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梁思成與鑒真紀念堂

來源：北京晚報

梁思成與鑒真紀念堂

▌袁帆

在中日兩國文化交流歷史上，唐代高僧鑒真(688—763)是一位耳熟能詳的傳奇人物。他的歷史作用，在于將中國盛唐時期形成的輝煌文化廣泛傳播于日本，推動了日本佛學、醫學等諸多領域的進步，同時也將唐代成熟的建筑技藝帶到異域，在奈良建造了著名的“唐招提寺”，對日本的建筑文化發展做出杰出貢獻。可謂：“巍巍魯殿，燦燦奈良。莊嚴廟像，儼然盛唐。”

鑒真大師也許不會想到，正因為他當年在日本進行佛學、醫學、建筑等領域的文化實踐，不僅使自己受到了日本人民世代敬仰，也讓他與現代中國的文化發展產生了緊密聯系，而推動這種聯系建立的幾位關鍵人物中，除了著名宗教界領袖趙樸初(1907—2000)以外，還包括一位偉大的建筑學家，他就是梁思成。

梁思成(1901—1972)，是中國第一代經過系統學習西方建筑理論的著名現代建筑學家之一，同時又在中國古代建筑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開創性成就。他在1942年用中英文撰寫的《圖像中國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不僅能讓此后的中國人在建筑領域中擁有足夠的文化自信，并且令國際建筑學界徹底改變了昔日認為“中國沒有建筑史”的偏見，為中國找回了一種失落已久的“民族的建筑歷史和文化精神”，奠定了中國建筑史在世界建筑史中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我們將探索歷史的目光回望1963年時，會驚喜地發現唐代的佛教大師與現代的建筑大師產生了一次跨越時空的歷史性交集，而這次交集的碩果就是由梁思成擔綱設計的“揚州鑒真紀念堂”。2021年，是梁思成先生誕辰120周年。在這個時點回顧鑒真紀念堂的設計建造過程，無疑是對他一生建筑文化實踐的特殊紀念。

鑒真紀念堂的設計建造背景

1963年是鑒真大和尚圓寂1200周年，當時中日兩國的宗教界為了紀念這位古代杰出的大師，商議決定分別在兩國多地舉行紀念會或法會。中國政府還決定在鑒真的故鄉——揚州，建立一座紀念堂。紀念堂選址于當年鑒真傳法的寺廟“大明寺”東北側的一塊空地上。由于這項工程需要極高的中國古建筑造詣，同時又事關中日兩國關系發展，因此中國佛教協會邀請梁思成先生主持這項工作。

梁思成在對中國古代建筑的研究中，深刻認識到，“不論何時何地，宗教都曾是建筑創作的一個最強大的推動力量”。當年對五臺山佛光寺的實地勘察讓他對唐代寺廟產生最直接的印象，多年來對中國古代建筑的潛心研究更讓他對仿古建筑的營造范式熟稔于心。此外，梁思成在二戰末期力勸盟軍不要轟炸存有大量日本古代建筑及藝術國寶的奈良和京都，最終為日本和全人類保留下這兩處“世界文化遺產”，這也讓他被日本人民尊稱為“古都恩人”，在中日兩國交流中產生著無可替代的影響。這些特殊因素都決定了由他領銜設計“鑒真紀念堂”是再合適不過的選擇。

梁思成一生中作為著名建筑學家取得的學術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由于他同時又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教育家，再加上他的身體健康等種種原因，這也決定了他不太可能是一位多產的“建筑師”。而事實上，他一生中親自設計的建筑項目確實不是很多。據有關研究資料統計，包括與他人合作設計的建筑項目共有12項，其中在1949年之后參與設計的項目只有4項，包括舉世矚目的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1952)，任弼時墓(1952)、林徽因墓(1955)，最后一個項目正是位于揚州的“鑒真紀念堂”。

非常遺憾的是，當年設計鑒真紀念堂的全過程，至今未見詳細的系統性記載。但可以確認的是，梁思成在接到設計任務之后，曾親自與同濟大學古園林建筑專家陳從周(1918—2000)教授一起，于1963年夏季到揚州實地勘察，將陳先生帶來的“大明寺”實測圖與現場逐一校對，研究總體設計方案。因鑒真紀念碑需要先期制作，所以當時就在揚州擬就方案，并由梁先生親自畫好草圖，“交揚州城建局何時建同志畫正圖，接著很快就施工了”。

所幸我從文物市場獲得了一份由“鑒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年紀念委員會”編纂的，由梁思成署名的《揚州鑒真大和尚紀念堂設計方案》，這就成為今天了解當年設計結果的最直接資料。通過解讀這份珍貴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地歸納出設計方案的要點，感受這座梁思成傾注了大量心血的著名建筑之魅力。

