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2月21日訊 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日前啟動。候選項目均為各發掘資質單位主動申報，經國家文物局審核，最終確定32項參評，其中山東4項。推介活動辦公室將組織投票推薦產生20項進入終評。記者瀏覽發現，山東的4項參評項目按年代早晚排序依次為：山東沂水跋山遺址、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山東臨淄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山東元代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

2021年10月～2022年9月，濟南市考古研究院對章靈丘北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并清理西漢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元代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最為重要。

發掘區域航拍全景（上為北）

根據墓葬形制、規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結合相關文獻，墓地至少包含至張榮玄孫的墓葬，時代貫穿整個元代。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為張榮墓；第二排為張榮子輩墓，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張邦杰（M82）、張邦直（M68）、張邦彥（M81）、 張邦允（M79）、張邦孚（M77）、張邦昌（M74）。

張榮為漢人世侯，被追封濟南王，在《元史》《新元史》有列傳。共有七子、四十孫，子孫亦多居官位，部分官職較高，其十四位子孫在史書有記載。其中，張邦杰、張宏、張邦憲、張宓分別被追封為齊郡侯、齊郡公、濟南郡公等高級爵位。

張榮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磚雕墓（5座）、石室墓（9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均為190度左右，深度大多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盤、瓷瓶、瓷罐、香爐、銅鏡、鎮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組），其中官窯和青花瓷器共計40余件。另外，還發現石碑4件、龍紋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與陵園神道相關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濟南王（張榮）神道碑、濟南王（張榮）子孫譜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濟南王神道碑殘長180厘米，記載了張榮的生平事跡。濟南王子孫譜碑殘長206厘米，共記載了張榮及其子孫共計六代的譜系官職情況。

M83張榮墓全景（上為西）

出土的“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神道碑”“子孫譜碑”及石像生，均與M83（張榮墓）開口同一層位，分布于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位于墓道西南約1.8米處，“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約3米處，“子孫譜碑”位于墓道東南約12米處，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約30米處。

張榮家族墓地出土“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

墓地北端中部的磚雕壁畫墓M83（張榮墓）規模最為宏大、結構復雜，由墓道、前門樓、前室、后門樓、中室、后室及5個側室組成，通長34.2、最寬15.1、深6.3米。

墓道平面呈長梯形，底為臺階加斜坡式。兩門樓中上部兩側設弧形翼墻，券頂門洞之上現存三層仿木結構，上下均為斗拱、中為格扇門，后門樓上層設一墨書“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邊形外、其余各室均為圓形，直壁、穹窿頂。后室三側室僅建造直壁部分，未與后室連通。墓室內磚雕較少，僅中、后室設斗拱和燈檠，后室三側室內各一燈檠。門樓和前、中、后三室內壁均布滿彩繪。門樓主要為纏枝花卉；前室有蓮花藻井、祥云仙鶴、斗拱立柱、侍女圖、各類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鳥圖、纏枝牡丹、儀仗出行圖等；后室有蓮花藻井、祥云仙鶴、花鳥圖、盆栽花卉、嬰戲圖、宴享圖、備宴圖、晾衣圖等；后室南過道東西兩壁各繪一執戟武士。其中牡丹紋藻井、儀仗出行圖、持戟武士圖等是山東地區元代墓葬首次發現。墓室雖多次被盜，仍出土隨葬品200余件，多為殘陶俑。

張榮家族墓地出土部分石像生

其余4座磚雕墓均為單室，2座（M79、M82）位于M83南側一排，應為張榮的子輩墓葬；2座位于M79南側一排（M78、M80），應為張榮的孫輩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雙層彩繪仿木磚雕門樓，M79門樓中上部設一墨書“靜安堂”的斗形匾。M79出土“宣授淄州節度使”碑刻一塊。

M83張榮墓中室（由南向北）

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門、甬道及墓室組成。墓門多拱形，石板封門；墓室多單室，平面圓形或方形，穹隆頂中部設有蓮花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門處有一壁龕。M77、M81石門由門楣、門柱、門扉及封門石板組成。M81門外砌筑八字墻，墓壁東、西兩側底部各一狹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門、前室、中室、后室組成。前室近方形，疊澀頂；中、后室墓頂合為兩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長方形；后室由石柱分為四室，東二、東一室分別發現一石碑及碑蓋，石碑刻有“宣授濟南路諸軍奧魯總管張公靈柩”。

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門、墓室組成。其中，M49墓道東壁下部近墓門處設一壁龕，青磚封堵，內有葬具一棺，棺內有幼兒人骨兩具。

M83張榮墓前室四壁下部侍女圖

張榮家族墓地是山東迄今發現的級別最高、陵園附屬物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資料最豐富的元代墓地，意義重大。

張榮墓（M83）是目前全國發現的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壁畫最豐富的元代墓葬，其前后雙門樓、八墓室的結構為國內元代墓葬首次發現。其后門樓和M79門樓設置墨書“堂號”斗形匾的形式亦極為罕見。

發現一些重要遺跡現象：M49、M50在墓道中設置壁龕，尤其M49壁龕內埋葬人骨的現象在山東元墓中首次發現，全國亦為罕見；M81的八字墻或為后世墓葬中此類設置的濫觴；另外在M83東南部發現明堂遺跡。

M83東南“明堂”遺跡（上為北）

發現的石翁仲、石羊、望柱、神道碑、家譜碑等陵園構件為研究元代陵園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碑刻銘文可與《元史》等文獻相互勘證、補史之闕，同時為研究元代時期漢人任用制度、職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墓地布局規整，明顯經過規劃，對研究元代漢人、尤其是王侯家族的墓地選擇及布局、墓葬形制選擇、隨葬器物、墓上設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研究以張榮為代表的漢人世侯家族的興衰演變提供了重要材料。

豐富的壁畫內容和陶俑等隨葬品形象展示了民族融合的情景，為統一的中華民族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出土瓷器種類繁多，含鈞窯、龍泉、磁州、景德鎮等多個窯系，對南宋和元代瓷器研究有重要意義。同時，為研究元代喪葬用瓷和貿易交流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元青花瓷器是濟南首次發掘出土。（稿件原創：濟南市考古研究院 劉秀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