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2018年12月28日，“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圖為榮獲改革先鋒稱號的外交部原法律顧問、聯合國國際法院原院長史久鏞用放大鏡查閱文件。中新社記者 富田 攝

改革開放40年的中國國際法先行者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李靜

本文首發于總第884期《中國新聞周刊》

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辦那天，被授予“外交領域國家利益的忠實捍衛者”的史久鏞沒有到現場去領取改革先鋒獎章。其家人表示，今年已經年逾九旬的史久鏞，到現場去參會身體確實有點吃不消了。而被授予“對外開放法制建設的積極實踐者”稱號的張月姣表示，她在現場領獎時“仿佛游子歸來，禁不住熱淚盈眶”。

92歲的前國際法院院長史久鏞、75歲的前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法官張月姣是獲得中共中央、國務院授予的改革先鋒稱號的兩位國際法領域的專家，他們的經歷也是中國在國際法領域與逐步世界接軌、影響世界的一個縮影。

2018年12月28日，由外交部和中國國際法學會共同主辦的“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會上發表講話時指出，40年來，中國在運用國際法保障和推進改革開放方面也積累了很多寶貴經驗。

關鍵是要用“明白人”

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史久鏞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法律顧問參與了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全過程，此后又擔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法律顧問。當時，史久鏞等人不但要就許多棘手的法律“難題”與英方代表通宵達旦地談判，還要面對在改革開放初期國內一些部門對國際形勢和國際規則認識不深、把握不準造成的部門間的誤解，在史久鏞看來，協調各部門的利益，需要費很大精力。

在英國占領香港期間，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身份，借用英國是關貿總協定創始會員國的身份已經在總協定內。在中英香港談判期間，對于在香港回歸之前就解決香港的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問題，國內意見一度并不統一。一些部門由于美國、歐盟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申請“入世”表示出支持態度而對中國的“入世”談判盲目樂觀，認為不出一年甚至半年就可以成功“入世”，因此應該解決香港未來在關貿總協定的地位問題，待我國“復關”“入世”后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與祖國一同加入。

史久鏞對這種意見堅決反對。他力主香港先以單獨關稅區身份留在總協定內，“西方國家對我們‘入世’的支持只是政治上的支持，不是貿易上的支持，真刀真槍談判的時候是要一個國家一個國家去談的，何況那時候我們還不是市場經濟，外貿改革才剛開始，我們最終能改革到什么地步外界是‘心中無底’的，談判之復雜艱巨可以預見，沒有10年談不下來。”

在當時，史久鏞的觀點被一些人視為“賣國”，甚至當面對他說：“你要知道，李鴻章的外交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史久鏞沒有把這種對他個人的譏諷放在心上，只身前往日內瓦WTO總部了解情況，并撰寫萬字長文《香港與關稅和貿易總協定》闡述自己的觀點。最終，國務院最高決策層拍板決定香港單獨關稅區身份留在關貿總協定內，此后也以“中國香港”的名份成為世貿組織(WTO)的一員。

回想起這段經歷，史久鏞現在還有點后怕，“香港被稱為自由港，它的經濟命脈就在進出口貿易當中。”如果當初沒能留在總協定內，后果不堪設想，香港此后的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困難重重。

“如果香港在關貿總協定中的地位在回歸之前不解決，那么在我們進行‘入世’談判時，香港的特殊身份很可能會被對方當成‘籌碼’，使我們的談判過程更加漫長，更加艱難。” 史久鏞說。

香港對中國的國際法實踐帶來的挑戰并不只是在經貿領域。香港本身的地位以及在聲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歸，也是考驗中國國際法學者智慧的棘手問題。英國對香港島、九龍、新界的法理統治，是英國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獲得的。但對中國而言，這三份條約都是不平等條約，是非法、無效的。中國認為香港是英國非法軍事占領的，中國對香港歷來擁有主權。

因此，用“放棄”香港來表述的英方提議不被中方接受。經過幾個月的“拉鋸戰”，在最后的聲明中，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代替了“英國放棄不平等條約”的表述，并用了中方主張的“交還”的表述方式。史久鏞說：“‘交還’意味著香港是英國非法軍事占領的，現在要還回來，意味著從來不屬于英國。”

