成為影響世界政治經濟變化的標志性事件，其后續影響將在2017年進一步發酵和顯現。

將于3月底開始的“脫歐”談判，不僅是英國與歐盟方面的全方位博弈，也將是決定英國內政、外交和經濟走向的重要起點。首相特蕾莎·梅在1月17日代表英國政府發表的演講中，明確提出了“放棄歐洲單一市場、建設全球性英國”的全面“脫歐”計劃，打破了之前有關英國會尋求留在歐洲單一市場、保留歐盟“準成員”資格的猜想。

英國的“硬脫歐”方案有利于歐盟方面拋棄幻想、在內部形成更為統一的談判立場，但也會加劇其失落感。對于英國嚴厲管控歐盟國家移民的擔憂，也會在部分成員國和英國之間形成新的矛盾。如何在談判中維護成員國利益將成為歐盟的最大關切。

英國“脫歐”進程對全球格局和全球化走勢的影響也將逐漸顯露。英國經濟在短期內避免了“脫歐”產生的巨大沖擊，是英國政府提出“硬脫歐”方案的底氣所在。2017年的走勢將是對英國經濟能在多大程度上消化“脫歐”后果、走向建設一個面向全球而非困守歐洲一隅的“全球英國”的重要檢驗。如果英國堅持其靈活務實外交和市場開放傳統，借“脫歐”之后的“自由之身”在國際體系中長袖善舞、在全球市場中左右逢源，那將會為遭遇困境的經濟全球化提振信心。英國政策出現搖擺和保守的傾向同樣存在，世界形勢和全球化走向仍將受到英國政策方向不確定性的波及。

盡管英國政府受“脫歐”進程羈絆，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將得以延續，因為這不僅符合兩國根本利益，更符合“脫歐”后英國對于尋找可依賴、可持續合作伙伴的強烈需求。

歐洲

一體化形勢趨嚴峻

金 玲

2017年，歐盟創始成員國——德國、法國、荷蘭及意大利都將舉行大選，英國“脫歐”談判也將啟動，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仍將牽動民眾敏感的政治神經，歐洲一體化前景更加不確定。

創始成員國相繼大選，一體化發動機停擺。受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鼓舞，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和意大利“五星運動”都積極利用民眾對全球化負面影響、難民危機及恐怖主義威脅的恐懼和擔憂情緒，希望成為2017年的“黑天鵝”。出于選舉政治和應對民粹力量上升的考量，各國主流政黨政策漸趨保守，不僅收緊移民和難民政策，也在一體化問題上更強調主權核心和國家利益，侵蝕一體化所需要的妥協空間。一體化面臨失速，甚至倒退。

難民問題與恐怖主義威脅相互交織趨勢明顯，進一步暴露了歐盟的體制性缺陷和功能性危機，加劇了民眾對歐盟行動能力的不滿。最新調查顯示：難民問題和恐怖主義威脅已成為歐盟首要關切。2016年歐洲范圍內的恐怖襲擊與難民有千絲萬縷的關系，每一次恐襲都成為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力量成長的催化劑，撕裂歐盟政治和社會。應對難民危機，歐盟內部難以形成共識，被迫尋求與土耳其和非洲國家合作，但雙方觀念、利益分歧嚴重，合作基礎脆弱。2017年，歐盟仍將面臨難民問題與恐怖主義威脅交織帶來的壓力。

近年來，應對內外危機，歐盟本已自顧不暇，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邊緣化趨勢明顯。英國“脫歐”談判將使歐盟更加內向，國際影響力勢必進一步衰微。

“薩德”系統

企圖禍害東北亞安全

虞少華

2016年7月，韓國在拒絕和猶豫多年后宣布加入美國“薩德”反導系統。當年11月，日本再放聲要加快部署“薩德”。與此同時，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也在兩國內外一片反對聲中強行簽署。情況表明，美日韓出于各自考量加緊升級三方軍事合作的行動，將在新一年里進一步禍害東北亞安全。

首先，韓國不顧總統樸槿惠正面臨被彈劾停職的亂局而向險疾走，顯示其國內保守勢力顧慮下一屆政府政策有變，從而要加快將現政府的兩項“政績”坐實。這意味著中韓關系受到的沖擊可能再被推高，朝韓關系也會雪上加霜，新政府不論屬于哪個陣營都將被“薩德”捆綁，這些都不利于韓國政局及對外政策迅速回到正軌，更不利于東北亞整體形勢穩定。

其次，日本找準時機亂中添亂，一方面可使“擁薩”阻力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可使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最終落槌。這兩個動作，正是讓美日韓軍事合作實質成型并為繼續發展成三邊軍事同盟做鋪墊的。日本已借“朝核威脅”掙脫了戰后秩序的大部分束縛，再要進一步搭上多邊軍事合作戰車，其對東北亞地區的危害將成倍增加。

最后，美國可最終完成全球最先進反導系統在東北亞地區的部署，從而減弱中俄兩國的核威懾能力。這無疑會破壞東北亞地區戰略平衡，給本地區大國關系帶來極其負面的影響。同時還會成為地區軍備競賽包括高新軍事科技競賽的導火索，使東北亞這個“火藥桶”變得更加危險。在特朗普對本地區政策尚不確定之際，部署“薩德”的負面影響不容低估。

敘利亞

中東仍為大國“角力場”

