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齊魯網
2024-04-26 14:47:04
“五四”前后知識分子生存困境的縮影
——欠薪、索薪與魯迅《端午節》的寫作
作者:盧軍
(聊城大學 文學院 山東聊城252000)
【摘要】《端午節》的創作動機、人物塑造、情節設置與當時魯迅自身的經濟生活體驗有密不可分的聯系。小說以1920年代“索薪”事件為背景,展示了面臨經濟與精神雙重困境的民國知識分子的生存實況。通過塑造持“差不多”說的小官僚兼教員方玄綽這一人物形象,魯迅既剖析了人性的弱點,又審視、反省了自我,其所折射出的是魯迅對價值理想精神日漸消解的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的深刻思考。結合其后創作的“索薪”題材雜文和魯迅的實際行動進行互文性閱讀,可了解魯迅對“索薪”行為的鮮明態度:否認“不高尚”說,認為其是捍衛知識分子經濟權利的正當行為。
【關鍵詞】魯迅;《端午節》;欠薪;索薪;方玄綽
【中圖分類號】I210.9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353(2023)-
一、《端午節》:被冷落及評價兩極分化的小說
《端午節》是魯迅應茅盾之約而寫的,發表于1922年9月10日《小說月報》第十三卷第九號。從本期封面看,《端午節》排在重點推介文章的首位。在“短篇小說”專欄,《端午節》也位列專欄的首篇,其后是冰心的《寂寞》、王統照的《微笑》。茅盾對魯迅作品的重視程度可見一斑。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端午節》在魯迅小說中是受研究者和讀者雙重冷落的一篇,學界還呈現出對《端午節》的“兩極評價”,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
與魯迅同時代的評論家中,對《端午節》給予高度評價的代表是成仿吾和楊邨人,贊其為寫實性極強的現實主義杰作。成仿吾將《阿Q正傳》和《端午節》這兩篇在《吶喊》中比鄰的小說進行了對比,“嚴格地說起來,前者不過是一篇故事(Tale),后者才真是我們近代所謂小說。……我讀了這篇《端午節》,才覺得我們的作者已再向我們歸來,他是復活了,而且充滿了更新的生命”,認為《端午節》對于魯迅“實在有重大的意義”。楊邨人也充分肯定了《端午節》在《吶喊》集中的地位:“我們在全集十五篇里面,以為《風波》,《故鄉》,《端午節》,《社戲》,《不周山》,《阿Q正傳》,《明天》為杰作中的杰作,其次的才算是《孔乙己》,《狂人日記》……”。對《端午節》持否定態度的代表首推李長之,1935年,他在列舉“魯迅在文藝創作上的失敗制作”時提到了《端午節》:“我覺得魯迅有幾篇東西,卻寫得特別壞,壞到不可原諒的地步。在《吶喊》里,是《頭發的故事》,《一件小事》,和《端午節》”;“《端午節》,沉悶又平庸,文字先不起勁……讓人懶得看下去”。
在當代,《端午節》遭遇研究者們持續的質疑和冷落,有論者分析原因在于《端午節》“風格模糊”,“在魯迅整個小說創作中的屬性和定位不夠明確所致”。但也有研究者肯定其特殊性,“這篇小說創作于五四新文化運動退潮期,包含著魯迅的自我認識與反省、魯迅與同時代人的對話,涉及魯迅小說創作史、思想發展史上的某些大問題。其創作心里的隱秘、復雜,在魯迅小說中可謂屈指可數”;“《端午節》這樣的作品,能特別顯示出魯迅眼光的獨特、思想的敏銳和深刻”。
時隔百年重新解讀這篇小說,只有還原文本書寫的歷史場域,了解《端午節》創作的社會背景和作者處境,才有可能驅散因種種原因產生的疊加的歷史隔膜,消除對文本的誤讀和偏見,了解20世紀二十年代知識分子的生存環境,審視小說中內涵豐富的人物,探究其矛盾的性格、復雜微妙的內心世界。進而對小說的價值和意義作出新的評價。
二、欠薪及索薪運動:《端午節》創作的時代背景
小說《端午節》以索薪事件為背景,以政府欠薪、教員索薪、身為教育界的小官僚兼教師的主人公方玄綽生活困頓卻恥于索薪的復雜心態為主線,描繪了1920年代知識分子的經濟困境。
楊邨人比較分析了《阿Q正傳》和《端午節》的不同之處:“我們讀《阿Q正傳》時,感覺得我們還是十年前的人物,我們簡直變易地位,處在十年前的環境社會之中;可是讀《端午節》時,我們已是回來了,我們所感覺的社會環境,正是現在的環境社會。……《端午節》給我們的印象是:(一)金錢的萬惡;(二)現代經濟制度組織不良的社會,應該推翻;(三)文字的生涯著實養不活人”。1923年10月,一個筆名“Y生”的作者在《讀<吶喊>》一文中,稱《端午節》與《孔乙己》《藥》等文一樣,“多為赤裸裸的寫實,活現出社會之真實背影”。那么,小說反映的社會實況是什么?孫伏園曾撰文回憶小說創作的時代背景:“民國十一年是北京政府已經很不像樣子的時候了:教職員欠薪、公務員欠薪、著作人幾乎沒有稿費,知識分子簡直沒有法子繼續生活下去”。周作人在《官兼教員》一文中也談及《端午節》的創作背景:“小說是講北洋政府時北京學校機關欠薪的事情,那時學校先欠,職教員發生索薪,兼職的講師每星期兩小時只有薪水四十元,除北大以外又多只以十個月計算,因此多數講師不熱心參加,以官兼講師的自然也就屬于這一類了。后來政府機關也欠了薪,他們也弄不下去了,可是又不能像教員們的鬧索薪,情形很是困難。”
