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和2008年，吳曉建的父母先后實現了遺體捐獻的愿望。2012年，他也進行了遺體捐獻登記。 記者王汗冰 攝

山東福壽園遺體(器官、角膜)捐獻紀念廣場的紀念碑 受訪者供圖

裴風岐展示他的遺體捐獻證書 記者王汗冰 攝

6月，裴風岐和袁桂芳參加紅十字會登山活動。

受訪者供圖吳曉建一直保存著母親的遺囑　記者王汗冰 攝

為了捐獻遺體他花費半年說服兒子

盡管近來天氣炎熱，但67歲的裴風岐走到哪里都要隨身攜帶他的小背包。背包最外面的夾層里放著一張藍色的卡片——“遺體捐獻卡”，卡片上有他的名字、編號和醫院聯系電話。“這個卡我帶在身上，萬一出現什么情況，人家看到這個卡上的信息，能及時聯系到醫院……”今年3月份，他辦理了遺體(角膜)捐獻登記，成為一名遺體捐獻志愿者。

從去年填寫志愿表開始，裴風岐原本和諧的家庭就起了“波瀾”，孩子們的反對，讓他和老伴袁桂芳始料未及。不過，經過半年的溝通，孩子們理解了父母，也作出了讓步。在濟南，像他這樣的還有一群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遺體(角膜)捐獻志愿者”。洞悉生命的意義，他們想用自己最后的光和熱，為他人延續生命。

裴風岐和袁桂芳是重組家庭，18年前，他在一次驢友活動中認識了她，后來兩人一起外出旅行，一起參加社區的活動，一起做志愿者……家庭關系一直很和諧，孩子們對二老也很孝順。

去年6月，裴風岐陪老伴參加好友徐凱心臟移植重生一周年感恩慶典，倆人被觸動了，作出了遺體捐獻登記的決定。“以前也聽說過遺體捐獻，有這么個概念，但是比較模糊，他(徐凱)前年做的換心手術，去年周年紀念的時候請大家一起去見證，他們祖孫三代一起做了登記，我們很受觸動。”袁桂芳說。

半“威脅”半勸說兒子終于簽字

2017年10月23日是老兩口一塊填表的日子。把登記表領回來填寫沒什么難的，拿給孩子讓他們做委托執行人時，這個和諧的家庭卻出現了“波瀾”。“孩子一聽說我要遺體捐獻，很反對，不能理解我為什么要這么做。”裴風岐說。

對裴風岐的兒子而言，傳統觀念教育他的就是要孝順父母，父母百年后讓他們入土為安，可父親的選擇讓他內心很是掙扎。不順從父親的意愿，他便是不孝;可順了父親的意愿，會不會被人說閑話……袁桂芳的兒子也同樣糾結。

裴風岐用了大約半年的時間與兒子溝通。在他的觀念里，他希望孩子是真心接受他的選擇，“這樣我才能安心。他要是糊弄我，陽奉陰違，最后不給我執行，不就白搭了”。

在遺體(角膜)捐獻登記表上，他勾選了三項：角膜、遺體和器官。“死了捐出器官，生命還能用另一種方式延續。現在技術發達了，一個角膜能讓好幾個人恢復光明，多好!”成為志愿者后，裴風岐才知道以前出現過悔捐的情況，醫院的車到了，家屬不愿意，最后只能空車返回。

“這本就是自愿行為，家人不同意可以一票否決，但如果是角膜、器官捐獻，悔捐就好比是剝奪了人家的希望。”這或許是裴風岐為何堅持一定要讓兒子真心接受的原因。

經過半年的溝通，裴風岐的兒子最終在登記表的委托執行人一欄填了自己的信息。“我半‘威脅’他給我簽的，我說‘這是我的遺愿，不給我實現才是不孝’，”裴風岐說，他敢這樣“威脅”兒子，無非是見孩子已經接受了，就差臨門一腳了，“有一次我們聊天，他也透出自己以后也要捐獻遺體的意思，是個雙贏的結局”。袁桂芳的兒子也同意了做她的委托執行人。“今年是我本命年，我想等明年選個特別的日子去交表登記，跟上他的腳步。”她說。

生前不怕手術刀死后何懼解剖刀

在遺體捐獻志愿者中，兩代人對遺體捐獻存在分歧的情況不在少數。“傳統思想都說‘入土為安’，讓人改變這種想法不容易，”裴風岐說，原本他以為老人有這種想法的比較多，沒想到自己孩子也用這個理由來反駁。在他看來，火葬早已異于傳統的“入土為安”，與其燒成灰放進骨灰盒埋了，倒不如把遺體留給醫學院的孩子們學解剖，不僅能保護環境，還能培養好醫生。

