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網·閃電新聞2月22日訊 近日，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初評啟動，32個項目進入初評。山東共有4項進入初評，按年代早晚排序依次為：山東沂水跋山遺址、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山東臨淄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山東元代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萬載風沙，滄海桑田，閃電新聞和您一起，探尋齊魯大地上人類活動的遺跡。
山東沂水跋山遺址——填補了山東及中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空白
跋山遺址位于山東省沂水縣河奎村，魯東南沂蒙山腹地沂河上游，北距跋山水庫約300米。
錘擊、砸擊石核、石錘、古菱齒象、披毛犀、原始牛……截止到2022年11月初，跋山遺址共清理出土石制品及動物骨角化石近10000余件。
跋山遺址因底層堆積厚重，文化時代跨度較大，側面證明遺址被反復利用和長時間占有，是目前山東省發現的文化內涵最為豐富的舊石器時代中期遺存。
古菱齒象是大型哺乳動物，生活在距今1萬—20萬年的晚期更新世，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大象。跋山遺址出土了具有人工加工痕跡的象牙制鏟形器，系國內首次發現的對古菱齒象門齒進行加工利用的情況，結合遺址還出土了一定數量的骨制品，不排除跋山遺址的早期占有者已經擁有對動物骨骼進行磨制的思維和技術，就目前掌握材料，以象牙為原料制作實用工具，且時代達到10萬年前后，在世界范圍內也極為罕見。
（古菱齒象臼齒）
跋山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山東及中國北方地區舊石器時代考古的空白，尤其是以古菱齒象為主的動物骨骼化石與大量石器間雜分布，為研究、復原晚更新世中晚期古人類對遺址的利用情況及生計方式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考古學材料，對建立我國東部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序列，論證中國—東亞人類的連續演化，研究當時人類加工工具的技術特點、生產生活方式以及復原古人類生存的自然環境，具有重大價值與意義。
山東臨淄趙家徐姚遺址——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
臨淄趙家徐姚遺址位于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晏嬰路以南，莊岳路以東。遺址北距齊國故城約5千米，東距后李遺址約4.2千米，南距淄河約1.2千米，屬泰沂山系北麓的山前傾斜平原。
臨淄趙家徐姚遺址距今大約1.32萬年，是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的人類遺址。目前，2022年度的野外挖掘工作已經完畢，研究工作正在進行。
遺址核心區域總面積約400平方米，平面近圓形，遺址兩側有水流活動沖刷形成的淺溝。總計出土遺物1000余件，火塘3處。出土遺物以動物骨骼為主，陶片、陶塑次之，少量石制品、蚌殼制品。其中陶片標本200余件，包括可復原陶器2件。陶片均為夾炭紅陶，可辨部位有口沿、腹部、圜底，初步判斷器型為圜底盆。其中口沿21件，分為方唇、圓唇、花邊三種，近底陶片14件，穿孔陶片5件。另見有陶塑100余件，質地細膩，形狀各異，塑形隨意；經過燒制，但火候一般。骨骼標本500余件，以環頸雉鳥類和鹿類為主。蚌殼制品25件，其中穿孔蚌器1件。石制品70余件，石料以石灰巖為主，多為權宜性工具。
因遺址年代框架明確，所處節點關鍵，為建立魯北地區這一時期的地層編年體系及當時古環境的復原提供重要依據。該遺址發現的早期陶片是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陶器年代最早的遺址之一，也是東亞地區出土早期陶片數量最多的遺址。同時該遺址出土的夾炭陶反應出該遺址是中國早期制陶工藝最為成熟的遺址之一，對研究中國早期陶器起源影響深遠。
該遺址的發現填補了山東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的空白，為認識中國北方尤其是山東地區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過渡這一重大的歷史變革提供了關鍵證據。此外，遺址保存相對完整，性質明確，對認識當時的社會組織形態和人類生業模式有重要的意義，對華北地區舊新過渡研究影響深遠。
山東臨淄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山東地區正式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