小說《端午節》提到方玄綽平時領到的薪水都是“中交票”。“中交票”是袁世凱執政時期中國、交通兩銀行濫發的紙幣。1916年5月12日,國務院通過議案,規定暫停兌現已發行的“中交票”。此后一年內其他地區逐漸恢復兌現,唯有北京不僅沒有恢復兌換,而且仍在增發,使得金融陷于混亂,“中交鈔票日益跌價,最感痛苦者厥為各學校教職員,并且薪俸多延至數個月始能發放。故各學校教職員生計之困難幾出人意料之外”。1918年3月10日魯迅致信許壽裳:“近來部中俸泉雖不如期,尚不至甚遲,但紙券暴落,人心又不寧一,困頓良不可言。”這直接導致1919年底北京教職員發起的大規模的索薪運動。1920年直皖戰爭之后,因各派軍閥不斷擴軍備戰,“致使本已十分窘迫的中央財政更加困難。1921年春,靳云鵬內閣竟斷絕支付教育經費和教職員薪俸,使北京的大中學校教育陷入無法維持、教職員生活陷入難以為繼的地步。國立專門以上八校教職員被迫于3月14日舉行罷教”。魯迅也停止在各校授課,直到下學期才重新開講。
當時關于“索薪”題材的報道、時評、諷刺詩很多。如《枵腹索薪》:“八校教職員‘枵腹教育’之外 ,還要‘枵腹討債’,這種枉費精神的舉動,我看大可不必。北庭始終沒有把‘教育’二字放在心上,可以食言而肥,可以相應不理,也可以欺騙行事,到現在是無論你們如何鬧法,如何討法,他總是當作耳旁風。本來軍閥之下,哪有教育生存的余地?”因積欠薪俸導致經濟窘迫,朝不保夕,各機關紛紛成立“索薪團”。《索薪團》一文解釋了眾人“結團索薪”的無奈,“年來中央政府,因軍費浩繁,庫空如洗。以致行政經費均不能按期發出。各機關薪俸甚有拖欠十余月尚未補發者。各機關人員向恃薪俸度日,拖欠日久,其何以堪。遂不得已而有索薪團之結合。其唯一宗旨,即系向政府討索欠薪。此雖與國家體面有關,然亦不得已之舉”。社論《拼命索薪團》對“拼命”一詞有了新了解釋:“北京教育欠薪,以致停課,去年鬧到今年,尚無圓滿解決。……一人索之無效,眾人索之又無效,不得不結團體共索之。甚而美其名曰拼命索薪團。蓋言索薪不得,惟有拼命而已。為拼命二字從來未有笑話也。”諷刺中包含了對飽受欠薪之苦的教職員的深深同情。《索薪》詩:“半載欠薪無處索,可憐八校教員愁。那知總長頭顧破,石子中難逼出油。”《索薪歌》:“欠薪不發無奈何,日暮愁無果腹法, ……薪俸經年延不發,家徒四壁空空如。老妻無米說難炊,始信長安居不易。 ……枵腹何能講操守,須使面包先到口。”希望政府能體諒索薪人員的困苦,設法籌款,清償積欠。
周作人在《索薪》一文中回憶:“發端于北京的北京大學、高師、女高師、工、農、醫、法政、藝術各專校,平時素無聯絡,為了索薪這才組織了‘八校教聯會’,會里舉出代表,向政府索薪,最初是找教育部和財政部,推說沒錢,進一步去問內閣總理和大總統了。”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學等八所高校教職員因抗議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經費全體辭職。4月30日政府迫于壓力接受了教職員的要求。但其后靳云鵬內閣并未履行撥付補發所積欠的教育經費的協議,5月16日,八校教職員因政府開空頭支票再次辭職。
1921年6月3日,八校辭職教職員聯合學生千余人,“冒雨前往徐世昌為首的北洋政府總統府新華門前請愿索薪,突遭軍警鎮壓,北大校長蔣夢麟,教授馬敘倫、沈士遠及其他院校校長師生等十余人受傷”。翻看當天的魯迅日記,只有寥寥三字:“雨。無事”。在“新華門”事件的前一天,即6月2日的魯迅日記“下午送二弟往碧云寺。晚歸”。可見6月3日魯迅是在北京的。
筆者認為,魯迅一定會關注“新華門”事件的發展,因其好友錢玄同在血案發生后曾去首善醫院慰問受傷的代表馬敘倫、沈士遠等人。因為徐世昌政府對外宣稱受傷的教師和學生是在新華門外“自己碰傷的”,連在西山療養的周作人也很快針對此次流血事件寫了一篇短文《碰傷》以示諷刺,發表在6月10日的《晨報》,尖銳諷刺了政府的荒謬說法。《東方雜志》在《中國大事記》(1921年7月28日)中記載了本次教潮的解決結果,“北京國立各校教職員自六月三日請愿后,與教育次長馬鄰翼,雙方向法院提起訴訟。現經范源濂、汪大燮、張一麐、張國淦、傅增湘等五人出任調停。提出解決辦法五條。(一)訟案聽法院處理。(二)政府為解釋六月三日新華門不幸事件系出于一時誤會。派員向教育界慰問。……”。 馬敘倫在“新華門”索薪運動中擔任八校教職員聯合會主席,他堅決否認了當局的“一時誤會”說:“總統府早已關了新華門(總統府大門),布置了隊伍,在門外迎接我們,我們一到,就被攔阻,就被槍擊”。馬敘倫晚年在回憶錄中評價了這次“事聞中外”的索薪活動的歷史影響:“國內教育界沒有不給我們援助,孫中山先生在廣州也給我們正式的援助,北京軍閥政府的威信就此一落千丈。”依魯迅的性格來看,他決不可能對影響如此大的事件無動于衷,只不過當時沒有馬上發聲罷了。
三、《端午節》創作前魯迅的經濟狀況
