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不僅是一名官員，也是一名學者，有著濃厚的書生氣質。
圖為2002年任人民銀行副行長兼外匯局局長的郭樹清。

齊魯網3月12日訊 長期以來，坊間以“學者型官員”和“書生”來評價郭樹清。這位學富五車的現任銀監會主席，以其儒雅的氣質，征服了很多人。他對經濟和文化關系的深刻認識，對東西方改革的準確把握，頗有見地，獨樹一幟。

兩次講話中的省長意志

聆聽郭樹清講話，往往被其吸引，陶醉其中。

2015年8月，國際歷史科學大會首次在亞洲舉辦就來到濟南，《齊魯周刊》記者前去采訪。開幕式上，郭樹清致辭，寥寥千余字的講稿，將山東歷史文化、史學與當代社會演繹得妙趣橫生，引來陣陣掌聲。竊以為，其講稿拿到雜志發表，也不失為一篇優美的散文。

他巧妙地將孔子著《春秋》和山東大學出版的《文史哲》聯系起來，呈現出山東在中國歷史科學界的重要地位。講到山東歷史時，金句迭出，諸如：“距今2500年左右的齊國首都臨淄曾經是東方最繁華的城市。正是在這個城市，國王設立了與古希臘雅典學院同期的稷下學宮，鼓勵獨立思考和自由交流……”“孔子的仁義禮智信思想體系博大精深，僅只‘三人行必有我師’一句話，就體現出對自然、經驗、理性、個體、自由和平等的高度尊重，特別明確地反映出他對實踐的極度推崇。”

作為一名施政者，他從歷史中發現現實的借鑒，值得思考：“有人說，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在應對今天的難題時，我們自覺不自覺地都會從歷史中尋求智慧和方案。例如，在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時，我們會反復研究歐洲、北美和日本的經驗；在治理霧霾時，我們會不斷重溫倫敦、東京、洛杉磯的教訓；在抑制腐敗過程中，我們會閱讀美國‘進步運動’的史料和新加坡建設廉潔政府的實踐；在解決城市積水和堵車問題時，我們常常想起巴黎寬闊的下水道和香港便捷的公共交通網。”

2016年4月，中國綠公司年會在濟南舉辦，郭樹清同樣到場，在講話中，將山東的歷史、現實與轉型升級結合，粗中有細，大中有小。

他沒有回避濟南的霧霾和堵，“濟南目前在霧霾和擁堵兩個方面都名列全國前十名，網上改了，叫做‘一城霧霾半城堵’，不是‘一城山色半城湖’了。”調侃的話語間，透露出對當下的不滿以及改變的決心。他從范蠡到山東經商，談到山東招商引資的政策“兩千多年不會變”；管仲任齊國宰相時，用優惠的條件招徠客商，“一匹馬拉的車要管飯，三匹馬拉的車要管糧草，五匹馬以上要有勤務兵伺候，這就是招商引資最早的優惠條件”。

對于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郭樹清這樣開場：“大概十年前我在商業銀行工作，阿里巴巴、馬云還沒有現在這么火、這么牛。作為我們的客戶，我們去拜訪過，為什么叫阿里巴巴啊？想了半天沒想明白，又不好意思問，因為涉及到商業秘密。直到有一天我才知道，因為出來一個阿里媽媽，我知道了，這可能是一個電商家庭，是一個家族企業，猜得對不對我就不知道了。”之后，他談到阿里巴巴在山東的淘寶村，接著是政府正在推進的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詼諧幽默中，環環相扣，將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合作共贏講得很是透徹。

學者型官員的東歐游記

郭樹清很早就得到了“學者型官員”和“書生”的雅號。“外秀內剛、豪爽博學、學術功底很深、是個務實的人。”這是熟悉郭樹清的人士對其較為共同的看法。

他的整個人生經歷中，頗能見到一以貫之的儒雅作風。上世紀70年代，在農村插隊時期，他用讀書來對付寂寞和勞累。當時只是中學畢業的他，手邊就有成堆的書。在南開大學哲學系讀書期間，他已經顯露出對經濟學的濃厚興趣，除了讀哲學書，還經常捧著經濟學著作讀。1981年，他寫的論文《論聯系的普遍性》在《南開學報》上發表。

擔任山東省長之前，郭樹清已發表論文、文章300余篇，出版《比較價格體制》《經濟體制轉軌與宏觀調控》《整體的漸進》《在過剩與貧窮之間》《直面兩種失衡》《郭樹清改革論集》等書。有人評價，即使與一些專搞研究的教授和經濟學家相比，他的學術成就也毫不遜色，甚至更加勤奮和成績斐然。他還可以用英語流利地演講，不需要翻譯。

早在1988年5月，博士畢業的郭樹清就與吳敬璉、周小川、樓繼偉、李劍閣等人合作，完成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整體設計》，這幾位也被稱為“整體改革論者”。當該報告獲得認可并被建議推行的時刻，他被逐步推到了改革前臺。2010年11月，郭樹清等人作為主要貢獻人的“整體改革理論”獲得第三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1991年以來，他受聘于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擔任兼職教授，直到2013年，他還在中國央行研究生院擔任博士生導師。

在改革開放30年之際，他著文《“改革戰略及其選擇”的回顧與檢討》（收錄于《中國經濟50人看三十年：回顧與分析》，2008年，中國經濟出版社）。深度參與了中國經濟改革規劃工作的郭樹清，在這篇文章中回顧了當年的改革戰略選擇，并對其后直至2008年的改革進程進行了反思。

網上流傳著一篇名為《曲折與希望——東歐蘇聯旅行紀實》的萬字長文，發表于1987年，作者郭樹清。

上世紀80年代末的東歐和蘇聯，正是劇變的前夜，也是最后的改革時期。時任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助理研究員的郭樹清，利用從英國訪學回國的機會，對民主德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蘇聯四國進行了實地探訪。

在這篇長達萬字的游記中，作者客觀描繪了80年代末民主德國（東德）、匈牙利、南斯拉夫、蘇聯四國的社會情況和經濟改革狀況，也讓人感到了蘇東劇變之前四國“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感。文中提到的一些情況，在今天看來頗具現實意義。

比如：民主德國由于依然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當局對于改革浪潮有點不以為然”，但人民生活水平每況愈下；匈牙利精英界對于“改革需要改革嗎？”的討論和爭鳴，他看到，“世界市場保護主義抬頭，國內成本上升，爭取不到外資和先進技術”；波蘭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是如何配套推進；蘇聯沒有類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經歷，“對傳統體制的迷信或信心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搖動”，導致改革前景并不被人看好。

文章最后提出建議：“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危險可能是在進入或停留在一種間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協調模式。”

其中給人觸動很大的，或許是作者在南斯拉夫的所見所聞。誰能想到，當時正處于“十字路口”的南斯拉夫，在短短的四年之后，就徹底分崩瓦解，并成為殘酷的戰場？改革是經濟問題，但是歸根到底還是政治問題，與國家乃至每個人的命運息息相關。這也許就是蘇聯及東歐國家所經歷的對我們的啟示。

[責任編輯：崔維莉、費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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