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學教材里的“姥姥”“外婆”之爭已經落下帷幕。上海市教委責成其教研室與上海教育出版社迅速整改，向作者和社會各界致歉，并將教材中的“姥姥”改回“外婆”。

教材編纂方擅自替換選文用詞確有不妥，但此事之所以引起熱議，還與教委對一位家長來信的回復聯系到一起。這位家長針對小學生《寒假生活》中出現“姥姥”一詞不滿，認為“這是上海不是北方，孩子無法適應，也無法理解”，而上海市教委答復里稱查《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姥姥”是普通話詞匯，“外婆”“外公”屬于方言。正是這句話將“姥姥”“外婆”之爭推到風口浪尖。

“姥姥”和“外婆”到底誰更“正宗”，誰是普通話詞匯，誰是方言？針對這個問題，有一些基礎性知識應當成為討論前提。比如，“北方叫‘姥姥’，南方叫‘外婆’”聽上去符合生活經驗，卻遠不夠準確，“外婆”的使用范圍南北地區均有，西安許多人就使用“外婆”，而“姥姥”的使用地域主要集中在東北三省、內蒙古至河北、山西北部，還有山東與河南的部分地區。其次，既然是文章中用詞，那還應該跳出口語，從書面語的角度考察。翻檢北京話代表作家老舍的著作，“外婆”使用次數數倍于“姥姥”，在典范白話文形成的語境中，“姥姥”的地方色彩反倒比“外婆”更突出。再次，對于外祖母的地域性稱謂并不只有“外婆”“姥姥”兩種，還有“外奶”“姥娘”“家婆”“阿嬤”等諸多叫法，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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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爭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中國這樣一個地大物博的國度語言問題何其復雜，不同語言既鮮明地體現不同地域文化，也因為歷史變遷而相互交融、相互影響。這一事件最讓人感慨的地方，是上海市教委答復中提出的“希望學生利用寒假適當了解祖國語言的多樣性，進一步開拓視野，增長知識”。如此初衷算得上美好，值得肯定。憶及上世紀80年代，正是現實主義敘事與地域書寫的黃金時代，文學期刊里的小說、散文，沒有方言、沒有地域色彩的少。從這些文學作品里，我們認識了王安憶、陳村、程乃珊筆下的上海，鄧友梅、陳建功筆下的北京，馮驥才、蔣子龍筆下的天津，還有張一弓的河南，張賢亮的西北，汪曾祺的高郵……這種從方言到地域文化的文學教育，使得我們在走出家鄉、接觸多樣地域文化時，有一種“熟悉的陌生感”，也能更平等地看待和欣賞不同地域之美。粽子甜的咸的肉的，豆腐腦甜的咸的辣的，都很好吃，為什么要拒絕更豐富多樣的體驗？語言文學同樣如此，不拘南北，用地道語言恰切地描摹不同地域的萬千風姿，同樣可以實現費孝通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中小學語文教育的規范化、普適化，以及標準詞匯和標準語法的持續推行，將保證受教育者都能文從字順地寫作。但符合標準、規范與保持語言的鮮活感、敏銳度并不相悖，更不該成為文學書寫乏力的托辭。汪曾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的論斷，值得今天的作家們深思?，F在有一些小說只是滿足于給讀者呈現一個通順的、完全不存在閱讀障礙的“故事”，而不是繪聲繪色、洋溢地域色彩的個性化敘事。地域色彩越來越淡，一個表征就是如今的文學期刊與小說單行本中，幾乎見不到對方言或風俗的饒有趣味的注解。

羅素說，“須知參差多態，方是幸福的本源?！备矚g各地地道吃食一樣，很多人喜歡聽各地人游刃有余地講本土方言，借助這種語詞的力量，再平凡再普通的人也能一下子煥發生命光彩，甚至可以說，靈魂在自己的語言中找到了家園。江南的糯，西部的獷，巴蜀的脆，北方的剛，需要不同地方的耳朵與心靈去品嘗回味。語言是流動的歷史。以普通話為代表的共同語增強了我們的集體認同，凝聚了我們的文化創造力，與此同時，我們也需要無數的方言語詞奔涌、融匯到語言視野與文學教育之中，成為共同語保持活力的源泉。

[責任編輯：楊凡、韓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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