魯迅的經濟觀在作品中有不同程度的體現。“經濟在魯迅小說中不僅僅作為背景出現,而是內在于故事,進入情節結構的前臺,成為小說的有機組成部分”,以“索薪”事件為題材創作的小說《端午節》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
楊邨人認為讀者可通過《端午節》了解魯迅的身世經歷。有論者分析《端午節》“描寫極其細膩,也有一點心理解剖。這大約是他自身的體驗,所以能寫得如此周到”。成仿吾也指出魯迅在文中揭示的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是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因而讀來感同身受。
(一)有頗多魯迅“自敘成分”的小說
小說《端午節》是有魯迅“自敘成分”的作品,小說的素材大半屬于回憶的成份。小說主人公的姓名、職業、經歷都有許多魯迅的影子。孫伏園指出該小說“幾乎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作者自己的材料”,其依據主要是:第一,在一次周氏兄弟都參加的宴會上,錢玄同曾援引《儒林外史》中一個宴會場景給魯迅起了“方五先生”的綽號,那么,小說《端午節》主人公方玄綽的名字應源自:“方”指魯迅、“玄”指錢玄同、“綽”指綽號。第二,既作公務員,又作教員的方玄綽的身份與魯迅身份相符。第三,方玄綽偏愛的“蓮花白”也是魯迅自己愛喝的酒。周作人在回憶文章里印證了孫伏園的觀點:“這是小說,卻頗多有自敘的成分,即是情節可能都是小說化,但有許多意思是他自己的。”周作人也證實方玄綽的名字是由魯迅的一個綽號“方老五”而來。
小說《端午節》對“新華門”索薪事件的描述是:“待到凄風冷雨這一天,教員們因為向政府去索欠薪,在新華門前爛泥里被國軍打得頭破血出之后,倒居然也發了一點薪水。”“凄風冷雨”的天氣描寫與當時的實情一致,《魯迅日記》中1921年6月2日、6月3日、6月4日記載都是“雨”,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此次游行事件給魯迅留下的印象之深。方玄綽領了補發的薪水并還債也和魯迅當時的經濟實況相符。“新華門”索薪事件發生在6月3日,距當年端午節只有一周時間,6月10日魯迅日記記載“舊端午,休假”。端午節的第二天,即6月11日的日記記載“上午收一月、二月分奉泉六百。付直隸水災振十五,煤泉廿七,還義興局二百,息泉六”。這和文中“方玄綽不費舉手之勞的領了錢,酌還些舊債”是對應的。可以說,單從經濟角度,魯迅是“新華門”事件的受益者。
從小說相關描述來看,《端午節》的一些情節是由魯迅自己1921年、1922年兩個端午節的經歷合成的。以往每逢節根或年關的前一天,方玄綽要在夜里的十二點鐘才回家,將領來的中交票交給太太。誰知初四這一天卻破例不到七點鐘便回家了。給太太的解釋是銀行已關門,放節假三天,需等到初八的上午才能領到薪水。周作人在回憶文章中提到,“查那年的舊日記,至四月四日才收到一月份薪,五月不發,五月三十一日是陰歷端午,在六月三日收到了二月份薪,照這一節看來,本文里說節前領到支票,要等銀行休息三天之后,在初八上午才能領到錢的話,與事實是相合的,因為那年六月三日正是陰歷的初八”。周作人所說的“那年”應是1922年,而非1921年。因為查閱魯迅日記,1921年6月10日記載“舊端午,休假”,而1922年的端午是5月31日。魯迅創作《端午節》的時間是1922年6月,也就是剛過完端午節不久寫作的。
(二)從日記管窺魯迅的經濟狀況(1919-1922年)
《端午節》的創作動機、人物塑造、情節設置與魯迅自身的經濟生活體驗有密不可分的聯系。董炳月教授認為:“脫離了魯迅的主體生存狀態,難以從根本上闡釋《端午節》的創作動因及其相關思想問題。……《端午節》首先是魯迅個人貧困生活的產物”。基于此,本文先以魯迅日記為依據,梳理分析魯迅1919-1922年間的經濟收入情況。因為用魯迅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日記“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并道出緣由:“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賬,以便檢查”。魯迅日記中看似瑣碎的銀錢收付記錄現已成為研究民國生活的重要資料。
魯迅在教育部工作時期,經濟收入主要來自以下幾個方面:教育部的薪金、后期在學校擔任教職的鐘點費、稿費。薪金是他經濟生活的主要來源。魯迅1912年初到北京后,教育部職務未定,部員一律每月發生活費60元。當年8月,魯迅被任命為僉事,“僉事”在當時屬于“高等文官”,月薪為220元。約于1913年1月,教育部規定了薪俸等級制度,魯迅從二月份起月薪改為240元。到1914年,經過“文官甄別”合格,魯迅又開始享受四等俸待遇,改為每月280元;從1916年3月以后,又被定為月薪300元,由此往后未再變動。查閱1919-1921年間的魯迅日記,可以清晰地了解魯迅此間的經濟收支情況:
