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

母親被索債者當面凌辱，兒子情急之下刺死一人——最簡單的描述，凸顯的是此案引來輿論嘩然的原因：當一個人或其近親正在遭受難以忍受的凌辱時，奮起反抗造成一定后果，司法應該如何認定這一行為？

當?shù)胤ㄔ旱囊粚徟袥Q認為，這并不構(gòu)成正當防衛(wèi)，因為對方未有人使用工具、派出所已經(jīng)出警，于歡母子的生命健康權(quán)被侵犯的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wèi)的緊迫性”。盡管本案二審尚未啟動，但是，輿論的爭議卻顯示出法律條文所不能涵蓋的更深層意思。無疑，此事切入了一個關于法律與倫理的命題。

雖然涉及一些具體細節(jié)的爭議，比如，警察在離開接待室后，是準備離開還是僅僅外出調(diào)查，但最主要的爭議，還是集中在于歡是否正當防衛(wèi)或者防衛(wèi)過當上。尤其是，于歡由于母親和自己被侵害而產(chǎn)生強烈情緒的情況下，是否犯下了故意傷害罪。

輿論的強烈反應提示我們，應該正視此事發(fā)生之時的倫理情境，站在當事人的角度更多考慮。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樣的倫理情境，讓很多人在討論這一案件時，不僅基于法律來做出自己的判斷。

他們考慮更多的或許是，當至親之人遭遇侵害時，自己能以怎樣的方式去保護他們？當巨大的凌辱降臨在自己或者親人身上時，是忍受凌辱還是挺身抗暴？當處于無法逃脫的困境中時，要如何維護自己與親人的尊嚴？

法律的社會功能是什么？可以說，法律不僅關乎規(guī)則，還關乎規(guī)則背后的價值訴求，關乎回應人心所向、塑造倫理人情。此案在半年過后掀起輿論波瀾，正是因為其中蘊含著許多人的倫理訴求和情感訴求。

換句話說，在很多人看來，于歡的行為不僅僅是一個法律上的行為，更是一個倫理行為。而對于判決是否合理的檢視，也正顯示出在法律調(diào)節(jié)之下的行為和在倫理要求之下行為或許會存在的沖突，顯示出法的道理與人心常情之間可能會出現(xiàn)的罅隙。也正是在這個角度上看，回應好人心的訴求，審視案件中的倫理情境、正視法治中的倫理命題，才能“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也正是因此，轉(zhuǎn)型期中國的法治建設，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需要更多地正視這些人心經(jīng)驗，正視轉(zhuǎn)型時代保護倫理價值的重要性，從而把握好邏輯與經(jīng)驗的關系、條文與人情的關系、法律與倫理的關系。

[責任編輯：楊凡、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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