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上新！2020年“六大考古發現”公布

來源：人民日報客戶端

今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公布，浙江余姚市井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河南鞏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湖北武漢市郭元咀商周遺址、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唐代烽燧、青海都蘭縣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當選。除上述入選的2020年中國考古新發現外，還評選出7個入圍項目，分別是：貴州貴安新區招果洞舊石器時代遺址、河南周口市淮陽時莊遺址、甘肅寧縣石家及遇村兩周聚落遺址、西藏札達縣桑達隆果墓地、江蘇徐州市土山二號漢墓、內蒙古武川縣壩頂北魏祭天遺址、浙江臺州市黃巖沙埠北宋中晚期窯址。此外，埃及卡爾納克孟圖神廟遺址項目獲選為2020年國外考古新發現。

浙江余姚市井頭山新石器時代遺址

井頭山遺址是繼河姆渡遺址發現近50年之后，在余姚發現的又一處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井頭山遺址是目前在浙江省和長三角地區發現的首個貝丘遺址，也是目前所見中國沿海埋藏最深、年代最早的典型海岸貝丘遺址（距今8300～7800年），考古發掘表明余姚、寧波乃至浙江沿海地區是中國海洋文化發源的重點區域。出土遺存和所處地理環境表明河姆渡文化直接來源于寧波沿海地區，由此把余姚和寧波的人文歷史源頭在河姆渡文化基礎上又向前推進了1000多年，是寧波歷史軸線的極大延伸。

河南鞏義市雙槐樹新石器時代遺址

雙槐樹遺址是距今5300年前后經過精心選址的都邑性聚落遺址，聚落結構布局基本清晰，發現大型祭祀坑、窖藏坑、陶窯、房址等文化遺跡，出土遺物豐富。其中，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兩道圍墻及兩處錯位布置的門道和加厚圍墻的設計，具有極強的防御功能，應是中國古代最早甕城的雛形。該遺址發現的三重環壕，曲度一致，時代相疊，互不打破，工程量巨大，這種形制的規劃可能蘊含一定的人文理念。另外，墓葬區內發現的夯土祭臺遺跡，系仰韶文化遺址的首次發現，為開展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在祭祀制度方面的比較研究提供了新材料。發現的大量農作物和正在吐絲狀態的牙雕家蠶，連同青臺、汪溝等遺址發現的農業和絲綢實物等充分證明了5300多年前的中原地區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備的農桑文明。

湖北武漢市郭元咀商周遺址

郭元咀遺址以商代至春秋時期文化遺存為主。本次發掘出土了大量與鑄銅有關的遺跡和遺物，是長江中游地區近年保存最為完好、內涵最為豐富的商代鑄銅遺址。發現的各類銅渣、陶范、坩堝壁碎塊及爐基表明，遺址中至少包含精煉粗銅、熔煉合金與陶塊范澆鑄三類冶金生產活動。結合遺址中廣泛發現的沙層等遺跡現象，初步確定了與熔煉、澆鑄環節有關的手工業操作鏈。此外，實驗室分析工作初步揭示洹北時期長江中游地區鑄銅技術與中原都邑的密切關聯。

寧夏彭陽縣姚河塬西周遺址

姚河塬是寧夏南部及涇水上游地區首次發現的一處大型西周諸侯國都邑城址，功能結構復雜的聚落形態、帶墓道的高等級墓葬、掌握高技能工藝的鑄銅作坊，出土的青銅器、玉器、瓷器、象牙器等珍貴文物，以及甲骨文為代表的特殊文化產品，都顯示其與中原分封的諸侯國性質一致，表明西周王朝對西部疆域的管理與東方地區一樣，采用的也是分封諸侯，藩屏王室模式，遺址內發現的較多劉家文化類遺存，以及先周文化、殷商文化、寺洼文化因素等遺物，反映了商周之際寧夏南部地區出現過復雜的人群轉換及文化變遷，成為研究隴山地區與相關區域考古學文化廣泛交流和聯系的重要線索。該遺址的考古發掘對了解西周國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與西北邊陲地區的關系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

新疆尉犁縣克亞克庫都克唐代烽燧

克亞克庫都克烽燧遺址始筑年代為唐代，在唐代被稱為沙堆烽，同時也是一處游弈所的治所，屬于焉耆鎮東境軍事防線——“樓蘭路”上的一處基層軍事管理機構。其清理的灰堆中出土遺物種類豐富，其中包含大量珍貴的紙文書、木牘。這批木牘、紙文書是近年新疆考古發掘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唐代漢文文書資料。文書內容豐富，涉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許多內容為國內首次考古發現。其中軍事文書數量最多，內容詳細記錄了與孔雀河沿線烽燧有關的軍鎮、守捉、烽鋪館驛等各級軍事設施名稱，文書顯示出各級軍事機構正常運行，并通過“符帖牒狀”、“計會交牌”等方式傳遞軍情和政令，并對該地實施著有效戍守管理。

青海都蘭縣熱水墓群2018血渭一號墓

該墓葬為木石結構多室墓，由地上和地下兩部分組成。地上為墓園建筑，平面呈方形，由塋墻、祭祀建筑以及封土和回廊組成。地下部分由墓道、殉馬坑、照墻、甬道、墓門、墓壙、二層臺、殉牲坑、三層臺、礫石層、四層臺、墓室組成。其中出土銀印章一枚，由駱駝和古藏文組成，藏文大體意思是“外甥阿柴王之印”。根據印章可知，墓主人是阿柴王（吐谷渾王），而且自稱為吐蕃外甥，與敦煌文獻記載相合，是吐蕃時期吐谷渾與吐蕃政治聯姻的重要物證。

通過科學發掘，確認該墓為熱水墓群結構最完整、墓室最復雜的高等級墓葬。地上墓園建筑、棺床以及主墓室東西兩壁用涂紅彩的斗拱裝飾，這些元素帶有明顯中原文化特征；另外墓葬出土的木構建筑模型，與道教相關的五色石、大量中原的絲織物，充分證明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體現了中原文化強大的輻射力及影響力。出土的馬具、銅甲、鐵甲、漆甲等，與文獻“人馬俱披鎖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通典·邊防·吐蕃》）記載相吻合，對研究該地區的手工業生產工藝、生產技術、組織形態等提供了重要資料。

[責任編輯：楊凡、崔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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