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高考落幕10多天了，學子們懷著緊張激動的心情，等待考試成績的公布。而在40年前，也有這么一群懷揣夢想、青春激揚的“年輕人”，是他們揭開了中國高考恢復的大幕。

自1977年年末恢復高考，1978年全面恢復高考到現在，已是40多個年頭。在這40多年當中，這個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考試在很多方面進行了改革，考試人群、考試時間、考試科目、考試方式、招生體制和方式，幾多變遷，幾乎每一年度的高考相關規定和制度，都與上一年度有所差異。但不變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追求，不變的是一個又一個改變命運的夢想。

1977年高考沒有復習資料，沒有老師輔導

柳新華讀書的中學是當時的福山四中(高疃中學)，中學課程當時除了學習政治、語文、數學、物理、化學以外，還有大量學工學農內容，記得在學校學過開拖拉機、學過種小麥、學過蘋果樹修剪，甚至學過如何種大白菜。

得知恢復高考的消息已是1977年11月份，已經畢業5年的柳新華決定試試。他從初中到高中的課本一本不缺地保存完好，就放在自制的簡易書架上；同時柳新華還借過本村一位“老高中生”的課本和初中物理老師的大學課本偷偷自學過。另外，從回農村到民辦教師，再到人民公社，柳新華一直在寫東西，書本、報刊與文字從來就沒有離開過。

“如果考理科自己感覺沒有把握，如果考文科，還是信心滿滿的，盡管歷史和地理以前壓根兒沒學過，需要從零開始，但心里并不打怵。只要手頭沒有很急的工作，我就離開辦公室，到公社的宿舍學習。但不敢離開公社，怕有事找不到人，讓人說閑話。復習最大的問題是根本就找不到復習資料，不像現在這樣復習資料滿天飛，當時可謂一紙難求。這里要感謝我的中學老師封永祥、劉桂珍、趙錫山等幾位老師，他們不知從哪里搞到幾份珍貴的油印復習資料，找人陸續捎給我。”已經退休的柳新華在《難忘的一天》這本書中如此描述。

1977年12月9日—11日，柳新華走進了高考考場。9日上午考語文，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天》。“我寫的是毛主席逝世那一天，后來好像聽說多數人都選的是這一內容，因為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剛剛去世，舉國悲痛。但是，那一天卻實實在在成了我和許多人難忘的一天。9號下午考史地(理科考理化)，10號上午考政治，下午考數學。11號加試英語，不計分，好像多數考生沒有參加。”

考試結果一個月后公布了，柳新華過了分數線，隨后參加了體檢。量血壓，測視力，查鼻腔，試聽覺，聽呼吸，裸身檢查與參軍體檢無異。但是因為填報志愿不服從調劑導致第一次高考失利。

“當時填寫志愿與現在的不一樣，是老早在考前就填志愿，而不像現在這樣考完才填。我當時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考什么樣，也不知有哪些大學適合自己，甚至連本科、專科和中專學校也分不清，更不了解什么學科社會急需、什么專業屬于熱門了，當然也就不知道高考志愿該怎樣填報。于是，就找老師同學參謀，其實那時的老師和同學也都沒有這方面的經驗，他們又過高地估計了我，我也過高地估計了自己。”

1978年高考，“老三屆”和大齡考生最后一次機會

要不要繼續高考？柳新華還在猶豫時，母親的行為促使他迅速決定。從參加第一次高考進入復習開始，每天早晨起來，床頭總有母親送來的兩個熱氣噴香的荷包蛋，每每如此，柳新華多次推辭，均告無果。落榜后，母親從未說過一句埋怨的話，只是說，別泄氣，只要往前走，哪兒有過不去的坎。看到柳新華熬夜，母親依然會在早晨送來兩個荷包蛋。上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一天早上兩個雞蛋是很奢侈的，連年邁的父親和年少的弟弟都沒有這個待遇。柳新華下定決心，再考一次。

1978年第二次參加高考，高考是全國統一命題。同時，這年也是給“老三屆”和大齡考生最后一次機會，1979年開始就以應屆生為主了。7月20日—22日，連續三天考試總體上還算順利。“后來我完全想不起來這年的作文題目是什么，同學詢問，才想起作文是縮寫《速度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現在回憶當時寫得很輕松。”柳新華說。

