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法學及公共事務學教授A.E.Dick Howard《漫談美國最高法院變遷》文中的一節，本節主要闡述最高法院與社會公眾的關系。美國最高法院在裁判案件的過程中，除了保障憲法法律得到正確實施外，仍致力于謀求社會公眾的理解與支持，故而才有了歷屆最高法院試圖通過傳媒與社會公眾交流的各種努力。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也會關心民眾對最高法院的看法。曾經的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就指出，司法機關是聯邦體制中最薄弱的一環，而民眾如何理解法院的工作，對司法能否發揮其功能至關重要。正如Planned Parenthood of se.pav.casey一案所揭示的：“法院無法花錢購買民眾的支持……無法強制他人遵循裁判。最高法院的權力來源于裁判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為了使裁判發揮實效并得到服從，法院有必要讓社會公眾看到他們是如何適當地行使司法權力的，這就給傳媒進入最高法院提供了空間。法院與社會公眾接觸的需求由來已久，早在馬歇爾時期，最高法院便開始借助媒體與廣大社會公眾建立聯系。囿于當時傳播方式的局限性，最高法院一般通過在報紙上刊登匿名文章、為最高法院辯護以及接受記者采訪等方法，將最高法院的工作呈現在公眾面前。

更加開放的最高法院

過去50年里，最高法院與傳媒的關系始終處在搖擺的狀態中，表現為兩種矛盾的需求，即最高法院與公眾保持適當的距離的同時也尋求與社會公眾交流。

一方面，最高法院全面控制了公眾的知曉范圍。大法官們對涉案事項進行內部秘密討論，對外則以正式書面意見與媒體進行聯系。這種做法使得最高法院的判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免于無休止的社會爭議，這種“距離”使得最高法院在獨立裁判的過程中，可以免受任何形式的公眾干預。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也不斷采取措施加大公開力度。例如，首席大法官博格（Chief Justice Burger）就曾向記者提供案件背景簡介，并就最高法院涉及媒體報道的程序規定等問題向媒體征求改進意見。博格還增加了最高法院旁聽席的新聞記者的席位，原本只有6個記者席位，現在擴大到了30個。

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hief Justice Rehnquist）進一步為新聞報道提供方便，允許記者攜帶攝像機進入法院大樓，報道更多關于大法官旅行及健康狀況的信息，其本人也接受出鏡采訪。如今，最高法院已可以向公眾提供大法官的演講稿副本、裁判意見的副本以及法庭口頭辯論的筆錄等。

1965年，最高法院改變了原先只在每周一統一對外提供裁判意見的做法。首席大法官沃倫（Chief Justice Warren）時期的最高法院，在宣布判決前便開始通知媒體記者。盡管如此，媒體仍然抱怨“司法傾銷”現象——幾十年來，最高法院一直在同一天發布多個重要裁判意見。然而，最高法院對此類批評抱怨并不以為然。曾有一名記者建議最高法院間隔宣布重大判決，以便媒體更好地掌握新聞報道的節奏，倫奎斯特半開玩笑地回答：“我們在同一天宣布判決，并不意味著你們必須在當天報道這些判決。你們為什么不留點明天報道呢？”

盡管最高法院的整體趨勢是更為公開透明，游走在最高法院的媒體也得到了更多便利，但仍存在個別保守的案例。當CBS新聞報道紐約時報訴美利堅合眾國一案法庭口頭辯論的摘要時，博格中止了媒體獲得口頭辯論錄音的權限，并要求聯邦調查局對此事開展調查。

電子時代傳媒的需求

隨著新聞媒體自身的發展，對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的方式和內容也悄然發生變化。沃倫時期的最高法院處于紙質媒體時代，對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也主要體現在印刷媒體領域。這一方式延續至今，主流的報紙仍然大肆對最高法院進行報道，其中百分之七十五的內容是對最高法院審理的案件進行報道。

