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護航高質量發展”系列評(2)

法制網特約評論員 朱巍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明年的八大重點任務之一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未來將重點完善平臺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搜集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范。

從平臺經濟角度看，只有做到強化反壟斷、遏制不正當競爭、規范數據搜集使用管理，才能從根本上保障網絡消費者合法權益。

首先，消費者是壟斷行為的最終受害者。壟斷行為目的之一就是攫取壟斷利益，在消除市場競爭對手的基礎上，消費者只能被動接受單一平臺，或多平臺協同價格。表面上看，平臺經營者以更低的價格，使用市場杠桿的方式獲得了更多用戶。然而，這種看似雙贏的局面背后，是資本的較量，消費者只是資本角逐過程中的棋子。消費者以低價獲得的商品或服務，源自資本補貼，一旦競爭對手被擊潰，或者達成價格協議，那么，之前的資本補貼就會以幾何倍數反噬消費者。

當然，紅包等補貼方式并非都被劃做壟斷行為，在合理期限內，以“拉新”“推廣”為目的的“燒錢”仍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法律所排斥的，僅是利用低于成本的補貼價格排擠競爭對手的行為。而排斥的原因，除了避免未來壟斷價格之外，還在于強調獲取市場份額的理由，應在于可持續的價格與消費者的口碑，而非資本的力量。

大數據殺熟、“二選一”等問題侵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從經濟學角度看，大數據殺熟屬于價格歧視。并非所有的價格差異都屬于侵權，比如，對“素人”消費者的價格優惠要高于“熟客”，可以算作是推廣的費用。不過，一旦平臺具有相當壟斷地位，消費者缺乏必要“比價”能力、議價權利和選擇權時，大數據殺熟很可能被具有壟斷行為的平臺作為日常經營手段。“千人千面”的精準營銷，轉化成“千人千價”的銷售模式，消費者既無法選擇，也無法辨別，更無市場競爭調節，最終就會變成待宰羔羊。

“二選一”實際是平臺經營者與平臺內經營者商業協議的問題，之所以要上升到消費者權益角度分析，核心原因在于具有壟斷位置的平臺，可能會影響到市場的優勝劣汰基本機能。按照市場價格和供給情況看，商家獲取更多客戶的前提是提供更便宜的價格和更優質的服務。在平臺經濟領域內，消費者并非直接面對商家，中間還多了一個平臺。如果平臺強制商家進行“二選一”，就會導致平臺安排更多的交易機會給那些“聽話”的商家；反之，不“聽話”的商家即便價格更低、服務更好，但在算法、AI等方式下也無法被消費者發現。如果這種情形廣泛存在，最后占據市場的不是真正價格低、口碑好的商品和服務，最終受害的還是消費者。

從實踐角度看，“二選一”的認定也不能一刀切，獨家經營協議廣泛存在在各個領域，平臺給予特定商家支持，商業回報也符合商業邏輯。所以，“二選一”的問題就變得復雜化了。既要明確那些不合作就利用大數據、算法、推薦等屏蔽的做法屬于違法行為；也要明確那些合作之后給予支持的做法屬于商業自治，這兩種做法都不得以侵害消費者權益作為代價。

最后，平臺必須尊重消費者意愿。數據經濟基礎源自消費者本身，算法經濟對象更是消費者自己，人工智能服務者也是消費者。

消費者既是網絡紅利的最終獲益者，也是技術進步的主要推動者。當然，消費者有權選擇使用哪些應用、平臺、產品或服務，也有權同時選擇或拒絕使用。特別是在共享經濟、意愿經濟背景下，消費者有權自我決定、自我選擇和自我控制品牌的兼容性、數據的流動性、信息的展現性。

從商業邏輯角度看，數據、流量客觀上確實成為資本市場重要基礎，也是企業競爭力的合法展現，但私域流量在公域展現、或公域流量跨平臺展現時，相關平臺是存在商業“籬笆”權利的。不過，消費者權利不能因此受到貶損，更不能成為平臺競爭的“工具人”。

若要達到平衡平臺權利與消費者權利之間的關系，未來《反壟斷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既要保障平臺合法競爭力，確保流量產權與數據產權，同時也要明確消費者權利至上。市場的問題最終還要靠市場解決，品牌之間兼容問題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要取決于對平臺壟斷性質的判斷。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

[責任編輯：楊凡、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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