一天柳新華晚上回到家里，母親看到他，焦急地說，福山四中的封永祥老師剛才到家來，給了一封信，你快看看吧，說是什么錄取通知書。“母親雖不識字，但明白這封信關乎我寢食不安的期待。”

“我拿著《錄取通知書》，不敢當著母親的面拆開，找到一個無人的地方，反復看了幾遍，眼淚終于忍不住滾落下來。我成為煙臺師范專科學校1978年擴招進校的最后一批學生。雖然是一所專科師范學校，但我認為這就是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大學。后來我才知道，在我等通知書的日子里，母親怕我著急上火，每天晚上都想方設法改善生活，而我竟渾然不覺；封永祥老師常常騎自行車到30多里外的縣城，去縣教育局打聽我的錄取消息，那天看到我的錄取通知書，便直接騎車送到我家里了。我的母親，我的老師，我的親人，我怎樣才能報答你們？！我的母親和封永祥老師都已過世了，真正是恩德重如山，三生難報答啊。”

這就是柳新華參加的難以忘卻的、夢想成真的1978年高考。

背景：據煙臺師范專科學校的老師回憶，1977年、1978年兩批高考生都是在1978年入學，只不過一批是在3月，一批是在10月。這兩批考生年齡差別很大，年齡最大者32歲，年齡最小者15歲，是應屆畢業生，相差17歲。77級學生中女生很少，大都是男生。他們都已結婚，對象大多是農村婦女，有的已有兩個孩子，他們有的當民辦教師，有的在非教育崗位上干臨時工，還有的務農種地，思想壓力大，經濟負擔重，高考前都經歷了一場異常艱難的復習拼搏。因為77級從得知高考的信息到12月9日考試，這之間只有幾十天的時間。

1981年先預選，再報志愿，最后出成績

“應該說高考政策變化的年份集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的政策也大多是由上而下，作為當時的普通老百姓和學生了解很少，我當時甚至連專科、本科都分不清，高考對我來說只有一個目的，考上學，吃上國家糧，離開天曬地燙的農村。”在政府部門工作的孫宏依稀記得當年的時光。

“我們高三當時是6個班，5個理科班，1個文科班，其中一二班是招遠縣的縣重點班，這兩個班只有一個同學預選沒有選上。普通班沒預選上的人偏多一些。”孫宏說。“當時學校安排的大客車把我們送到縣城招遠賓館，住的是大通鋪，很簡陋，就是在地上鋪了一層防雨布，吃是自行解決，大家都帶著干糧。我記得那幾天特別熱，可能也有緊張的原因，晚上睡不著，早晨三四點鐘大家就都起來了。”孫宏說。

“以后的很多年，招遠二中的考生也大部分住在招遠賓館，后期有部分住在金城大酒店，那個時候條件好多了，標準間帶衛生間。但是許多來自農村的考生考慮到費用問題，寄住在招遠城里的親戚家里。”來自招遠的考生對當年的高考印象一直比較深刻。

恢復高考之后，最初實行的都是高考前填報志愿方式。那時候，考生先根據自己的興趣和平時學習成績填報志愿，然后參加高考，高校根據高考成績進行錄取。

不管上什么樣的大學，不管什么樣的學歷，只要考上了，那就是國家干部，就可以吃國家糧了。“我當時考大學的時候，不同行業、不同學歷的工資水平差別不大，干什么，什么學歷不重要，重要的是非農業戶口。我看好的有兩所大學，一所是公安大學，另一所是鐵道學院。公安大學神氣啊，考上了沒人敢欺負，鐵路是‘鐵老大’。但是當時先報志愿，為了穩妥沒有報這兩所院校，我聽家里的一個親戚說，山東農業大學的農經專業分配很好，最差分到市里，而且農業類、師范類、軍校類不收學費，還有生活補貼。我報考了山農大。高考成績出來后，我的分數高出本科線30分，在學校排名第16，如果當初報考那兩所大學的話，希望是比較大的。”

背景：1980年，外語考試成績，按30%計入總分，專科學校仍可作為參考分。1982年，外語成績按70%計入總分，從1983年起，100%計入總分。

從1981年開始，高考預選正式列入高校招生政策，由省、市根據當年的計劃招生人數的三至五倍，參照應屆畢業生和往年錄取的情況，把預選數逐級下達給中學，由中學根據高中畢業考試成績，結合平時成績，德智體全面考核，擇優預選，參加全國統一高考。據了解，當時在普通的高中，經常會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高中生被預選攔在了高考之外。

