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菏澤尋古記

來源：牡丹晚報

原標題：菏澤尋古記

來源：牡丹晚報

□侯仰軍

重陽節前回菏澤，菏澤市人大原副主任潘建榮問我想去哪里看看。我說這次回來時間有點緊，只有半天時間，咱們去定陶吧，再去看看官堌堆、仿山。

定陶在歷史上曾是個赫赫有名的地方，被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稱為“天下之中”。在定陶，官堌堆又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遺跡。公元前202年，漢高祖劉邦在這里登基稱帝，建大漢四百年基業，這里遂被人們稱為“官堌堆”或“受命壇”“即位壇”。

斗轉星移，隨著時間的流逝，官堌堆逐漸被人們遺忘。2005年4月和2006年4月，我和潘建榮曾連續兩年帶歷史、考古方面的專家到這里考察、調研。記得第一次來這里時，還頗費一番周折。不僅路不好走，問了幾個當地人，都說不知道這個地方。后來還是把車停在姜樓村，沿著田間小路向南走了大約500米，才到了官堌堆下面。當時我們細細考察了官堌堆裸露的文化層和周圍的地貌，在農田里還發現幾個新石器時期的陶片。據考古勘探，官堌堆是一處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址。在這里曾發現蚌殼坑，采集到鹿角化石、野生動物骨骼、牙齒、石刀、石鐮、骨針、貝殼、陶斧等大量先秦時代的遺物。

我們這次來官堌堆，感覺她比十七八年前似乎又矮了一些。由于文化層暴露明顯，裸露的灰層和燒土面依然清晰可見。圍著堌堆轉了一圈，我發現原來老百姓供奉的神龕都被清理了，還用幾十塊青石板修了一條直達堌堆頂部的石板路。但作為一處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官堌堆經歷了幾千年的風吹雨淋和洪水沖刷，保留至今實屬不易，應該把它保護起來，不讓游客輕易上去。

在定陶以至整個魯西南、豫東地區，我們仍然可以看到不少高聳于地面的像官堌堆這樣的“堌堆”（有的稱為山，或稱為丘），有覆鍋形、橢圓形、長方形、圓柱形。僅在菏澤地區，就有一兩百處，如安邱堌堆、安陵堌堆、梁堌堆。堌堆上的文化堆積幾乎全部為灰黑土質，一般高出地面五六米，地下深埋四五米。這是上古時期菏澤地區崗丘布野的最好佐證。那時，菏澤地區的氣候比較濕熱，常有洪澇災害發生。每當洪水來襲，人們為了躲避水患，自然選擇臺地作為棲身之處。在長期居住的過程中，有時可能因洪水太大而將臺地上的房屋沖垮，人們只好待洪水退去之后，在原來的基礎上繼續加高地面。《淮南子·齊俗訓》說：“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就是明證。

這一現象也可以通過菏澤堌堆遺址的發掘資料得到證實。1979年，菏澤地區文物工作隊對曹縣莘冢集遺址進行試掘，從大汶口文化晚期到商代晚期，該遺址人為地加高大約3米。1984年秋，北京大學考古系對安邱堌堆遺址進行發掘，從T13西剖面可以看出，自龍山文化晚期到晚商時期，該堌堆遺址人為地增高4米（尚不算商代以后對商文化層的人為破壞）。這就表明，躲避洪水侵襲是菏澤地區堌堆遺址形成的最重要原因。

潘建榮說，根據古籍記載，劉邦受命壇在定陶老縣城南10里，那就不應該在官堌堆。官堌堆被說成“受命壇”，是明朝以后的事。劉邦受命壇應該在現在的定陶城內，在老東關的白土山路上。那里地勢很高，因為老百姓經常進行白土布交易，得名白土山。1933年修定陶城墻，1982年修外環路，才把白土山挖掉了，但至今那里地勢仍比別的地方高一些。50年前，他曾到過那個山上，登高四望，記憶猶新。后來我們開車去定陶城區，到白土山路上看了看，與別處似乎沒什么不同。

世間萬物就是這樣，只要是過去的，不管是歷史人物還是歷史事件，我們都不可能讓其起死回生或者重現，畢竟，“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歷史學家不可能完全“還原”歷史真相，他能做到的，只不過通過考證，無限“接近”歷史真相。漢高祖劉邦登基處，《史記》記載是“甲午，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陽”。《括地志》說：“高祖即位壇在曹州濟陰縣界。”兩千多年過去了，由于黃河一次次淤積，氾水早已被湮沒。地標沒有了，哪里去找？