1.收入基本穩定的1919年
1919年對魯迅來說是異常忙碌的一年。因魯迅在紹興聚族而住的“新臺門”祖宅,由周氏六房本家聯合賣給了東鄰的大地主朱閬仙,當年年底即需全部搬出。故而本年從二月份起,魯迅就四處奔走看房。直到8月19日“買羅氏屋成”,即八道灣宅。11月21日“上午與二弟眷屬俱移入八道灣宅”。12月初,魯迅回紹興接母親及三弟一家。12月29日下午回到北京新家。
此時,作為周家長子,魯迅實現了向往已久的其樂融融的大家庭理想。但因為大家庭人口多,在北京花費也多,擔負養家重任的魯迅經濟壓力也是空前的。因為購置房產,為湊齊購房款,“魯迅花光了所有的積蓄,把賣紹興老屋的錢都貼進去了,還要借債”。魯迅日記9月3日“下午得三弟信并匯券千,上月廿九日發”,9月19日“夜得三弟信并泉六百”,收到的應是周建人匯來的賣祖屋的款項。魯迅還借了高利貸,1919年11月13日日記:“上午托齊壽山假他人泉五百,息一分三厘,期三月”。這筆利息很高的短期借款“是魯迅購買八道灣11號房產的當口,顯然,這些借債是跟買房密切相關的”,但這是1919年魯迅唯一一次借貸。
從魯迅日記可以得知:1919年全年,魯迅的教育部薪金基本按時發放,發薪日大多集中在每月26、27兩日,這兩天日記中常見“收本月奉泉三百”。在作為教育部職員的魯迅能按時領取薪金的同時,北京市廣大教職員卻享受不到同等待遇。當時代理部務的教育次長傅岳棻對此的解釋是教育部經費緊張,只能先發放部員的薪金。因魯迅在1919年有相對豐厚的固定薪金收入,雖然置業搬家花費甚多,但還未影響到日常生活開銷,所以從現存文字中未看到魯迅關于索薪的相關描述。
2.債臺高筑的1920-1922年
魯迅的經濟狀況在1920年以后有所變化。從《魯迅日記》可得如下信息:1920年2月17日,魯迅上一年托齊壽山所借的500元外債已全部還清。但從3月起,“假泉”(即借錢)一詞在日記中頻繁出現。本年度共“假泉”22筆,總計895元。其中最大的一筆200元,最小的一筆8元。從收入情況看,12月31日魯迅剛領到欠發的8、9月份的薪俸,“晚收八月下半月及九月份奉泉四百五十”。
1921年度共“假泉”14筆,總計1090元。其中最大的一筆200元,最小的一筆20元。還包括2筆高利貸,4月12日“下午托齊壽山從義興局假泉二百,息分半”;11月9日“下午從大同號假泉二百,月息一分”。從收入情況看,12月31日 “下午收六月分奉泉三成九十元”。
從以上統計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出,自1920年起,魯迅的債務突然增長。債臺高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第一,教育部的薪俸開始不按時發放,逐漸拖欠,且拖欠時間越來越長。根據《魯迅日記》所載教育部拖欠部員薪水的情況:1920年共拖欠3個月薪水,1921年共拖欠半年多的薪水;因1922年《魯迅日記》遺失,據1937年許壽裳編纂《魯迅年譜》時的抄件,12月6日“下午收七月分奉泉百四十元”。第二,醫藥費開支巨大。闔家遷居到八道灣后,侄兒沛(周豐二)和弟弟周作人頻繁生病,所費醫療費甚多。沛(周豐二)自入住八道灣不久就不斷生病,翻閱1920年魯迅日記,1月10日“下午往池田醫院為沛取藥”;1月12日“午后往池田醫院延醫診沛”;1月16日“午后往池田醫院為沛取藥”。5月19日,剛過完周歲生日三天又得了急癥,“沛大病,夜延醫不眠”。5月20日送入同仁醫院,診斷為肺炎,此后魯迅常去醫院探望,有時還要留在醫院照顧病人,此間日記常有“夜在病院”的記載。直到7月13日“下午沛退院回家”,這次住院時間長達55天。還未等魯迅松口氣,7月15日“下午沛腹瀉,延山本醫生診”;7月16日“晨沛復入同仁病院。上午從本部支五月余奉百廿”。1921年,周作人又病倒。3月29日“下午二弟進山本醫院”。3月29日至5月31日,周作人在山本醫院治療。6月2日至9月21日,魯迅又為周作人在西山碧云寺租房療養,房租高達每月五十元(同期北京城內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每月房租為二十元左右)。期間,1921年7月21日侄兒沛得痢疾住山本醫院,直到8月11日下午才出院回家。魯迅在照顧病人之余,還要籌措昂貴的醫藥費。入不敷出的魯迅已經開始把零星收到的稿費也用來支付醫藥費,1921年7月27日晚魯迅致信在西山療養的周作人:“《一茶》已寄出。波蘭小說酬金已送支票來,計三十元;老三之兩篇(ソログ一ブ及猶太人)為五十元,此次共用作醫費”。
