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轉折何以實現_大陸_國內新聞_新聞

原標題：遵義轉折何以實現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從遵義轉折看百年征程，我們黨的大智慧從何而來？歸結起來，從實事求是而來，從獨立自主而來，從黨內民主而來。

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征程上，發生過多次重大轉折，其中一次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遵義召開擴大會議，經過激烈爭論，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確立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正確路線在中共中央的領導地位，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黨的《歷史決議》稱：“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對遵義會議，我們早已非常熟悉。但遵義會議為什么能夠召開？這次轉折為什么能夠實現？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我們就能挖掘到更多的智慧，感悟到更深的啟迪。

第一，實事求是。這是遵義轉折得以實現的根本條件，也是黨的智慧的集中表現。

為什么要開遵義會議？一個直接的原因，是解決紅軍的進軍方向和由此引出的軍事戰略和軍事指揮問題。中央紅軍出發時的方向，是到湘西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目的是不僅突出重圍，而且通過會合進一步壯大紅軍力量，開辟新的根據地，再次推動革命斗爭的高漲。這種出發點和目的都不算錯。但問題是，湘江血戰后，國民黨已經明白了紅軍的意圖是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同紅二、紅六軍團會合，于是迅速布下重兵，設置口袋，等著圍殲紅軍了。

在這種情況下，是繼續沿既定方向往前走，還是及時調整方向，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毛澤東建議放棄原定計劃，立即轉兵向西，到敵軍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開辟根據地。但當時的“左”傾領導人認為這是右傾、逃跑，仍然堅持按原計劃去湘西。

經過多次爭論，黨中央終于作出了正確的決策。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靈活變換作戰方式和進軍方向，或東或西，迂回穿插，并且借助情報工作的特殊幫助，巧妙地調動敵軍，從而順利地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粉碎了蔣介石圍殲紅軍于川黔滇邊境的計劃。

無論是五次反“圍剿”，還是紅軍長征，黨內斗爭的焦點，從思想路線來說，根本上在于是不是堅持實事求是。危急關頭，孰是孰非，關系到黨和紅軍的命運。只有實事求是，才能作出正確的選擇。

遵義會議的成功，首先是實事求是的成功。遵義轉折為什么能夠實現？首先在于堅持了實事求是的原則。

第二，獨立自主。這是遵義會議得以召開的特殊條件，也是黨的智慧得以迸發的重要原因。

遵義會議為什么能夠召開？一個特殊的原因，是負責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大功率電臺被破壞了，因而從長征一開始，我們就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

對此很多人不解其意，但它至關緊要。因為我們黨從二大開始就正式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像召開遵義會議這樣的大事，作出事關黨的路線的重大決策，特別是中央領導的調整和變動，按照組織原則，都必須先向共產國際報告，得到其批準。

但在長征途中，黨中央和紅軍部隊正處于十分危急的關頭。命運攸關，況且無法請示，那只能自己救自己了。我們黨自己開會，作出關系自己命運的正確決策，理所當然，無可指責。當然，會后，黨中央還是立即派出陳云和潘漢年，輾轉前往上海和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報告情況，并未置共產國際的組織原則于不顧。

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過程中，怎么處理好與共產國際的關系、與蘇聯黨的關系、與國際環境的關系，曾經是一個非常復雜而糾結的問題。遵義會議是我們黨在沒有共產國際干預的情況下，完全獨立自主地就黨自己的重大政治、軍事問題作出決策，實現了一次歷史性的轉折。

因此，遵義會議是我們黨走向獨立自主的一次歷史性的跨越。獨立自主，是遵義會議成功召開的一條重要經驗，也是遵義轉折給我們黨的一個重要啟迪。

1936年6月，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恢復了電訊聯系。此后，直到1943年，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但在獨立自主的道路上，我們黨走得越來越堅定、越來越堅實了。

第三，黨內民主。這是遵義轉折得以實現的機制條件和重要原因，也是黨的大智慧不斷涌流的關鍵所在。

以遵義會議為標志的歷史轉折，是通過什么樣的形式得以實現的？其實沒有什么特別的手段，是通過黨中央先后召開的一系列會議而得以實現的。

長征途中，黨和紅軍的很多重大問題，基本上都不是由某個人決定，而是通過開會來決定的。在一個個會議上，政治局成員以及其他有關領導人通過討論研究，取得一致，作出決定。如果一次會議解決不了，就繼續開會。通過一次一次會議研究，終于作出了正確的決策，解決了一系列問題。

遵義會議是當時最重要的會議，但并不是一次孤立的會議。遵義轉折也不是僅僅通過遵義會議一次實現的。在此之前的1934年12月12日，中央負責人在湖南通道舉行緊急會議；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舉行會議，通過《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猴場舉行會議，作出《關于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轉戰到川黔滇交界一個叫雞鳴三省的地方，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決定由張聞天接替博古負總的責任；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

隨后，中央政治局在扎西（今云南威信）地區連續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即遵義會議決議。討論了中央紅軍的進軍方向、部隊縮編、蘇區中央分局和紅二、紅六軍團的戰略方針及組織等重要問題。3月11日，又在茍壩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以周恩來為首，負責軍事行動。

近年，黨史部門經過研究，充分肯定了雞鳴三省和扎西等會議的重要作用，確認遵義會議不是一次孤立的會議，而是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系列會議。遵義會議的一些重大決策，如中央主要領導的交替、遵義會議決議的形成和通過等，是在其他會議上完成的。遵義會議發揮了主要作用，雞鳴三省和扎西會議則是遵義會議的繼續、拓展和完成。研究遵義會議，必須與此前此后的多次會議銜接起來。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歷史轉折，是通過黨中央系列會議的形式和機制實現的。

通過召開會議作出科學決策，這是黨內民主的一種重要形式。何謂民主，就其最基本的含義來說，是指一種按照預定的程序和規則，根據多數人的意愿作出決定的機制。長征途中，黨中央通過開會作出決策，在會議中可以發表不同意見，大家討論，民主協商，最后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通過決定，大家遵從會議的決定，黨中央主要領導人也能夠接受會議的決定，這就是黨內民主的集中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