南馬坊大墓位于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齊都鎮南馬坊東南墓地西南部，北距臨淄齊國故城約2公里。大墓北部和東部約25米處各是一座長方形大型車馬坑。臨淄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規模宏大，建造考究，是目前山東地區正式發掘的規模最大的東周時期墓葬。
南馬坊大墓由墓道、墓室、槨室、陪葬坑等部分構成，為一座夯土構筑的“甲”字形墓葬。
墓室裝飾華美，壁面經反復修整涂抹，并用彩繪帷帳裝飾，在南馬坊大墓中墓壁和二層臺上大面積鋪置葦席，仿效了墓主生前的宮室，是一種視死如生觀念的反映，深化了對齊國喪葬禮儀、價值觀念、裝飾藝術的認識。
墓東的殉車馬坑，長達25米，共殉車7輛、馬16匹，目前已清理完畢。墓北的殉車馬坑，長達56米，現正在清理之中。
附葬的兩座車馬坑是目前山東地區發掘的規模最大的車馬坑，在全國范圍內亦屬罕見，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歷史價值和文化價值。
臨淄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首次發現了結構基本完整的木結構建筑模型和加固墓壁的生土垛子，出土了大量帶有漆木柲的青銅兵器、排列整齊的車馬等。這些重要發現為豐富齊國歷史文化以及手工業生產等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測年顯示，南馬坊大墓和車馬坑總體屬于戰國早期。文獻記載，公元前481年田成子弒齊簡公而立齊平公，始專齊國之政，至公元前386年田和被冊立為諸侯。南馬坊大墓年代正處在 “田氏代齊”這一歷史進程的關鍵時期，其墓主身份為不低于上卿一級的齊國高級貴族，不排除為齊君的可能，這對研究戰國時期齊國的政治格局和文化變遷具有重大意義。
山東元代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國內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壁畫最豐富的元代墓葬
2021年10月～2022年9月，濟南市考古研究院對章靈丘北墓地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并清理西漢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元代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最為重要。
發掘區域航拍全景（上為北）
根據墓葬形制、規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結合相關文獻，墓地至少包含至張榮玄孫的墓葬，時代貫穿整個元代。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為張榮墓；第二排為張榮子輩墓，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張邦杰（M82）、張邦直（M68）、張邦彥（M81）、 張邦允（M79）、張邦孚（M77）、張邦昌（M74）。
張榮為漢人世侯，被追封濟南王，在《元史》《新元史》有列傳。共有七子、四十孫，子孫亦多居官位，部分官職較高，其十四位子孫在史書有記載。其中，張邦杰、張宏、張邦憲、張宓分別被追封為齊郡侯、齊郡公、濟南郡公等高級爵位。
張榮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磚雕墓（5座）、石室墓（9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均為190度左右，深度大多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盤、瓷瓶、瓷罐、香爐、銅鏡、鎮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組），其中官窯和青花瓷器共計40余件。另外，還發現石碑4件、龍紋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與陵園神道相關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濟南王（張榮）神道碑、濟南王（張榮）子孫譜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濟南王神道碑殘長180厘米，記載了張榮的生平事跡。濟南王子孫譜碑殘長206厘米，共記載了張榮及其子孫共計六代的譜系官職情況。
M83張榮墓全景（上為西）
出土的“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神道碑”“子孫譜碑”及石像生，均與M83（張榮墓）開口同一層位，分布于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位于墓道西南約1.8米處，“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約3米處，“子孫譜碑”位于墓道東南約12米處，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約30米處。