家庭開支驟增,經濟窘迫的魯迅由此開始了四處借貸、疲于應付的生活。有時一天要借兩筆錢應付家用。1920年8月2日“午后從徐吉軒假泉十五。從戴螺舲假泉廿”;1921年5月30日“上午得宋子佩信并見假泉五十。下午從李遐卿假泉四十”。有時還要借高利貸,經濟和精神壓力可想而知。1921年4月7日“上午賣去所藏《六十種曲》一部,得泉四十,午后往新華銀行取之”,嗜書如命的魯迅竟然開始賣藏書來維持家用開銷,這個細節足以反映出他此時捉襟見肘的窘境。1921年5月27日“清晨攜工往西山碧云寺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經海甸停飲,大醉”。魯迅飲酒一直適量,像這樣大醉的時候很少,此次醉酒原因應是他當時經濟壓力過大,導致心情郁悶借酒澆愁。由此可見,小說《端午節》中的索薪書寫與魯迅當時的個人生活經歷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四、方玄綽:持“差不多”說的“新”知識分子
前文詳細分析了《端午節》與現實的關聯,一方面是與時代背景的關系,另一方面是與魯迅個人經濟生活狀況變化的關系。小說雖是有魯迅“自敘成分”的作品,但不能因此把魯迅和方玄綽等同起來。方玄綽是個表面上進步,骨子里落后的“新”知識分子形象。他的性格特征是得過且過、軟弱妥協。有論者認為《端午節》與《阿Q正傳》這兩篇題材風格迥然不同的小說卻具有某種內在關聯:“在批判懦弱畏縮和自我欺瞞的精神上卻又是一貫的。……從許多方面來看,《端午節》這篇可說是魯迅以知識分子為主角的《阿Q正傳》。”在《吶喊》的“目次”中,《端午節》與《阿Q正傳》比鄰,緊隨其后,這恐怕也不單單是一個巧合吧。
(一)“差不多”說
小說中方玄綽有句口頭禪“差不多”,這句“平凡的警句”是他遇到不平之事時尋求心理安慰的工具。方玄綽并非是一個麻木、不諳世事的知識分子,他對當時社會上的許多黑暗現象有所不滿,但因性格懦弱,缺乏“和惡社會奮斗的勇氣”,只好用與阿Q慣用的精神勝利法相仿的“差不多”說,“故意造出來的一條逃路”來自我排解。
“差不多”說高度概括了方玄綽的性格特點,是了解這個人物的關鍵所在。王任叔在1940年出版的供青年學習創作的《文學讀本》中,以方玄綽的“差不多說”為例談魯迅塑造人物、組織故事情節的方法:“有很多人發端就是一個人物的一句話或一個行動,近乎單刀直入的姿態。而這一句話或一個行動,幾乎也足以表示這人物的性格的特征的一面。或者也該是這故事的重要的一個關鍵”。孫伏園在回憶文章中證實這也是魯迅那時常說的話,“有了‘差不多說’,魯迅先生可以省去許多義憤填膺的麻煩”。孟慶澍認為“方玄綽的‘差不多’說乃是魯迅人生經驗的結晶,是人互為奴隸的困境之縮影”。
方玄綽安于現狀、逃避現實的性格在小說中有多處表現。因一開始當局拖欠的還只是學校教員的薪水,方玄綽尚有按時發放的官俸維持生活,因此他雖同情罷課索薪的教師,但卻不愿加入索薪行列。但后來官俸也開始拖欠,直接影響到了他的生活質量,連煮飯的米都是方太太費盡唇舌才賒來的。這使得他暫時忘掉自欺的“差不多”論,改變了對“索薪”的態度,對“不高尚”說憤憤不平,開始“同情于教員的索薪,自然也贊成同僚的索俸”。但即使這樣,他也不肯去參加索薪活動,自稱討債“非其所長”,承認性格怯懦,怕見手握經濟之權、主宰“窮小子們的生殺之權”的人物。
(二)復雜矛盾的性格
小說取名《端午節》,其意與傳統節日及風俗文化毫無關聯。粽子、艾葉、賽龍舟等在文中一概沒有提及,端午節只不過是因生存壓力失去生活理想的知識階級盼著發薪的日子,以及商家一年三節的銀錢結算的日子。端午節這天,方玄綽家連大米都要靠賒,更談不上吃粽子、掛蒲艾了。節俗內容豐富的端午節沒有給小說主人公夫婦帶來絲毫節日的快樂,只有被商家包圍索債的煩惱和無奈。
小說中有一段方玄綽夫妻的對話:在端午節的午前,方太太拿出一疊賬單,告訴丈夫至少需要180塊錢才能夠應付要賬的店家。可方玄綽不愿去“親領”薪水,一是因為錢是參加索薪斗爭的同僚們和當局辛苦交涉爭取來的,他沒出力就坐享其成,遇到這些同僚難免心里打怵,且不愿卑屈地去看手握支票的索薪大會代表的臉色;二是身為小官僚的方玄綽還清高愛面子,認為官俸應由會計科職員送到手上,如上門“親領”是失身份的事。但柴米油鹽的剛需到底比面子重要,“他想了一會,又懊惱的出去了”。方玄綽最終還是選擇接受現實,無奈地去“親領”薪俸。
但方玄綽并不總是如此怯懦的,他也有“強勢”的一面,比如對社會地位在他之下的小店家。小說中有個情節是他打發小廝去店鋪賒一瓶蓮花白酒,“他知道店家希圖明天多還賬,大抵是不敢不賒的,假如不賒,則明天分文不還,正是他們應得的懲罰。蓮花白竟賒來了,他喝了兩杯……”。這段文字給讀者提供了豐富的信息:第一、“蓮花白”是老北京人夏天最愛喝的白酒之一,價格比較低廉,此時的方玄綽卻消費不起,可見方家的經濟窘況。第二、“蓮花白竟賒來了”中的“竟”字耐人尋味,說明方玄綽對店家能否賒給他酒也心里沒底,雖然賒賬購物已是方家的常事,但因常不能如期還款,在店家那里已失去信譽。第三、反映了方玄綽對店家的“強勢”態度源自他心底的輕商意識,且認定店家還要依靠他的光顧生存。
(三)家庭地位的降低
方太太是個舊式的家庭主婦,以往對丈夫應是很尊重的。但自方玄綽不能按時領錢養家后,太太對他的態度逐漸有了變化。“大家左索右索,總算一節一節的挨過去了,但比起先前來,方玄綽究竟是萬分的拮據。”“挨”字生動地呈現出方家的度日之艱,“萬分”一詞也加深了讀者對方玄綽經濟拮據程度的體會。這直接導致方玄綽家庭地位的降低,方太太開始“不附和”他的意見、有“唐突的舉動”,把賬單“塞”到丈夫鼻子跟前等“往常所沒有的”行為就是明顯體現。