史久鏞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通過“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不僅是中國祖國統一大業道路上充滿智慧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國對國際法的一個巨大貢獻，可以說是中國給“國際法帶來的突破”。他說，在此之前，傳統國際法領域沒有不平等條約的概念，更沒有對不平等條約的處理辦法。如何對待不平等條約，闡明不平等條約的無效性和非法性，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但香港回歸成為了具有創造性和歷史性的經典案例。

中英香港問題談判順利結束后不久，中國很快就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啟了一段在經貿領域融入國際法制體系的漫長征程，即“入世”談判和中美知識產權談判。

資料圖：2018年12月28日，“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在北京舉行。圖為榮獲改革先鋒稱號的世界銀行解決投資爭端國際中心仲裁員、原外經貿部條法司司長、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原主席張月姣發言。中新社記者 富田 攝

張月姣是“入世”談判和中美知識產權談判的一線親歷者，也是改革開放之初最早從事對外經貿工作的專家之一。1979年7月，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和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成立。“兩委”由國務院直接領導，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兼任“兩委”主任。

《中共黨史研究》2017年第10期刊發題為《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的成立及其歷史作用探析》的文章中稱，對于這一機構的領導班子，李嵐清在后來給予了較高評價：“中央改革開放戰略決策之所以打開局面，就是小平同志所說的‘搞好改革開放關鍵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功夫訓練干部’那句話，當年中央選擇主持國家進出口委的谷牧同志，就是一位‘明白人’，這位‘明白人’在組建國家進出口委時又吸收了一批‘明白人’。”

張月姣就是一位被谷牧吸收的“明白人”，在“兩委”負責當時所急需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的起草。她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稱，市場經濟所需要的法律當時都沒有，大家從中國國情出發，參照國際公約和管理，從零開始做。

“兩委”倡導思想解放，在法律起草過程中，張月姣經常同聯合國、美國、歐盟等國家的法律專家交流。

在長達12年的中美知識產權談判中，張月姣印象最深的是1991年吳儀剛調任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后帶隊赴美的第一場談判。中央對此非常重視，專門成立了知識產權談判領導小組，吳儀則常常和張月姣等談判組成員加班到深夜。

雖然代表團做了充分的準備，滿懷信心，但一到華盛頓，他們立即就感受到了烏云密布的政治氣氛。果不其然，在談判桌前，中國代表團剛剛充滿誠意地介紹完中國充分落實前一個中美知識產權諒解備忘錄的情況，下一步的計劃介紹還沒有完全展開，就被美方打斷。

美國貿易代表助理約瑟夫·梅西將吳儀請到自己辦公室直接交底：“這次的談判談不成了。”原來，美國貿易代表希爾斯已經單方面宣布談判破裂。激憤之下，吳儀跟梅西連手都沒有握就轉身離開，回到代表團。

面對焦急等待消息的全體中方代表團成員，吳儀開口沒講兩句，就潸然淚下，很多成員也跟著流下淚水。吳儀當即決定一分鐘都不多停留，馬上回國向國務院匯報。在機票還沒買到的情況下，吳儀和張月姣就先到了機場，等到兩張經濟艙最后一排的退票。在飛機上，吳儀和張月姣幾乎沒有休息，迅速起草了向國務院匯報情況的總結。

盡管經歷了很多失敗和艱難，但中國在談判中不僅對美國在知識產權問題上的立場與預期有了全新認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加深了對知識產權問題本身的理解。

張月姣感慨道：“關于知識產權的斗爭并不僅僅是我參與的12年，實際這場斗爭還在繼續。

用實力和專業性融入世界

改革開放前，中國僅參加了20個國際組織和30多項多邊條約。在“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上，楊潔篪指出，40年來，我們廣泛參與國際條約和機制，參加了幾乎所有政府間國際組織，加入了500余項國際公約，運用法律和條約搭建廣泛領域的合作平臺，促進我國與世界交融發展、共同進步。

隨著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日益上升，中國成為主要國際機構和國際談判中不可或缺的一方。中國國際法人也越來越多地站到舞臺中央，深度參與多邊框架下的國際法領域工作。1994年，史久鏞當選國際法院大法官；2003年2月當選國際法院院長，成為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第一位中國籍院長。1998年至2004年，張月姣任亞洲開發銀行助理法律總顧問、東亞地區局副局長等職務；2007年11月至2016年10月，擔任世界貿易組織(WTO)上訴機構首位中國籍大法官。

資料圖：2018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北京出席“改革開放40周年國際法工作座談會”并講話。中新社記者 富田 攝