梁思成主持設計的鑒真紀念堂

揚州鑒真紀念堂的建筑體量雖然不大，卻包含了大量宗教、歷史、建筑等多領域的文化信息，具有非常典型的樣本意義，注定成為“梁思成”研究的經典案例。

一 鑒真紀念堂是仿照金堂設計

鑒真紀念堂是仿照日本奈良的“唐招提寺金堂”設計的。建成已超過1250年的“唐招提寺”是鑒真大師在日本留下的最主要之遺物，被日本人民視為“國寶”。而金堂，是以唐開元、天寶時期中國佛殿為藍本而建造的，在總的風格上和中國現存的唐代佛光寺大殿極為相似。“它是日本建筑，也可以說是中國建筑。它是一千二百余年前中日文化交流的結晶，是中日兩國人民文化、藝術間的血緣關系的重要標志”。

梁思成有一句著名論斷，“研究中國建筑史的學子沒有不知道日本奈良唐招提寺和鑒真大和尚的。”他本人對日本的唐招提寺和中國的佛光寺更是有深入的研究，因此自然對鑒真紀念堂的設計有其獨到、深刻的見解。建造鑒真紀念堂最簡便的辦法是“照搬”奈良唐招提寺“金堂”，但揚州選定的地址面積不夠開闊，不足以支撐類似金堂的體量。有鑒于此，梁先生在設計中，“將面闊七間、進深四間的金堂，減縮為面闊五間、進深三間的紀念堂。”根據測算，鑒真紀念堂的設計面闊僅為18米，比總面闊為28米左右的金堂縮窄約30%。

奈良唐招提寺的金堂在進深上采用四開間等分布置，堂內可以有兩個開間的進深，顯得綽綽有余，在第四排的金柱上可以直接立“扇面墻”，作為佛像的背景。但揚州鑒真紀念堂由于進深改為三間，這就給堂內布置帶來了一些問題。為解決這個矛盾，梁思成在設計中將進深方向的三開間進行“不均勻”處理，中間一間大于前后兩個開間，同時，以后檐墻代替“扇面墻”，取消了金堂原有的扇面墻與后檐墻之間的夾道。這樣的處理基本保持了與金堂內部一致的空間感覺，但唯一的缺憾是內部凈余兩間的深度不勻，好像中柱“不中”，但這并不會對空間使用功能造成嚴重影響，一般觀眾甚至完全不會對此有所察覺。應該說這樣的安排還是很巧妙的。

至于屋頂的坡度，根據日本建筑學家的考證，金堂最初的屋頂坡度比較低緩，而現在的屋頂是近代改建的，比原有的坡度陡峻。于是梁思成根據金堂的復原圖和中國現存唐代建筑實例，將紀念堂的屋頂設計定為1∶2的坡度。

二 鑒真紀念堂是一個建筑組團

梁思成設計的鑒真紀念堂與金堂另外的不同之處，還在于它是一個獨立的建筑組團，而不是像金堂那樣只是一座獨立的殿堂。具體做法是“由紀念堂兩側起，用步廊一周與前面碑亭相連，構成一個庭院”，梁先生稱之為“鑒真院”。這樣做的初衷是“為了創造一種唐代佛寺的氣氛，并為了配合揚州當地寺院風格”。

由于鑒真紀念堂與原有的“大明寺”同處于揚州城北的蜀崗中峰，屬于同一個建筑環境，因此將其設計成一個獨立院落，既可以顯示其獨立性，又可以通過恰當的連接設計與原有的寺院合為一體。如此總體構思使得新建筑不至于顯得突兀，因而具有了良好的融合性。

三 巧妙的碑亭設計

“鑒真院”是一座袖珍版的圍合式建筑組團。梁思成在院落的南端設計了一座“碑亭”，既可以作為鑒真院的正式入口，又可以將“鑒真紀念碑”安置于一個恰當的所在，可謂匠心獨具。碑亭采取面闊三間、進深兩間的平面布置，屋頂為“歇山頂”。碑亭進深的北面一間與左右步廊相對相接，南面一間突出于鑒真院的輪廓外，成為鑒真院明顯的標志。

紀念碑采用臥碑的形式，下部的“須彌座”模擬唐代石碑的須彌座風格，上部碑身四周刻出邊框形式。碑身安立在院落的南北中軸線上。

鑒真紀念堂后來的故事

梁思成在《揚州鑒真大和尚紀念堂設計方案》中透露過一個情況，那就是在他的設計方案之前，“揚州建設局的同志們曾草擬了一個總圖設計方案”，其基本設計意圖得到了梁思成的認可。按照梁先生的表述，他的這個設計“嚴格地說”只是原方案的修正而已，“修正方案的要點僅在于紀念堂、碑亭、回廊的比例、尺度和建筑風格方面。”盡管梁先生謙遜地說，揚州建設局才是“主要的創作者，我們不過略盡一臂之助”，但鑒真紀念堂的最終的建筑初步設計方案是由梁先生帶領的清華建筑系團隊完成，這是不爭的事實。