(四)讀《嘗試集》的“新”知識分子
《端午節》中先后四次出現《嘗試集》,作者用意值得思考。1920年胡適的白話詩集《嘗試集》由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后,兩年之內銷售達一萬部,一度成為新知識分子的時尚標配讀本。小說中的方玄綽用“咿咿嗚嗚”的腔調念《嘗試集》,多半是意在暗示讀者,主人公是一個貌“新”實“舊”的小知識分子。
(五)魯迅對方玄綽的態度:同情與悲憫中包含自我反省
那么,魯迅對小說主人公方玄綽的態度如何?普遍認為方玄綽是作者著力諷刺的“灰色”人物。筆者認為這一觀點有待商榷。魯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說來》一文中談到自己遵循的“為人生”且要“改良這人生”的創作經驗:“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魯迅創作《端午節》的主旨也非諷刺,而是要揭示當時知識分子的生存實況,表達自己對社會、人生問題的思考,以期引起療救的注意并改良社會。
可以參考另外一篇小說《弟兄》的解讀。以往一些研究者認為《弟兄》是一篇成功的諷刺小說,魯迅細膩地刻畫了張沛這一偽君子的形象,他對弟弟靖甫的關愛是偽善的。對周氏兄弟極其了解的許壽裳卻持不同意見,“這是真實,并不是諷刺”;“沛君的性格是不壞的。有人以為他和《肥皂》的四銘,《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爾礎差不多,其實是大不然。……沛君的生活就是魯迅自己生活的一面。……這篇小說里含諷刺的成份少,而抒情的成份多,就是因為有作者本身親歷的事實在內的緣故”。小說通過描繪生活困頓給原本“兄弟怡怡”的人帶來的考驗及感情上微妙的變化,展現了經濟生活對人們思想情感的制約。
董炳月指出“方玄綽在很大程度上是魯迅的自況,于是這種諷刺成了魯迅的自我認識和自我反省”。魯迅從未自視為“超人”或“圣哲”,1927年,茅盾在長篇論文《魯迅論》中談及《端午節》,認為小說“內在的主要意義卻還是剝露人性的弱點,而以‘差不多說’為表現的手段”。魯迅在向世人展示人性脆弱、世事矛盾的同時,“他決不忘記自己也分有這本性上的脆弱和潛伏的矛盾。《一件小事》和《端午節》便是很深刻的自己分析和自己批評”。茅盾高度評價了小說中方玄綽找金東水借錢被拒、結尾處動心買彩票這兩段細節描寫,認為由此體現出的魯迅的毫不留情的自我剖析態度令人感動,這也是魯迅區別于同時代作家的重要方面。這種客觀評價反映了茅盾雖敬重魯迅,但反對“神話”魯迅的客觀態度。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方玄綽的經歷多為魯迅親歷親見,原本生活水平應屬于“中產知識階層”的文化人,因當局長期欠薪而淪為“精神上的財主”兼“物質上的窮人”,這在當時是極為普遍的現象。“魯迅先生告訴我們,偏是這些極其普通、極其平凡的人事里含有一切的永久的悲哀。”因而,魯迅對方玄綽的態度是復雜的,在批評嘲諷中含有深切的同情和悲憫。
五、何以為生:“五四”知識分子價值理想精神的消解
“不同時期、不同區域、不同地位的知識階層的經濟生活狀況,是他們教學、科研、傳授和創造精神文明的必要社會條件,也是影響他們性格、歷史命運的要素。”《端午節》中刻畫的方玄綽形象蘊含著小知識分子生存的困苦與無奈。在每天為柴米油鹽奔波的日子里,還談何理想抱負,全部精力都耗費在如何把日子維持下去,“國立大學則像其他政府機關一樣拖欠工資。那些可憐的教授們都處于半饑餓狀態, 被迫充當私人或家庭教師,或以其他不太體面的方式來彌補朝不保夕的生活。……他們中間沒有顯著的學術氣氛,面臨饑餓威脅的嚴峻現實,已失去了進一步學習的動力與才能”。《端午節》“可說是魯迅第一篇正視當代知識分子困境的小說”。魯迅小說的經濟敘事“體現的是魯迅對于經濟(錢)的辯證思考,對人的生存境遇的深切把握”。正是生存壓力消解了“五四”知識分子的價值理想精神。
那么,知識分子如何解決迫在眉睫的生計問題?小說《端午節》借方玄綽夫婦的對話對此做了探討。方太太對“文不像謄錄生,武不像救火兵”的方玄綽提出數種解決家庭經濟危機的方案:
第一、借錢救急。當即被自恃清高、好面子的方玄綽否定,他對妻子談及向“不相干的親戚朋友”借錢碰壁的難堪經歷,“求人通融經濟的痛苦,有甚于嚓地去斬頭,恐怕這是誰都會有的經驗”。一度頻繁借錢的魯迅肯定沒少遇到冷冰冰的面孔,正是有如此深刻的體會,才能寫出這樣生動的作品。
第二、賣稿為生。妻子讓方玄綽給上海的書鋪子寫稿換取稿費,又招致方玄綽的反對,原因是稿酬低,版稅收入常常拖欠,“遠水救不得近火”。妻子轉而提出讓他給本地報館投稿,也被方玄綽斷然否定,“我靠著一個學生在那里做編輯的大情面,一千字也就是這幾個錢,即使一早做到夜,能夠養活你們么?”這段文字既披露了當時稿酬制度的細節,也揭示了文人賣文為生的不易。