從博格時期開始，民眾越來越多地通過電視獲取新聞信息，關于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更多地開始關注判決的政治問題而非法律問題。然而，電視報道無法涵蓋所有內容，從1976年10月到1981年7月，電視媒體僅報道了最高法院五分之一的判決。

越來越多的記者出現在最高法院，媒體的規模從最初沃倫時期的身兼雙職的少數一些國會專線記者，到倫奎斯特時期已經逐漸壯大成50人的專職記者團隊。

24小時有線電視以及互聯網信息的爆棚，也從根本上改變了報道最高法院判決的模式。直到20世紀90年代，大法官的裁判意見都是在判決日早晨告訴記者，而后記者們坐下進行商討，在下午5點之前將新聞發布出去。而現在，在編輯們催促之下，記者們將報道上傳網絡之前能夠有兩個小時的復查時間就已經是很幸運的了。對《平價醫療法》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判的報道錯誤，顯現了記者們幾乎沒有時間查看法官意見就徑行報道所帶來的弊端。最高法院的案件審理意見一經發布，實習生們便沖進法院公共信息辦公室，瘋狂地將復印件交至在外等候的記者們的手中。

由于信息發布過快，福克斯新聞和CNN錯誤報道稱，《平價醫療法》中關于個人強制醫療保險的規定因違憲而被推翻，事實上最高法院并未判決違憲。這樣一個插曲也從側面反映了新聞報道所追求的即時性，可能會影響對法院裁判報道的準確性。

人們不僅批評報道過于匆忙，同時也對記者的資質提出質疑，因為現階段報道最高法院的新聞記者中獲得法律學位的不到一半，民眾可能會不太理解為何要求此類新聞記者接受正規的法學教育，但法學院的學生及法學教授將會告訴你解讀最高法院的裁判意見并非易事。動輒幾十頁上百頁的長篇法律意見書，常常充斥著不同形式的附帶意見、腳注以及多種一致或相反的意見，非常容易引起誤解。如今的新聞報道過分強調即時性只會加大產生誤解的可能。

新聞產業的不景氣也影響著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團隊規模。報社員工的數量近年來有所減少，使得華盛頓分社的人數銳減；廣告收入的減少，也在不斷擠壓著傳統新聞出版行業的生存空間，結果導致最高法院的記者團人數銳減（減少到僅有3名全職記者駐守最高法院）。

網絡博客的出現

從某些方面來說，網絡傳媒的成長提高了新聞報道的水平。網絡新媒體的出現，使得有關最高法院的原始文件、新聞和評論能夠廣泛迅速地傳播開來。人們想了解更多關于最高法院的內部運行機制，只能通過法律評論刊物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越來越多的美國學者、法律從業者開設法律博客發表評論，一些人專注于特定的領域，如稅法或者知識產權領域；也有一些人對法律、政治、生活等各個領域都開展評論。而最高法院博客只專注于對最高法院的動態進行報道。

最高法院博客的出現，對于法院新聞的發布以及公眾了解最高法院均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該網站實時報道庭審過程中口頭辯論的情況，第一時間發布法官意見；網站還提供可以瀏覽其他法院裁判意見的鏈接、當事人所作的陳述以及“法庭之友”的意見，讓那些對庭審感興趣的人可以第一時間獲得最高法院裁判案件過程中的所有信息。

此外，最高法院博客頁面中包括“正在關注的上訴案件”版塊，提供最高法院調卷令摘錄材料以及熱點案件的案例分析。

一個相對保守的法律博客The Volokh Conspiracy對《平價醫療法》案的報道很好地展現了法律博客的影響力。當大多數法律執業者及學者支持《平價醫療法》中個人強制醫保條款的合憲性時，The Volokh Conspiracy為保守的法律專家們提供了平臺，供其發表對該條款合憲性的質疑，打破了先前專家們一致認為該條款具有合憲性的局面。

