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續增長40余年，創造了世界范圍內經濟增長的奇跡。開放型經濟是中國經濟的典型特征，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經濟增長和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必須強化國內大循環的主導作用，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效率和水平，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互促共進”。

綜合國內國際經濟形勢變化，未來一段時間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要注意把握“內循環”和“外循環”之間的關系。要將“內循環”和“外循環”辯證統一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在新發展格局的框架下，注重內循環驅動、外循環助推，有效實現雙循環互促共進，從而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

　　內循環具備良好基礎

“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這是黨和國家審時度勢作出的重大戰略部署。我國已經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國內循環已經具備良好的物質基礎。

從需求的角度來看，我國具有規模龐大的國內市場，消費需求多樣。經濟規模不斷攀升，2000年我國經濟總量邁上10萬億元的臺階，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2020年我國經濟總量也突破100萬億元，成為全球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20年間，經濟規模擴大約10倍。按照現價測算的年均匯率折算，202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4.7萬億美元左右，穩居世界第二位，占全球經濟的比重約17%。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穩居全球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是世界上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最大的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2013—2019年平均為60%左右。2011—2019年，我國的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3%，盡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2020年最終消費率仍然達到了54.3%。

從供給的角度來看，我國具有最完整、規模最大的工業生產體系，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球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220多種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制造業增加值連續11年穩居世界第一位。2020年，我國糧食總產量創歷史新高，持續保持在世界第一位。人才方面，我國擁有1.7億多受過高等教育或擁有各種專業技能的人才隊伍，研究發展能力不斷提升。

可以說，我國縱深廣闊的國內大市場為構建新發展格局奠定了堅實基礎，為依靠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來實現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在經濟高質量發展過程中，依靠內循環驅動實現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具備良好的現實基礎。

　　外循環呈現新態勢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程度不斷增強，區域經濟一體化更是助推了這一發展趨勢。同時，不斷下降的國際運輸和國際商旅成本，以及日新月異的信息通信技術變革在客觀上也加速了經濟全球化進程。這些都促使當下的全球生產網絡變得異常復雜，全球價值鏈分工不斷向縱深發展。

伴隨著全球價值鏈分工的興起，全球生產網絡將來自世界各地的各種原材料和中間投入品轉變為消費者手中的最終產品。全球生產網絡可以從三個維度來刻畫，分別為價值鏈的分拆、增加值的地理分布以及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價值鏈治理模式。全球生產網絡雖然能夠降低成本并且提高效率，但是它也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不確定性的外部沖擊下，全球生產網絡的脆弱性可能會被放大。一些自然災害事件曾經暫時性中斷全球價值鏈體系下部分企業和行業的運營。例如，墨西哥灣颶風等極端天氣事件多次切斷全球能源供應；2011年泰國的洪水災害以及日本東北部的大地震和海嘯不僅導致全球半導體生產網絡陷入崩潰，而且也對全球汽車制造業和電子制造業帶來嚴重沖擊。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圍內大流行，再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以及反全球化思潮涌動，全球生產網絡所面臨的沖擊從強度、范圍以及持續性等方面堪稱前所未有。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過后，外循環中的全球生產網絡所呈現出的新態勢更加明顯。首先，借助于世界投入產出數據表，現有研究對貿易增加值的分析表明，價值鏈通常是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價值鏈的區域性特征在東亞和北美進一步凸顯。價值鏈分拆程度以及增加值地理分布取決于生產網絡是全球性的還是區域性的。其次，新工業革命關鍵技術發展將會進一步改變“微笑曲線”的形狀。機器人、人工智能、供應鏈數字化以及增材制造（即3D打印）是新工業革命的重要內容。物聯網和大數據等數字技術強調了無形資產在價值鏈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上游的研發和創新以及下游的市場營銷和信息資訊等，使附加值向“微笑曲線”的兩端轉移。最后，重構國際生產網絡的速度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政策環境。國際貿易和投資中的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以及經濟合作中碎片化發展勢頭等，都給國際生產網絡帶來了額外壓力。雖然數字化手段具有包容性，允許發展中國家的供應商融入全球生產網絡中，但是數字化也會拉大發展中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增加值差距，使價值鏈升級和趕超更具挑戰性。

經濟全球化的歷史經驗表明，全球經濟出現新態勢，就會有更多要素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進行重構和重塑，這為“好的國家和企業”加快發展帶來了全新的機遇。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在國際生產網絡重塑進程中實現引領，迫切需要積極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吸引全球資源要素，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創新分工，提升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持續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

“十四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全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新發展格局決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推動雙循環需要堅定不移地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對外開放。從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角度，筆者認為構建新發展格局不僅要注重強調內循環驅動，同時還要注重外循環助推，要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踏上合作共贏新征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將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打開國門搞建設，打造了全方位開放的全新格局，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過去40多年我國的經濟發展成就是在開放經濟狀態下取得的，未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仍然需要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推動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注入了活力。為全力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筆者提出如下相關政策建議。

其一，全力打造制度性開放。長期以來，我國在不同階段、地區和領域實行了差異性的對外開放政策，通過打造政策洼地來聚集資源和生產要素，以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些政策性開放機制體制是由當時國情和發展階段等因素內在地決定的。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政策性開放所帶來的競爭扭曲等弊端亟須糾正和完善，更重要的是，我國已經具備依靠規則、規制、標準、管理等制度性開放的條件。為此，今后要打造更加完善的制度性開放的機制體制，堅持各類經濟主體地位平等、各類財產權平等保護的原則。

其二，提高對外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作為全球貨物貿易大國，我國要隨著外部環境和要素稟賦的變化，大力推進貿易強國建設。通過國際市場和國際要素助力國內經濟發展，促進貿易伙伴共同發展，建設共同繁榮的世界經濟，夯實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開放經濟基礎。

其三，強化高質量引進來和高水平走出去。促進雙向投資，強化與世界經濟深度互動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客觀要求。一方面，提高利用外資質量，注重穩存量和促增量并舉，不斷完善外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另一方面，提升對外投資水平，樹立投資優異的國際形象。

其四，推動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建設，為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方面，積極參加國際經貿體系和投資規則的變革進程；另一方面，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推出我國參與構建的高水平國際經貿規則，提升對外開放的主動權。

[責任編輯：楊凡、武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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