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期鵬

徐行健先生是我認識不久的一位朋友。

說是“朋友”，實際上是我高攀。論年齡，他是我的前輩。論資格，他是卓有成就的高級美術設計師、研究員、畫家、書法家，是中國家紡產品設計中心主任、總設計師，是瑞典NCS大自然色彩協會中國地區特約設計師、濟南大學等多所院校客座教授，是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編委、濟南市美術家協會顧問、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山東省專業技術拔尖人才。2017年，還曾榮獲中國家紡藝術設計終身成就獎。論出身，他是名人之后。他的父親，是濟南著名文化學者徐北文先生。

這樣一個“大人物”，我怎敢冒稱朋友呢？

但他又的確是我的朋友。我們經著名文學評論家、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宋遂良先生引薦認識后，有一天，他應邀與濟南文化學者周長風先生造訪寒舍，不僅以他和北文先生的幾部書法集、畫冊持贈，還贈我一份徐老的珍貴手稿。那是徐老當年為“可愛的濟南”叢書寫的序言。這個舉動讓我吃驚不小，我只能用行健先生“禮賢下愚”來解釋了。這樣一個人，不稱之為朋友，又將怎么稱呼他呢？在我眼里，朋友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最高稱呼，因為高山流水，知音難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盡管這個詞現在被用得濫了一點，在很多時候也失去了它的本來意義。

其實，我對行健先生是有所了解的。這源于他的父親徐北文先生，那是罩在他頭上的一個最大光環。在濟南，凡是熱愛文化、學習文化、研究文化的人，如果不知道徐北文先生，肯定是一個笑話。當然，要是行健先生一無所長，就是有個比徐北文先生更有名氣的父親，也是枉然。他為人所知，有乃父之力，更是他長期扎實努力、砥礪深耕的結果。

行健先生比我父親大兩歲，出生于戰火紛飛的1943年。他是名人之子，就得接受名人給他帶來的榮耀和苦厄。在他青少年時代，正是父親遭受各種磨難的時期。據他的女兒徐春娜編著的《徐北文年譜》記載，一直堅持記日記的徐北文先生，在1949年到1955年、1957年到1976年間留下的日記卻很少。徐春娜說“有在運動中遺失的，還有一段時間因害怕被查沒寫日記”。這種嚴酷的環境對北文先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徐行健先生的影響同樣巨大。但正如徐春娜所說，北文先生“青壯年時期經歷過戰爭洗禮、數次政治運動的迫害、貧困和饑餓，但他依然愛生活、愛家人、愛大自然一切美好。困境中從未放棄對學問的追求、對生命的熱愛”，這才使他在改革開放之后，能夠煥發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這一點，對行健先生的影響可能更大，也更為內在、持久，構成了他生命的“內力”。如果沒有這種“內力”，一個人的生命就會缺乏耐力與韌性，很有可能在逆境中因柔弱而遭毀滅，或因剛烈而遭摧折。所以，就一個人來講，生命的“內力”是不可或缺的。有了這種“內力”，他才可以度過一切苦難，至少不被摧毀或擊倒。那么，當年北文先生給他取名“行健”，是否就有這樣一種期許呢？我沒有問過行健先生，但我知道古人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名句，北文先生應該是從這個含義上為他的愛子命名的吧？

從行健先生的經歷來看，他的確無愧此名。早在1959年，他初中畢業之后不能繼續升學，就進入了濟南毛巾廠工作。那一年，他才十六歲。因為北文先生在此前的1955年，就在反胡風運動中受到牽連；后來又被劃為“右派”，由濟南教師進修學院的一名教師，下放至林場苗圃勞動。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才被徹底平反，重回濟南教師進修學院工作。父親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兒子的命運；父親的學養和“內力”，也給兒子帶來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濟南毛巾廠，行健先生不論是干擋車工還是制版工，都沒有丟下自己的學業，放棄自己的愛好，他以堅忍的毅力刻苦學習美術，也靠自己的美術專長逐漸改變了人生軌跡。1966年，進廠七年的行健先生被調到圖案設計室從事設計工作，從此與家用紡織設計結下了不解之緣，也逐漸成了這個領域的佼佼者。我們從他那一大堆頭銜中，可以看出他在家紡設計行業中的地位和影響。他的事跡，還被選入了《中國自學人才薈萃》《中國職工自學成才辭典》《中國當代工藝美術名人辭典》。