第三、買彩票。方太太最后提出了買彩票的建議,奢望能碰運氣中個獎。方玄綽表面上段然否定,斥責妻子:“胡說!會說這樣無教育的……”,其實此前一次自己向同事借錢被拒后,路過稻香村店鋪時,看到店門外豎立的“頭彩幾萬元”的廣告,“仿佛記得心里也一動,或者也許放慢了腳步的罷,但似乎因為舍不得皮夾里僅存的六角錢,所以竟也毅然決然的走遠了”。魯迅小說的經濟敘事中對數字的使用是非常嚴謹的,“充滿生活實感,……錢的數額發揮著潛在的敘事功能”。方玄綽錢包中“僅存的六角錢”是個什么概念?在當時能買什么呢?以1922年的圖書價格為參照,北新書局1922年出版的《吶喊》售價九角。上海亞東圖書館1922年出版的胡適《嘗試集》(增訂四版)每冊定價四角五分。可見,方玄綽口袋里的錢還不夠買一本《吶喊》。
魯迅作品中揭示的知識分子的生存境遇是那個時代普遍存在的。
六、魯迅對“索薪”的態度和實際行動
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教育界,公教人員因薪金常年拖欠,生活難以維持而聯合向政府索討欠薪,當時有人卻非難這種行為。《端午節》中曾提到一個說教員索薪“不高尚”的大教育家,這是有人物原型的,周作人認為“那大抵是汪懋祖吧,他后來在女師大事件的時候也是站在政府一邊,與東吉祥派的‘正人君子’是一鼻孔出氣的”。汪懋祖是民國教育家,曾任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哲學系主任兼教授等職。還有一種說法,認為此人是曾任過教育總長的范源濂,“前教育總長現在辭職中的北京師范大學校長范靜生先生也曾非難過北京各校的教員,說他們一手拿錢,一手拿書包上課”。還有可能是1919年代理教育部部務的教育次長傅岳棻,他曾教導前去索薪的教職員代表要“堅守高尚職業,不能為利忘義”。
結合魯迅其后創作的“索薪”題材雜文《犧牲謨》《記“發薪”》等進行互文性閱讀,為我們重新解讀《端午節》文本提供了一個更為全面的視角,可了解魯迅對“索薪”行為的態度。為了駁斥當權者要求教育工作者免談薪水“為社會犧牲”的提議,魯迅于1925年3月撰寫雜文《犧牲謨》予以諷刺。魯迅在文中巧妙運用了一個官僚與一個九天未吃飯、餓得皮包骨頭的乞丐形象的教員對話的形式,尖銳鞭撻了假意清高、讓別人為社會犧牲的官吏們的虛偽本質。
在如何看待教員索薪的問題上,魯迅與李大釗的觀點是一致的。李大釗曾數次率教職員代表到教育部和國務院請愿,他在1919年12月發表的《生活神圣》一文,聲稱不用因吃飯問題罷業感到不好意思:“我以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權,是一件很體面很正當的事”。他還在《物質和精神》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對二者關系的深刻認識:“物質上不受牽制,精神上才能獨立。教育家為社會傳播光明的種子,當然要有相當的物質維持他們的生存。不然,饑寒所驅,必至改業或兼業他務。久而久之,將喪失獨立的人格。”魯迅和李大釗都旗幟鮮明地認為“索薪”是捍衛知識分子經濟權利的正當行為。
魯迅參加索薪的最早時間待考。前文說過,教育部欠薪使得魯迅的經濟狀況日漸緊張,他不得不同時在四五所高校和兩所中學兼職。因政府欠薪,為追討薪俸,教育部職員也成立了“教育部索欠代表會”。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現存一則1921年10月“教育部索欠代表會”安排參加索薪斗爭的通知:“敬啟者,茲定于本月十六日(即星期一)下午二時,在教育部閱報室開部員全體大會,屆時務希蒞會為盼。此上,順頌日祉。教育部索欠代表會啟。”據查《魯迅日記》,1921年10月24日有“下午往午門索薪水”條,可知魯迅曾參加此次索薪。這是現存魯迅文獻資料中第一次出現參與“索薪”的記錄。
但魯迅實際開始參與索薪的時間應該還要早。據當年在教育部編審處任職的陳詒先回憶,魯迅在教育次長傅岳棻代理教育總長職務期間,參加過索薪,“那時北洋政府已在鬧窮,部薪不能按月發放,教育部次長傅岳棻代部,弄得焦頭爛額,部中有一次組織索薪團,職員二百余人全體參加,到財政部包圍李思浩,從下午起至翌日天明,我們輪流換班,……直至李思浩簽發支票,始散(然而我們仍然受騙,因為支票不能兌現),我與魯迅也分派在索薪團內”。傅岳棻從1919年6月至1920年8月間代理教育總長職務,魯迅在這一時期參加索薪的具體日期待考。陳詒先的回憶文章中還提供了一條時間線索,即“到財政部包圍李思浩”。1919年11月,靳云鵬組織內閣,李思浩出任財政總長。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皖系戰敗,直系等隨即操縱北京政府,皖系骨干分子李思浩也隨之下臺,只擔任了不到一年的財政總長。據此推斷,魯迅參加這次教育部職員索薪的時間應在1919年11月至1920年7月間。