劉邦登基稱帝時，事出突然，戎馬倥傯，是因陋就簡，就在一個堌堆上修建即位壇，還是另起爐灶，新建高臺？都有可能！潘建榮提供的信息，只有留給后世學者考證了。

離開官堌堆，我們到了仿山。據歷史記載，仿山位于定陶縣城西北約5公里處。它由東西兩山構成：東山高約12米，東西寬90米，南北長340米；西山高約4米，東西寬54米，南北長140米。兩山中間有深谷，共占地約3.8萬平方米。堌堆之高大，工程之宏偉，在菏澤地區首屈一指。周朝建立后，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叔振鐸被封于曹,建都陶丘。曹叔振鐸死后，葬于陶丘東北7.5公里處。自曹叔振鐸至伯陽二十五代，并葬于此。因墓地規模宏大，仿佛若山，后人稱其為仿山。

在菏澤一帶，仿山比官堌堆的名氣大，因為這里有廟會，老百姓都知道。2006年4月，我和潘建榮來考察時，站在東山上，周圍的景物一覽無余，很顯高大。

時間過得很快。我們從官堌堆、仿山，到何樓遺址、白土山、梁王臺遺址，一路走來，眼看著太陽西斜。于是緊趕慢趕，終于在天黑前到了“天下之中博物館”——潘建榮在半堤鎮潘樓村建的私人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匯聚了潘建榮二十年的心血。不僅有挖掘的、撿的，甚至花錢買的大量實物，更有古今學者的著作、各類年表等對菏澤歷史文化的梳理，讓人們看了之后對菏澤的歷史文化一目了然。

我和潘建榮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那時，我在濟南工作，任齊魯書社編輯室主任，并跟從李學勤、方輝老師攻讀考古學博士研究生。2003年10月26日，我接到山東社科院彭立榮打來的電話，說菏澤市人大副主任潘建榮來了，對搞舜文化很有興趣，希望中午見一見。我本來不想去，心想一個政府官員搞學術研究，會不會是心血來潮或者沽名釣譽？但一見面，感覺這個潘主任還真是要搞點學問。他說，他只是小學畢業，做了一輩子行政工作，當過兵，下過工廠，搞過計劃生育，如今快退休了，也有時間了，想好好做點學問，特別是菏澤的歷史。我知道，菏澤的歷史不好搞，一是黃河淤積，把宋朝之前的歷史遺跡都埋在了黃沙之下；二是菏澤經濟不景氣，缺少經費；三是最要害的，由于經濟落后，菏澤的歷史文化不被外地人“尊重”，菏澤本地人也“自輕自賤”，沒有底氣。

那天是星期天，吃過午飯，潘建榮提出，想請我帶他去齊魯書社轉轉。一個下午的時間，我們聊了很多，從此開始迄今二十年的學術合作之路。

首先，在各地召開座談會，宣傳菏澤歷史文化。

菏澤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傳說是伏羲之桑梓，堯舜之故里。曾為商湯京畿，后為兗州（古九州之一）中心，被《史記》譽為“天下之中”。只是在金朝之后，由于黃河泛濫，才失去原先的榮光。我們要弘揚菏澤的歷史文化，首先要讓人們知道菏澤、重視菏澤、幫助菏澤。2003年10月以后，潘建榮和我、徐子紅（曹縣縣志辦編審）一道，先后到濟南、曲阜、天津、石家莊、安陽、北京、西安、鄭州等十幾個城市，查閱資料，拜訪名家，召開座談會，宣傳菏澤的歷史文化。

很多專家對菏澤比較陌生，對菏澤的歷史文化也不熟悉，但他們在宏觀視野上、在學術理論上都有獨到的見解。同時，聽了我們的介紹，他們也開始關注菏澤的歷史文化。記得有一位考古學專家說，你們來晚了！從文獻上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都和菏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可這些年，都讓別的地方爭去了！