裴風岐的志愿者朋友里有醫生，他們告訴他，解剖學是醫學教育的基礎，但能夠提供給醫學生們實踐的遺體太少了，如果醫學生鬧不清每一層的皮膚、筋膜，一刀下去弄不好就會出事。“你敢讓沒上過解剖課的醫生動手術嗎?一位已經實現遺體捐獻的老先生就說過‘生前不怕手術刀，死后何懼解剖刀’。”

裴風岐有時也會跟老伴討論，買了墓地，十年二十年可能不會有什么變化，五六十年甚至上百年后呢?“隨著城市發展，用地越來越緊張，幾百年后，墓地會不會遷址這誰也說不好，墓地價格也不低，何必花這個錢徒增負擔呢?再就是現在小年輕還有幾個知道怎么上墳?捐獻者有紀念碑，清明節、寒衣節有追思會，大家一起悼念挺好。”

路過花叢，沾一身衣香

吳家驤、李聞詩(吳曉建父母)、王顯明、山崎宏、孫宏琦、吳金紅、孟憲陶……在山東福壽園遺體(器官、角膜)捐獻紀念廣場的紀念碑上，每一個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他們獻出了生命最后的光和熱，為人類健康和醫學事業發展作出貢獻，也讓自己的生命用新的方式延續下去。

遺體捐獻登記2596人，已實現捐獻346人;角膜捐獻登記1152人，實現捐獻223人。這是截至今年6月底濟南的統計數據。“最早一年只有十幾例登記，現在一年有三四百人登記，實現捐獻幾十例。這種縱向的變化是很明顯的。”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工作負責人周蔚說。

盡管捐獻數在增長，仍難以滿足醫學需求，一些難解的問題依舊存在。遺體捐獻往往陷入不可說的尷尬境地，“一位阿姨自己印了宣傳材料，就在社區被人誤解了，”周蔚說，山東是齊魯文化之鄉，受傳統思想的影響，要重塑人們對遺體捐獻的認知還需要講究宣傳時機和平臺，不然會適得其反。

在實際執行時，有時還會遇到志愿者本人非常愿意，但因家屬反對無法執行的情況，也就是“悔捐”。周蔚說，“整個社會的認可和理念是非常關鍵的，所以說志愿者服務團隊很重要。首先是要讓人知曉，其次是讓家人尊重你的想法，最后是要獲得家人的支持。”她說，說到底是要讓大家從更高的層面理解生命的意義。

路過花叢，沾一身衣香。這些志愿者相信，在生命的第二次旅程，有緣的人可以再見。

兩代人與三代人的捐獻故事 沿著你走過的路

對遺體捐獻志愿者而言，死亡不再是不可言說的忌諱，而是生命的全新開啟、生命價值的開敞。與裴風岐一樣，濟南的遺體(角膜)捐獻志愿者同在“生命的延續”群里，拿到捐獻證書的那一刻，他們安了心。因為“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里，可以坦然生活了”。多元價值觀并存的時代，像火種一樣散布在城市角落的他們，用自己的經歷影響著更多人逐漸接受遺體捐贈這一理念。

執行了父母的遺愿也確定了自己的歸宿

64歲的吳曉建擁有雙重身份，他既是父母遺體捐獻志愿的執行人，也是一名簽署遺體捐獻志愿書的志愿者。在吳曉建家里，父母的合影擺放在柜子上，照片里的兩位老人笑靨如花。當他從屋里拿出一摞文件放在茶幾上，能從動作中感受到他對它們的珍視。這些榮譽證書、申請表、遺囑……都是他父母捐獻遺體的資料，每一份都被他用袋子套了起來，每拿起一件他都是輕輕地把套在外面的袋子拿掉，再慢慢翻頁解釋。

吳曉建的父母是濟南市首對夫妻遺體捐獻者。早在1993年，他身為醫務工作者的母親就曾立下遺囑想要捐獻遺體，她曾說“去英雄山占個格子有什么用，與其化作灰燼，不如留下一點光明或益處給后人”。那時，吳曉建費了不少周折才聯系到山東大學醫學院遺體接收中心接收。“不像現在直接找紅會登記就行，那個年代不知道去哪里能辦，聯系上山大醫學院后還去作了公證。”