張榮家族墓地出土“大元故濟南公張氏神道碑銘”碑首
墓地北端中部的磚雕壁畫墓M83（張榮墓）規模最為宏大、結構復雜，由墓道、前門樓、前室、后門樓、中室、后室及5個側室組成，通長34.2、最寬15.1、深6.3米。
墓道平面呈長梯形，底為臺階加斜坡式。兩門樓中上部兩側設弧形翼墻，券頂門洞之上現存三層仿木結構，上下均為斗拱、中為格扇門，后門樓上層設一墨書“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邊形外、其余各室均為圓形，直壁、穹窿頂。后室三側室僅建造直壁部分，未與后室連通。墓室內磚雕較少，僅中、后室設斗拱和燈檠，后室三側室內各一燈檠。門樓和前、中、后三室內壁均布滿彩繪。門樓主要為纏枝花卉；前室有蓮花藻井、祥云仙鶴、斗拱立柱、侍女圖、各類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鳥圖、纏枝牡丹、儀仗出行圖等；后室有蓮花藻井、祥云仙鶴、花鳥圖、盆栽花卉、嬰戲圖、宴享圖、備宴圖、晾衣圖等；后室南過道東西兩壁各繪一執戟武士。其中牡丹紋藻井、儀仗出行圖、持戟武士圖等是山東地區元代墓葬首次發現。墓室雖多次被盜，仍出土隨葬品200余件，多為殘陶俑。
張榮家族墓地出土部分石像生
其余4座磚雕墓均為單室，2座（M79、M82）位于M83南側一排，應為張榮的子輩墓葬；2座位于M79南側一排（M78、M80），應為張榮的孫輩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雙層彩繪仿木磚雕門樓，M79門樓中上部設一墨書“靜安堂”的斗形匾。M79出土“宣授淄州節度使”碑刻一塊。
M83張榮墓中室（由南向北）
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門、甬道及墓室組成。墓門多拱形，石板封門；墓室多單室，平面圓形或方形，穹隆頂中部設有蓮花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門處有一壁龕。M77、M81石門由門楣、門柱、門扉及封門石板組成。M81門外砌筑八字墻，墓壁東、西兩側底部各一狹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門、前室、中室、后室組成。前室近方形，疊澀頂；中、后室墓頂合為兩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長方形；后室由石柱分為四室，東二、東一室分別發現一石碑及碑蓋，石碑刻有“宣授濟南路諸軍奧魯總管張公靈柩”。
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門、墓室組成。其中，M49墓道東壁下部近墓門處設一壁龕，青磚封堵，內有葬具一棺，棺內有幼兒人骨兩具。
M83張榮墓前室四壁下部侍女圖
張榮家族墓地是山東迄今發現的級別最高、陵園附屬物最多、一次性出土文字資料最豐富的元代墓地，意義重大。
張榮墓（M83）是目前全國發現的規模最大、結構最復雜、壁畫最豐富的元代墓葬，其前后雙門樓、八墓室的結構為國內元代墓葬首次發現。其后門樓和M79門樓設置墨書“堂號”斗形匾的形式亦極為罕見。
發現一些重要遺跡現象：M49、M50在墓道中設置壁龕，尤其M49壁龕內埋葬人骨的現象在山東元墓中首次發現，全國亦為罕見；M81的八字墻或為后世墓葬中此類設置的濫觴；另外在M83東南部發現明堂遺跡。
M83東南“明堂”遺跡（上為北）
發現的石翁仲、石羊、望柱、神道碑、家譜碑等陵園構件為研究元代陵園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碑刻銘文可與《元史》等文獻相互勘證、補史之闕，同時為研究元代時期漢人任用制度、職官制度等提供了重要材料。
墓地布局規整，明顯經過規劃，對研究元代漢人、尤其是王侯家族的墓地選擇及布局、墓葬形制選擇、隨葬器物、墓上設施等墓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研究以張榮為代表的漢人世侯家族的興衰演變提供了重要材料。
豐富的壁畫內容和陶俑等隨葬品形象展示了民族融合的情景，為統一的中華民族形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資料。
出土瓷器種類繁多，含鈞窯、龍泉、磁州、景德鎮等多個窯系，對南宋和元代瓷器研究有重要意義。同時，為研究元代喪葬用瓷和貿易交流提供了新材料。其中元青花瓷器是濟南首次發掘出土。
遍布齊魯山河的遺址，如同遠古先民為我們埋下的一個個大型考古“盲盒”，在考古工作者們手中，重新綻放出屬于那個時代的鮮明而生動的色彩，也讓深厚古老的中華文化不在埋塵，以閃耀的姿態敘述中華文化的強大自信。
（注：濟南王張榮家族墓地稿件原創 濟南市考古研究院 劉秀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