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在基層治理中，遇到難題怎么辦？最佳方式當然是上下級齊心協力，各司其職，把問題解決好。但在部分地區、一些單位存在一種怪現象：遇到難題，從下往上級級報，請示、匯報、送審；領導也不想、不敢找事，雖然從上往下層層批示，但多含糊其辭，并不提出具體的解決辦法。

如此“文來文去”，請示、批示循環幾輪，基層治理陷入“空轉”。基層干部群眾感嘆：知否知否？問題依然如舊。

棘手問題，你報上來我推下去

南方某縣的一處湖面，歷年來都是采砂區，采砂權早年也被拍賣給企業。前年，地方環保督察后，采砂被叫停。不料，隨著生態環境部提出制止環保“一刀切”現象后，采砂企業往省里和市里上訪，認為是縣里“一刀切”，要求對簿公堂，獲得賠償。

市里有關部門批示，要解決好這一問題。縣里收到指示后，一籌莫展，當初關停也是落實上級指示啊，現在怎么辦？想來想去，不敢自己做主，只能往上報，請上級界定是否屬于“一刀切”。市里收到請示后批示，要嚴格按照相應的法規要求，做好環保工作和社會穩定工作。

接到踢回來的皮球，縣里又開始新一輪“擊鼓傳花”，通過市里請示省漁業部門，請求能否對部分水面調整規劃，用于合法采砂。省里不同意，但等信訪問題再次出現時，還是要求地方自己處理好。

如此這般，請示、指示往復循環，問題還是沒有得到妥善處理。

半月談記者了解到，這種情況在一些地方不同程度存在。多名市縣級領導說，近幾年報上來等待簽批的材料明顯增多。

一名縣長告訴半月談記者，以前每天十幾件待批件是常態，現在幾十件是常態。很多報上來的材料中，下級部門以及分管工作人員的建議少了、帶有思考性的意見少了，一級級簽了三四個名字，但每一個人的意見都是“請XX審定”。

他說：“有些情況，相關部門和分管人員原本是最清楚的，但不敢做決定、不愿拿主意、不想承擔責任，直接一層層上報，上級單位怎么定？”

多名基層干部認為，這種推來推去的事情，一般都是比較棘手、政策邊界把握不清、權責界定不清的工作。請示、批示轉了一大圈，就是落不了地，問題還是問題，有些矛盾因為延誤而激化。

“個個都是‘二傳手’，沒有主攻手，‘空轉’背后潛藏風險。”一位基層干部說。

問診“空轉”，難在四大病灶

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空轉”其來有自。不少基層干部反映，當下亂作為少了，但不作為、慢作為不易根治，在一些地方甚至有抬頭趨勢。“人人經手，但人人不解決”的治理“空轉”現象，就是一種表現。而究其原因，主要有四大病灶。

——部分干部缺乏斗爭精神，不敢擔當。廣西行政學院教授凌經球認為，一些棘手問題延續多年，背后有復雜的人際關系，要解決這些問題，肯定要觸及某些人的利益。

一些基層領導干部，或是不愿得罪人、或是抱“新官不理舊事”的心態，或是認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對問題視而不見、搞整改避重就輕，甚至導致舊問題未除、新問題又發。

——政策界定不清，職責切割不清，各級權責不匹配。有專家表示，一方面，由于政策界定不清，導致部分工作存在爭議，各級拿不定主意，確實在客觀上導致了“空轉”。

另一方面，基層行政體制存在職責不清、權責不明的問題，部分工作存在上下級之間職能交叉、職能重疊，一旦出現問題，各級推諉責任。尤其對于鄉鎮一級來說，責大于權，既缺乏解決問題的手段和能力，也影響工作主動性和積極性，也就難以避免把責任往上推。

——利益關系牽扯，部分干部推卸責任，甚至主觀上助推“空轉”。去年，南方某地發生一起環保事件，該問題由來已久，省里相關部門多次推動，還派人到現場督辦，但現場執法必須依靠縣、鄉鎮來開展。由于部分基層干部與違法分子存在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工作長期難以推動。

——問責泛濫，追責不切實際，趨利避害導致各級推責。南方一市某局辦公室主任說，過去對某些在自己職權范圍內的待批件，自己做主簽了，不必事事上報領導。但是，去年自己因某個間接問題被處分，問責原因之一就是沒有及時報告上級領導。

他說：“從這之后，所有處室都不敢自己做決定，所有文件都要往上送給領導，我以前每年自己簽字的100多份文件，現在全部送給局領導批示。”

中部某省一名副縣長前期牽頭推進一項工作，部分下屬提出有難度，不敢擔責。副縣長說“依法依規推進工作，有問題我來擔責，你們放手去做”；下屬說“萬一出了事，你是縣領導，最終還是我們被追責”。這位副縣長嘆一口氣：“最終我讓他們寫報告，我簽字同意，以后責任我來擔。但很顯然，不是所有縣領導都會這么做。”

理順權責關系，落實容錯糾錯

當前改革進入深水區，“空轉”現象嚴重影響改革效能，亟待整治。

一是責任必須強化，基層反腐要進一步深入推進。凌經球認為，針對思想根源問題、利益關系問題，必須進一步加強作風建設，嚴格執行行政問責制，對不依法履職、不勇于擔當、導致治理陷入“空轉”的干部，要依紀依法依規處理。

二是理順基層權責關系，理順社會與市場的關系。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員陳文勝認為，當前基層治理中，“超負荷運轉”和“空轉”并存，很值得思考。

必須通過制度創新來解決治理體制的矛盾。一方面，要理順各級權責關系，要適當放權，讓基層權責匹配；另一方面，要理順政府、社會和市場的關系，有的問題光靠行政權力難以推動，應該借助市場和社會的活力。

三是容錯糾錯機制必須切實建立，增強操作性。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認為，當前部分地區已在探索容錯、免責制度化，幫助基層干部減輕“問責焦慮癥”。但基層反映，其中部分細則表述偏虛，需要更具操作性。

有干部提出，可以借鑒部分地區施行的“黨員積分績效制”，對平時的工作履職進行積分，而一旦出現工作不到位，只要不是違法違紀違規，就可以考慮核減相應積分，不必動不動就問責處分。(周楠 梁建強)

[責任編輯：楊凡、梁延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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