2003年2月，吳曉建父親86歲生日那天，老兩口留下遺囑并簽署了遺體捐獻協議。“他們看到這個證書就安心了，”他拿起兩本綠皮的遺體捐獻證書說，父母在生命中的最后幾年過得平靜安穩。三年后，吳曉建父親離世，他用鏡頭記錄了三位醫護人員將父親的眼角膜取下的過程，他們用擔架將老人抬走時，他拍下了最后一張照片，這也是他與父親的最后一面。2008年，吳曉建的母親突然去世，像當年看著父親離開一樣，他看著他們抬著自己母親的遺體從眼前消失。

“爸爸您放心吧，我們照顧好媽媽了。和您一樣，媽媽也順利實現了你們的遺愿，為醫學教育事業奉獻出了你們的最后，履行了遺體捐獻的手續。”這是吳曉建母親去世后，他寫給已故父親的文字。

兩位老人遺體捐獻的愿望順利實現，吳曉建履行了對父母的承諾，但在最初的那幾年，他卻很難走出來。“那是老人的心愿我支持，可我心里能不難過嗎!”沒有骨灰盒，沒有墓地和墓碑，吳曉建只能和哥姐看著照片寫下一些文字，作為他們獨特的紀念方式。

與母親一樣，吳曉建也是一名醫務工作者。2012年生日那天，他也像父母親當年的選擇一樣，領回登記表登記了遺體(角膜)捐獻。

從“接受一顆心”到祖孫三代登記捐獻

裴風岐夫婦的朋友徐凱患有擴張型心臟病，3年前病情加重，8個月的時間里就住了6次院，體重驟降60多斤，臥床不起，還出現了心包積液和肺動脈高壓等癥狀，只剩心臟移植這條路。當時，排在徐凱前面的還有14位患者，配型配對后只有他完全符合，2016年6月21日，他接受了心臟移植手術。

“捐與受是‘雙盲’，我不知道捐獻者的姓名、情況，只能默默向他致敬，如果沒有他，我怕是2016年都過不完。”手術過去兩年了，58歲的徐凱身體情況越來越好，能像從前一樣跟歌友聚在一起唱歌，還能經常帶著家人外出旅行，這些他和家人此前想都不敢想。

徐凱從病床上醒來的那一刻，就開始思考遺體捐獻，隨著身體康復，他作出了遺體捐獻登記的決定。“我是遺體捐獻的受益者，我能想到的回報社會的方式就是我自己也登記遺體捐獻，不管是救人，還是做醫學研究。” 他將自己的決定告知家人，不僅得到了支持，母親和女兒還提出也要一起登記捐獻角膜。

去年6月，徐凱在濟南舉辦重生一周年感恩慶典，邀請200多位親朋做見證，講述了自己的換心經歷，包括裴風岐夫婦在內的親朋聽后感動不已。當天，徐凱與母親、弟弟和女兒同時簽署了遺體(角膜)捐獻協議，祖孫三代四人同時成為捐獻志愿者。

兩年了，每到清明節、寒衣節，徐凱必到捐獻者紀念碑獻花，帶朋友去參加捐獻者追思活動，逢人必講捐獻遺體的重要性。在他的影響下，幾位朋友陸續進行了遺體(角膜)捐獻登記，裴風岐、袁桂芳等人還投身紅十字會捐獻登記工作站的工作中，作為志愿者向更多的人普及捐獻知識。

我們幫助過的人碰到就等于我倆遇見了

去年12月，濟南市紅十字會在博愛之家設立捐獻登記工作站，每周固定時間由志愿者值班。“原本我是志愿服務隊的群主，后來我把群交給了志愿者，讓志愿者管理志愿者，讓志愿者為志愿者服務，”濟南市紅十字會遺體捐獻工作負責人周蔚說。

“以前經常遇到有志愿者來了之后說早就有想法但不知道該怎么辦理，我們要做的就是讓想辦這個事的人知道該怎么辦理，然后推進到讓不了解的人了解，最終讓越來越多的人認可。”周蔚說，志愿者們就好比火種，他們通過自己的經歷講述給不了解的人，讓更多的人認可遺體捐獻。

7月7日，記者見到了在捐獻登記站值班的兩位志愿者李文成和楊翼。他們與吳曉建一樣，既是捐獻者家屬，也是志愿者。去年12月，楊翼與丈夫一起登記遺體捐獻，1個多月后丈夫離世。楊翼說，拿到捐獻證書后，才真正安心了，“等我走后，說不定哪天我們幫助的人會碰到，不就等于我倆又遇見了”。

“知道自己的歸宿在哪里，可以坦然生活了。”幾位受訪的志愿者說。死亡對他們而言早已不再是忌諱，作出決定、簽下名字的那一刻起，生命的定義和價值變得更加廣闊。

原標題：讓生命開啟第二次旅程

[責任編輯：楊凡、楊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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