在初到國際法權威機構之初，國際法界對于中國法官還抱有一些偏見和觀望態度。1998年，張月姣剛到任亞洲開發銀行時，盡管經歷了重重競聘選拔和面試，戰勝了幾位入選短名單的競爭對手才脫穎而出，還是感到了一些“微妙的不服氣的”異樣眼光。

作為新上任的助理法律總顧問，亞洲開發銀行安排張月姣給銀行的所有項目官員授課，張月姣對自己和學員嚴格要求，不但每次上課都要求簽到，一周的授課結束后，張月姣還出了試題考試。那個年代沒有PPT，張月姣每天加班加點，準備了一寸厚的教案授課，其中包含各類案例和分析。

第一次授課結束后，時任法律總顧問巴里·梅茨格專門到張月姣辦公室說：“太棒了，我從來沒有聽過這么好的法律課。”很快，張月姣成了亞洲開發銀行的“明星”，和很多官員也成了朋友。張月姣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最好的融入方式，是提出自己方案的方式，并體現出自己的實力和專業性。”

作為中國法律人走上國際舞臺的第一批代表，史久鏞認為，這固然是對個人專業水平的認可，但選票背后靠的也是國家實力，是中國不斷提高的國際地位和威望。

國際法院是聯合國六大機構之一，也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司法機構，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以及國際法的解釋和適用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法院法官共有15名，任職資格要求十分嚴格，要求“品格高尚并在各本國具有最高司法職位之任命資格或公認為國際法之法學家”，院長由全體法官選舉產生。也就是說，在國際法院當選院長，必須在專業素養和人品等方面獲得同為各國法學泰斗的其他法官認可。

國際法院受理的是國與國之間的法律問題爭端，能夠訴諸國際法院的案件，每一起都是國際關系中的“老大難”紛爭或者棘手敏感的難題，背景和由來無一不紛亂復雜。國際法院法官處理案子，需要閱讀大量材料，并撰寫幾十甚至上百頁的意見書。史久鏞說，他接觸的每一個案件，辯詞堆在地上都有1米高。

出任院長后，史久鏞還要主持一切案件的討論會及開庭活動。在案情討論中，法官們都是各國法律精英，有時候立場、想法不盡相同，如何形成一個多數意見，形成一個判決，需要院長充分運用自己的法律知識、智慧及領導才能和藝術，去引導說服。在主流意見形成之后，院長要親自帶領另外2名法官起草判決書。史久鏞每天下班回家后，常常要先躺床上閉目養神20分鐘再起來吃飯。這樣的工作狀態，持續了17年。

在張月姣家中，《中國新聞周刊》記者看到她的案頭擺放著幾本磚頭厚的案卷，而這只是張月姣目前正在參與解決的案件全部案卷的1/50。翻開案卷，里面密密麻麻的小字全部是英文、法文雙語，到處都貼著張月姣做記錄和標記的各色便簽紙。

張月姣說：“不管接手什么事情，任何時候都要好好做研究。有些比較高級別的法官，辦案可能就看看助手給準備好的摘要，我從來不這么做，都是一段、一條、一句地自己研究透了，一旦我給出什么結論一定要做到板上釘釘，一定是非常有把握的。”

在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八年多的時間里，張月姣見證了中國從WTO一個新成員變成了重要成員。中國“入世”17年來，積極參與多邊體制的建設和爭議解決，從一開始做第三方，到后來成為被告、原告，并在一些案件中成為勝訴方，“這體現了中國對于多邊機制負責任、積極支持國際法治的精神。”

兩位國際法界的中國先行者都坦言，中國的國際地位越來越高，在很多國際機構都是最重要的成員，但是擔任高級職員的中國人非常少，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國際法人才梯隊儲備，目前還很難滿足國家的需求。

自2011年開始，張月姣開始在清華大學法學院任教，身體力行地培養年輕人。對于加快培養一支水平高、影響大、數量可觀的國際法人才隊伍，中國相關主管部門也都已經加大了力度。

張月嬌時常叮囑自己的學生：“光有知識和能力還不夠，必須過語言這一關，總不能都開庭了，你還要查字典；外語至少要會英語和法語這兩門。”此外，在她看來，年輕一輩不但要成為法律專家，還要了解中國國情，了解中國的法律和中國的訴求，能夠用國際法律的語言、邏輯和案例來說服別人。

《中國新聞周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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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凡、梁延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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