1921年11月,教育部職員以欠薪甚久為由停止辦公。11月12日魯迅日記記載“夜往教育部會議”,商討的是索薪措施。12月16日,魯迅與15名同僚聯名呈文中華民國政府,呈文寫道:“頻年以來,國家財政支絀,俸薪每至積欠,……今歲十月間,本部俸薪欠至五月之久……部員之苦況既未蒙體恤,部務之整飭更未見端倪……今本部之現狀至于此,實不忍唯阿取容,再安緘默”。12月21日,教育部召開全體職員大會,決定一面通電全國,申明北京政府摧殘教育之罪;一面上呈府、院,全體辭職并索還欠薪。1923年,教育部經費更加困難,一度準備拍賣部里的書物救急,引發輿論熱議。1923年11月18日,魯迅接受藤原鐮兄主編的日文刊物《北京周報》記者的采訪,向公眾解釋教育部拍賣公產一事的緣由,揭露了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經費、致使廣大教職員們的基本生活難以維持的黑暗現實。
魯迅雖然“已經對無藥可醫的北洋軍閥政府不存任何幻想,否定了以合法斗爭為根本手段徹底改造舊社會的做法,而絕不意味著他對廣大公務人員爭取生存權的斗爭持冷漠態度”。1926年1月16日,魯迅參加了國立八校教職員聯合索薪,還與陳啟修一起作為女子師范大學教職員代表發言。當天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往北大集合多人赴國務院索學校欠薪,晚回”。發表于1926年2月1日《語絲》周刊第64期的雜文《學界的三魂》篇末《附記》中提到了這次政學兩界人士“索薪”活動:“前幾天九校‘索薪’的時候,我也當作一個代表,……終于‘學官’‘學匪’,都化為‘學丐’,同聚一堂,大討其欠賬,——自然是討不來。”譏諷之情溢于言表。由此可見,魯迅參加索薪一直持續到1926年他離開教育部。
1926年《莽原》半月刊第15期刊發了魯迅的《記“發薪”》一文,記述了自己本年在教育部僅領取了四次薪水(其中第三次也是在端午節的夜里收到的),共一百九十元五角,而歷年來政府欠他的薪水約有九千二百四十元,“現在是無論怎么‘索’,早已一文也不給了,如果偶然‘發薪’,那是意外的上頭的嘉惠,和什么‘索’絲毫無關”。自嘲已成為“一個精神上的財主”,對當局能補發這些欠薪不抱任何希望,對北洋軍閥統治下教職人員生活無法保障的現實給予一針見血的揭露。
因為深知缺錢之苦,魯迅對知識分子價值理想精神的消解有更深的認識。魯迅曾在致章廷謙的信中勸其接受浙江農學院的聘書:“農院如‘卑禮厚幣’而來請,我以為不如仍舊去教,其目的當然是在飯碗,因為無論什么,總和經濟有關。”1926年,因生活難以維持,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將清代章回小說《何典》校點,由北新書局出版。因《語絲》登了一個《吳稚暉先生的老師〈何典〉出版預告》,被一些“文士”攻擊,“說《何典》廣告怎樣不高尚,不料大學教授而竟墮落至于斯”。魯迅在寫于1926年的《〈何典〉題記》及《為半農題記〈何典〉后,作》兩文中,借劉半農為維持生計出版《何典》為題,談及當時教育工作者的清苦生活:“大學教授要墮落下去。不過有些是別人謂之墮落,而我謂之困苦”。由于長期欠薪,當年北京大學雖勉強開學,但每天都有數十教員請假,所以魯迅在文中嘲諷“北京大學快要關門大吉”了。他提出以獨立的人格從事學術研究或教學“必須有夠活的薪水”,認為連一份兼差都沒有的劉半農印書賣亦是無可如何之舉,抨擊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
結語
《端午節》通過對方玄綽復雜心態的描寫,剖析了新舊交替時代知識分子身上普遍存在的性格特點,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五四”前后中國教育界的狀況和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小說是對民國生存語境的文學詮釋,為讀者提供了了解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知識分子經濟生活的真實資料,顯示了魯迅對知識分子物質和精神關系問題的深刻思考。
《端午節》在魯迅知識分子題材小說中具有重要意義,是一篇被低估了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的作品。“差不多說”折射出魯迅可貴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小說與當代讀者形成“隔膜”、被冷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讀者不了解小說描寫的時代背景,對彼時知識分子的生存之艱難以感同身受,因此對小說的價值難免會存在質疑。本文從“史實考訂”和“文本闡釋”兩個層面重讀《端午節》,力求還原歷史語境,探究小說內涵及人物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消除文本解讀中的歷史隔膜和誤解。以期重新評價《端午節》在魯迅小說中的價值。
——原文載《東岳論叢》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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