該博客的專欄作家們還受邀為此案撰寫 “法庭之友”意見。他們提交的意見中涉及到“必要且適當條款”的問題，這引起了斯卡利大法官（Justice Scalia）的注意并在口頭辯論環節加以追問。贊同強制醫療的學者安德魯·科佩爾曼（Andrew Koppelman）認為這份“法庭之友”意見可能影響了首席大法官羅伯茨（Chief Justice Roberts）在本案中所持的態度。

以政治的眼光看待最高法院

對于最高法院媒體報道的歷史性改變，有一本著作比科學技術的變化起到了更大的作用。1979年，鮑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是美國《華盛頓郵報》助理總編輯，因跟蹤報道“水門事件”而出名）和斯科特·阿姆斯特朗（Scott Armstrong）出版了《三兄弟》一書，其中大量內容均源自伍德沃德與波特·斯圖爾特大法官（Justice Potter Stewart）深入接觸后所獲取的及法官助理們所透露的信息。

《三兄弟》講述了最高法院內部濃厚的政治氛圍和意識形態特征，其中充斥著各種交換和交易。該書一經出版，記者們和讀者們都更渴望獲知關于最高法院的八卦和政治類新聞。

政治因素主導了今天對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當案件涉及到政治熱點問題時更能引起媒體的注意，如墮胎、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自由問題。當最高法院的組成人員發生改變時（退休、提名及確認）或者大法官之間表現出政治黨派對立立場時，對其報道更是達到頂峰。

此外，關于最高法院的報道還更多集中在大法官的個人問題上，如在《平價醫療法》案的報道中，一個重點關注的內容，即是羅伯茨中途表示贊同《平價醫療法》中個人強制醫保的合憲性，被視作是對保守派大法官們的“背叛”。如此接近最高法院秘密討論核心信息的報道是前所未有的。

媒體注重對最高法院政治性及法官個人的報道，是否降低了法院的公信力？傳統觀點認為，民眾完全可以同時秉持兩種看似矛盾的信念，即既接受最高法院本質上是政治法院，又相信最高法院是最公平的裁判者。

最高法院有其體制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其特殊性及受眾面較小，使得對最高法院的新聞報道長期以來與對其他國家機關的報道不同。相較于媒體對總統或議會的關注程度，媒體對最高法院是階段性、有選擇且并不強烈的關注。甚至可以說，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連一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名字都叫不出。

公眾對最高法院的信心也確實不如以往。2014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民眾對最高法院的信心已下降到30%，這是1973年蓋洛普開始民意測驗以來的最低值。由紐約時報和CBS新聞開展的另一項民意測驗也顯示最高法院的公眾支持率有所滑坡，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的66%跌至了2012年的44%。只有八分之一的民眾認為最高法院是依據法律作出裁判，僅三分之一的民眾認可大法官終身任職制度。

如何解釋這種公信力的滑坡？一個明顯的原因，是最高法院在2000年布什訴戈爾一案中所作的頗具爭議的裁判。民眾至今還在爭論裁判該案的大法官們，特別是持多數意見的大法官們，是否在判決中表現出政黨傾向。該案中對裁判結論持反對意見的史蒂文斯大法官（Justice Stevens）指出：“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確定那年總統大選真正的勝者。但敗者卻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整個國家失去了對法官及法治的信心。”而耶魯大學憲法學教授杰克·巴爾金（Jack Balkin）則樂觀地認為，最高法院最終會重新贏回因該案所失去的公信。同樣是2014年的蓋洛普民意測驗，顯示民眾對總統的信心為29%，對國會的信心僅為7%，均低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們也許可以終身任職并始終表現良好，但在這個僵化且高度黨派化的時代，他們仍然無法免受民眾對政府失望情緒的影響。（原文 A.E.Dick Howard 翻譯 羅靜深 施 蕾 譯者單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華東政法大學）

[責任編輯：楊凡、蘇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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