當然，他的興趣并不只在家紡圖案設計中，他還有更廣泛的愛好和更高遠的追求。業余時間，他同樣刻苦地學習油畫、水粉、國畫、書法，后來又專攻中國畫，以花鳥為主，兼擅山水，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他的中國畫，最突出的特點是以實用美術尤其是圖案設計“打底”，有著扎實深厚的線條基本功。這與那些喜歡揮動大手，落筆便是墨團、色塊的“創新型”畫家，有著本質的不同。而就中國畫而言，線條無疑是基礎的基礎，所謂“書畫同源”，大概也主要是從它們都注重線條的秉性說起的。

因為對于線條的強調，我們看到他筆下的花卉，即便是以雍容華貴著稱的牡丹，也與那些習見的作品不同。它們在行健先生筆下，幾乎全以長短線條和黑白兩色出之，沒有大紅大紫之色、妖艷嫵媚之態。偶有點染，也是畫龍點睛，靈動自然。在一種“俗艷”之風彌漫的社會狀態和藝術環境中，堅持與中國畫的傳統與本源對接，而不迎合市場和大眾的口味，這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和定力。這是一種外表平淡但內心熱烈的品格，一種看似與世無爭實則堅決抵抗俗風的堅定與決絕。這樣一位畫家，他不會為任何人畫畫，他的畫筆只投向自己的內心、表現自己的情致。因此，他的牡丹是“花魂風骨”，梅花是“雪魄冰魂”。自然萬物在他的筆下都有了自己的鮮明的個性，呈現出了一種難得的通透、傲然之氣。元人王冕曾有《墨梅》詩云：“我家洗硯池頭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顏色，只留清氣滿乾坤。”這是梅花的精神，詩人的高格。我覺得用在行健先生身上，也是很恰當的。

近讀我的師兄耿介耳先生的《徐公牡丹記》，其中寫道：“行健公云，我欲以線振精神。”“徐公牡丹，以線聚形，無線描之故態；丹粉淺淡，猶五彩之新妍。”實在是行家所見。介耳先生又說：“畫手自來有分野，一者入手即俗，一者出手不凡。應知畫手之手關乎心焉，所謂非力取可得者也。世人只知勤能補拙，不知其惟不可補心，心自有心養處也。”這也恰如宋遂良先生在《徐行健畫冊序言》中所說：“畫得好，還是因為畫家的人好。古人說，‘畫者，文之極也’。中國畫講究歷史文化之積淀。故以詩詞、書法、金石三者輔之、約之、規之，使其浸潤于深厚的文化底蘊之中，以脫其俗氣、戾氣、小氣而成大器。徐行健先生出身于世代書香，父親北文先生乃齊魯當代大儒，然不幸迭遭磨難，致使行健少年間關頓踣，備嘗艱辛，全靠自學成為全國第一流的美術設計師。這種煎熬磨礪，成就了他人道主義的胸襟。儒家的進取擔當，道家的棲恬守逸，佛家的慈悲寬容，在他身上兼而有之。”

宋遂良先生同時指出，行健先生的“歷練和天賦，使他在繪畫和書法方面仍有廣闊的空間。這個畫冊也許只是一個新的起點”。是的，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永遠都把每一天當成一個新的起點。行健先生雖已年屆八旬，但依然精力充沛、虎虎生風，尤其是他愛生活、愛自然、愛藝術的那顆“大心”，依然在嘭嘭跳動，給他以生命的活力和藝術的渴望。

[責任編輯：韓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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