其實，歷史真相不是誰能爭就爭走的。

其次，摸清“家底”，調查菏澤的歷史遺跡。

那幾年，在頻繁到市外進行宣傳的同時，潘建榮還多次邀請專家、學者到菏澤下屬各縣、區考察、調研，以期摸清“家底”。我雖然當時在濟南工作，也參加好多次。2005年4月，到成武縣、曹縣、定陶縣、牡丹區實地考察小臺遺址、文亭山遺址、文亭湖、梁堌堆遺址、莘冢集遺址、安陵堌堆遺址、古陶丘遺址、官堌堆遺址、漢堯陵遺址、漢成陽城遺址；2006年1月，冒雪前往曹縣閻店樓鎮土山集拜謁湯陵，考察亳都遺跡，并到豫東的商丘、蘭考、開封、長垣、滑縣、濮陽調查先秦遺址，查閱資料；2006年4月初，陪同沈長云、張翠蓮到牡丹區的堯陵遺址、漢成陽城遺址、安邱堌堆遺址、鳳嘴堌堆遺址、青丘堌堆遺址，鄄城縣的歷山廟遺址、堯陵、陶堌堆遺址、葵丘遺址、古甄邑舊址，定陶縣的官堌堆遺址、仿山遺址、項梁墓、范蠡墓、梁王臺，成武縣的紀河寺遺址、梁丘遺址進行詳細考察；2006年4月中旬，又考察了曹縣的春墓崗遺址、梁堌堆遺址、伊尹墓、湯陵……通過實地考察，專家、學者們普遍認為，菏澤的歷史文化燦爛輝煌，應該在新的時代煥發出應有的光彩。

第三，成立“菏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研究會”，搭建研究平臺。

經過我們多次商議并在潘建榮的多方奔走下，2005年6月25日，菏澤歷史文化與中華古代文明研究會成立。成立研究會的主要目的就是為菏澤的歷史文化研究提供一個平臺，動員國內外的專家學者關注菏澤、研究菏澤、宣傳菏澤。研究會成立18年來，做了大量工作，出版了十幾本（套）有關菏澤的學術著作，極大地推動菏澤的歷史文化研究。

第四，恢復堯陵等地面建筑，給海內外炎黃子孫留一個祭拜祖宗的地方。

堯陵在哪里？有很多說法，原因主要是黃河泛濫造成的。漢代之前，菏澤地面上就有堯陵。漢武帝時期，堯陵被黃河水淹沒，后于漢宣帝時在原地重修，本無爭議。西漢末年的劉向曾說：“堯葬濟陰，丘垅皆小。”東漢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中也提到堯冢或堯靈臺：“濟陰郡……成陽，有堯（冢）靈臺。”東漢末年應劭說：“濮水南入巨野。成陽縣有堯冢、靈臺。”可到了金朝年間，堯陵再次被淹沒。后人不明就里，遂起爭議。乾隆元年（1736年），山東巡撫岳濬重修堯陵，起因是“自金末河決，堯祀移于東平州蘆泉山之陽，然堯陵自在谷林，不在東平”“東平一陵，實屬沿誤，隨委員查視，堯陵在濮州城東南六十里古雷澤之西谷林寺前，有享殿三間在焉”。說明清朝人已認定山東東平的堯陵是后人所修。《清史稿》還記載了乾隆皇帝如何主持學術討論并認定堯陵在今菏澤的事。在占有史料的基礎上，潘建榮動員各方力量，在菏澤市牡丹區胡集鎮堯王寺村西重修堯陵，塑堯舜雕像，建祭祀廣場，吸引大批海外華僑、華人前來認祖歸宗，帶動當地的旅游業。

第五，進行考古勘探和挖掘，實證菏澤悠久的歷史文化。

金、元以來，黃河泛濫頻繁，重創菏澤的經濟、民生，掩埋菏澤的繁華和悠久的歷史。據勘探，菏澤大多數地方積沙達5—10米，個別地方在10米以上。由于大多數地方積沙太厚，長期以來，考古學者多以為此地無古可考而很少涉足。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考古調查證明，在魯、豫、皖的黃泛區內，就在隨處可見的“堌堆”之上，往往有重大發現。據1992年的文物普查和考古發掘資料，菏澤地區發現大汶口文化至漢代遺址416處（不包括梁山縣），其中以龍山文化遺址、商和春秋戰國時代遺址為主，定陶、成武、菏澤（今牡丹區）一帶是遺址密布區。這說明，菏澤地區考古大有可為。可問題是，積沙太厚，水位太高，一挖就出水，請誰來勘探挖掘？關鍵時候，方輝和陳雪香發揮很大的作用。十幾年的時間，菏澤考古成果迭出，不僅在定陶發現北辛文化，還發現大量的漢文化，尤其是發現目前我國保存最為完整的大型“黃腸題湊”墓葬，大大改變人們對菏澤的歷史偏見。

七千年文化結碩果，二十載心血著華章。二十年來，省內外一大批學人，在菏澤廣袤的大地上，櫛風沐雨，兢兢業業，重拾菏澤的文化記憶，重構菏澤的文化根基，擦亮菏澤的文化品牌，提升菏澤的文化自信。菏澤，必將會在新的時代煥發出她應有的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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