1963年，經中日兩國宗教界、文化界人士商討后，成立“鑒真大和尚逝世1200周年紀念委員會”，趙樸初先生擔任委員會主任，同年10月在揚州大明寺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并為鑒真紀念堂舉行了奠基儀式。這次盛大的紀念活動，在中日兩國人民間產生了巨大影響，促進了中日友好事業的發展。但遺憾的是，此后由于受到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影響，紀念堂項目并未馬上啟動實施。

時間轉眼過去了近十年，經過中日兩國和平力量的長期努力，兩國于1972年9月29日正式建交，恢復邦交正常化。這一歷史性事件為鑒真紀念堂繼續建造創造了條件。1973年3月，項目終于重新動工，并于當年11月建成。

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梁思成已于此前的1972年1月9日逝世，他沒有親眼看到紀念堂的最終落成。紀念堂的技術設計和施工圖繪制工作，最后是由南京工學院張致中教授和揚州建設局共同完成，在他們的努力下，梁先生的設計方案得以完美呈現在世人面前。

根據有關資料測算，建成后的鑒真紀念堂面寬約18米，進深約10.5米，高度約10米。屋頂覆蓋面積約480平方米，主堂面積約130平方米。其外觀呈現典型的唐代建筑風格，整個大殿的屋架由22根檐柱、內柱支撐，外挑飛檐下的三層斗拱巧妙地將巨大的廡殿頂與立柱連接成一個穩固的整體。最有唐代建筑意味的是屋脊兩端洗練優美的“鴟尾”高高地翹起，馬上讓人將鑒真紀念堂與奈良唐招提寺及五臺山佛光寺掛起鉤來。

碑亭由10根立柱支撐，面積約63平方米，高度約7米，梁思成先生親自設計的紀念碑安放于碑亭內正中。這塊橫臥在須彌蓮花座上的巨型漢白玉碑，高1.25米，寬3米，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郭沫若先生親筆為紀念碑題寫的“唐鑒真大和尚紀念碑”碑名鐫刻在碑正面。背面由時任第九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名譽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先生撰書《唐鑒真大和尚紀念碑碑文》。一塊紀念碑集中了三位中國現代名人的智慧，殊為難得，被后人譽為“三絕碑”。紀念堂和碑亭通過一圈近百米長的步廊連在一起，形成面積約1300平方米的院落，這座“鑒真院”也成為梁先生留給鑒真紀念堂的精彩一筆。

對于鑒真紀念堂的總體評價，當代著名建筑大師吳良鏞院士如是說：“只要身臨其境，設計者意匠獨造的設計構思，對唐代建筑藝術的深湛修養，以及建筑上所表現的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建筑與環境的結合，種種爐火純青的建筑素質感人至深。這些設計，藝術與技術上所達到的境地，在新中國藝術與建筑史上理所當然的應有其重要位置。”

1980年，鑒真紀念堂迎來了建成后最為盛大的一次宗教活動，那就是日本唐招提寺的“鑒真像”回中國“省親”巡展，這也是繼1963年中日共同紀念鑒真圓寂1200周年后的又一次國際文化交流盛事。中國政府對于此次活動極為重視，成立了以趙樸初為主任的“全國歡迎鑒真大師像回國巡展委員會”。在中日雙方的共同努力下，“鑒真像”于1980年4月14日運抵揚州展出。為了紀念這次活動，國家郵政部門特別發行《鑒真大師像回國巡展》紀念郵票一套三枚。其中第一枚的圖案名稱就是“揚州鑒真紀念堂”，畫面上的鑒真紀念堂與當年梁思成的方案如出一轍，顯現出濃厚的唐代建筑風格，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事實上，鑒真紀念堂是梁思成生前進行的最后一項建筑設計實踐，以這樣的形式為他的建筑生涯畫上一個“休止符”，實在是意義非凡！此時，我非常想知道在這個設計過程中梁先生的所思所想：或許他想到了1937年在五臺山發現唐代佛光寺時的欣喜若狂；或許他想起曾經在清華園為解放軍標出北京主要古建筑，以避免炮火毀壞；或許他想到了由他領銜設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上的“天安門”；或許他想到了……

如果說，鑒真大師為了弘揚佛法，不畏艱險，歷經十年磨難，最終東渡成功，完成心愿，值得人們世代銘記；那么我相信，無論過去多少時光，當人們看到鑒真紀念堂，了解他的設計者梁思成一生為研究中國古代建筑歷史，為中華文化傳承“嘔心瀝血，鞠躬盡瘁”，同樣會對他心生敬意，由衷頌揚！2010年10月31日，為紀念奈良(平城京)遷都1300周年，兩尊“梁思成塑像”被分別隆重安放在日本奈良和中國揚州，又一次將梁思成先生為中日文化交流的貢獻呈現給世人，這也充分表明了人民的心愿：“歷史不會忘記梁思成”。這正是：

佛法煌煌照人間，鑒真傳經不懼險；

眼盲身殘十年渡，跨海弘德播善緣。

營造宮闕筑圣殿，思成破謎意志堅；

筑堂立說惠后世，中華文明永流傳！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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