柳 莉

2016年底，敘利亞政府軍收復阿勒頗，6年內戰逆轉。敘利亞危機已成為當前牽涉勢力最多、情況最復雜的“微型世界大戰”，深刻影響著中東格局演變。

敘利亞與伊朗結盟，又一同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被多數遜尼派國家視為另類。西亞北非巨變將突尼斯、埃及、也門、利比亞卷入政權更迭漩渦，卻在敘利亞遇阻，域內外力量匯聚醞釀，性質也從“民主、復興”的民族訴求蛻變為地區控制權之爭。

危機初始，各方分列兩大陣營：伊朗與黎巴嫩“真主黨”對抗沙特與土耳其等結成的遜尼派，國際層面則是美俄較量。美國組建“倒巴(沙爾)聯盟”，卻在動武問題上猶豫：2013年接受俄羅斯的“化武換和平”方案；2015年又忍耐俄軍強勢介入；最為關鍵的是不顧以色列、沙特等強烈反對，簽署核協議將伊朗放出制裁“牢籠”。俄羅斯步步緊逼，以打擊“伊斯蘭國”為借口出兵敘利亞，逐步成為影響中東局勢發展的重要變量和解決地區事務的“利益攸關方”。

在此背景下，美國陣營出現分化，沙特、埃及、土耳其、以色列等頻繁接觸俄羅斯，地區國家關系加速重組：沙特與伊朗斷交并全面對峙；埃及、沙特、阿聯酋、土耳其等走近以色列；埃及、土耳其等對敘政府立場“大翻盤”。2016年12月，俄羅斯、伊朗、土耳其外長聚首莫斯科，擬在美國“缺位”下重啟敘利亞政治談判，沙特緊急表態要加入。

內戰不僅使人民深陷災難，為極端宗教主義滋生提供土壤，也造成歐洲難民危機。阿勒頗的收復和美國新總統的上臺，或許為政治談判帶來新的希望，但統一國家早已不復存在，只有外部勢力停止插手，才能真正解決敘利亞之殤。

“伊斯蘭國”

聚合力應對暴恐擴散

谷 寧

三個關鍵字可扼要概括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反恐形勢。

一是“退”。2016年，“伊斯蘭國”組織收縮退守，頹勢加劇。在伊拉克、敘利亞“核心區”，先后丟失拉馬迪、費盧杰、阿勒頗等重鎮，亦難挽摩蘇爾敗局；在“外線”擴張前沿，損失阿富汗楠格哈爾、查布爾省大部，被逐出利比亞蘇爾特市和尼日利亞主要城市據點。敗退中，其控制區面積銳減，武裝分子已不足1.5萬人，資金緊張且多個斂財鏈條被斬斷，“建國模式”難以為繼。

二是“散”。一方面，“伊斯蘭國”已在進行“外線”擴散的“2.0版本”，其主要目的是要化整為零、分散求生，蟄伏以伺機再起。這必然使暴恐勢力“多中心化”趨勢加劇。另一方面，恐襲目標更分散，手段更多元。受襲國或將增多，恐襲烈度、頻度將加大，襲擊地域日益呈現“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外國“圣戰者”加速回流，藏身難民潮或轉戰第三國現象突出。“獨狼”式恐襲與有組織連環襲擊并舉，為補充財源而進行的走私販毒、綁架勒索等刑事犯罪大量增加。

三是“難”。老問題依然膠著難解：反恐只是治標，難以藥到病除。如何推動敘利亞政治進程，維系打擊“伊斯蘭國”的合力；如何推進已停滯并被邊緣化多年的巴以和談，如何實現中東各國的持續發展、良政善治——這些治本之策仍在艱困中摸索。不少新問題已經冒頭，需要引起警惕：“伊斯蘭國”敗退中的焦土戰術、生化武器擴散等問題亟待解決，而暴恐新一輪碎片化亦可能導致反恐短時“失焦”，予敵人喘息之機。

反恐勝利難以一蹴而就。2017年，斗爭仍將繼續，合力更需凝聚。

網絡空間

超越務虛走向務實

徐龍第

經過近幾年的各方博弈，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的宏觀脈絡逐漸浮現。就像全球治理一樣，規則也是網絡空間治理的核心，包括一般規則和具體規則兩個層次。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幾屆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UNGGE)，圍繞網絡主權和網絡自由等一般性規則進行了長期博弈，達成重要共識，確認國際法特別是《聯合國憲章》適用于網絡空間。今后，各方應超越著重“務虛”的一般性規則，邁向重在“務實”的具體規則。當然，具體規則的類型不同，應對的網絡威脅也不同，如網絡犯罪、網絡恐怖主義、網絡戰爭、數據泄露(隱私保護)、技術漏洞(技術標準)等。

絕大多數網絡攻擊都屬于網絡犯罪，這是當前最大的網絡威脅，但國際社會尚無普遍性的國際條約或法律?？植澜M織越來越多地利用互聯網發布煽動暴力的音視頻，傳播恐怖主義意識形態和極端思想，招募人員、籌集資金和策劃實施恐怖活動。網絡恐怖主義的危害不容小視，美國2016年就宣布要對“伊斯蘭國”發動網絡打擊。

當前，既有人認為“網絡戰爭來了”，也有人認為“網絡戰爭不會發生”，但網絡空間軍事化趨勢的強化卻是不爭事實。技術精英每天都在改進技術，防堵漏洞，大規模數據泄露仍成為2016年最突出的網絡威脅，技術規則理應是網絡治理的重點。今后，如何規范國家的網絡行為，特別是國家在網絡空間的“戰爭”行為，應是各方著力的方向。就此而言，包括美國和中國在內的大國尤應進行建設性對話與合作，不讓網絡治理流于空談，不給不法分子留下空間，不讓網絡安全維護流于形式。

(本版作者單位均為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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