1985年是我國高考體制改革的重要年份，出臺了一系列的高考政策和方案，是高考改革真正全面展開的開端，例如實行招生多元化，高中會考制度，實行“3+2”方案，推進標準化考試等等。

1997年，高校全面收取學費

“我們這一批人趕上了很多第一次，上高中的時候，不用換糧票了，直接用錢打飯；考上大學后開始每年交學費了；畢業后面臨雙向選擇，自己找工作；而畢業找到工作后又趕上了房改，需要自己買房子。”1996-1997年的高考扮演了承上啟下的角色，既繼承了傳統的高考教育，又更多更早地面對了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

“當時的高中并不好考，同時帶城鎮戶口的初中中專分流了一部分優秀學生，一個村里也就能考出一兩個高中生，大學也不好考，好幾年不出一個大學生，甚至有的村子里一直沒有過大學生。不過1998年以后就擴招了，那個時候應該好考一些。我記得前一年的學生需要父母把糧食推到鎮上去，換出糧票來，自己帶著糧票和鋪蓋上學。而到了我這一茬帶著錢就行了，從這個時候預示著我們比前面的同學更早與市場經濟打交道了。”在市公路局上班的老王，家里還有一些父輩們用過的糧票。

“高考對考生來說除了基本功以外，還考心理。從離開高中往城里賓館走的路上，心里就開始亢奮了，到了晚上也很難入睡。我現在還記得，到了晚上九點鐘的時候，班主任很神秘地把同學們召集起來，告訴大家要注意一道題，該怎么怎么做。而第二天真正考試的時候，那道題沒有在卷面上出現。”

標準分跟現在的高中生或者之前的高中生講很難講明白，與標準分相對應的是原始分，原始分是答題答對了多少分，而標準分是由原始分推導而來，反映考生在所屬類別團體(理工類、文史類)中的位置分，位置越靠前，標準分越高。

“說實話，到現在我也不明白標準分是怎么算出來的，只記得每一門最高分是900分，而總分也是900分，如果有瘸腿科目的話，會嚴重影響到總分。我記得1997年高考的時候，英語、歷史、數學都在700分左右，政治在600多分，而語文才400多分，這樣我的總成績只有671分。憑著這個超過本科線30多分的成績，我考上了山東經濟學院會計系。如果語文也600多分的話，那么可以報考更高一點的院校，確實非常可惜。”復讀了一年的王某說：“我還是語文課代表，語文考了400多分在老師和同學面前一直很慚愧。”

老王家鄉是萊陽市的一個小山村，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并沒有出多少大學生。“考上本科的寥寥無幾，當時村里很轟動，父母也非常激動，走到哪里都有人賀喜。但是當高考通知書到了之后，父親的臉上堆滿了愁容，每一學年得交1460元學費，這個錢還沒有著落。”至今王某仍然記得這個數字。

“家里有一點積蓄，然后親戚們又湊了一些錢，9月4日，我裝著3000塊錢去了濟南。到了學校后，我發現像我這樣的條件算中等偏上，有幾位來自菏澤、臨沂、日照等地的同學并沒有帶學費來，手里只有幾百元錢。后來學校考慮到這些貧困生的情況，給了一些獎學金和勤工儉學機會，到最后都圓滿地完成了學業，踏上了工作崗位。我剛考上了大學，家里也正好有了蘋果園，這四年的蘋果收入全部讓我上了學，到了大四那年，一畝蘋果園的收入已經入不敷出了，最后家里還借了幾千塊錢的外債。”

雖然當時城鎮戶口的影響越來越小，而后面又面臨自謀職業、自購住房的不利局面，老王依然感激高考，也正是有了高考，他才有了踏入更高門檻的機會。

背景：據了解，1995年我市有1.6萬多名考生走進考場。1997年考生達到了1.7萬人。那個時候，大中專畢業生城區供大于求。按照國家規定，實行招生“并軌”改革，“并軌”后計劃招生的學生畢業時，在一定范圍內自主擇業。已經落實工作單位的，國家負責派遣，未落實單位的回其家庭所在地，由畢業生就業機構推薦就業。未實行“并軌”高校、計劃招生的畢業生，原則上由國家負責安排就業。

因為非典，高考提前了一個月至今

2003年是全國第一次高考改革，從“3+2”改為“3+X”，那一年，高考從7月提前一個月，于6月7日、8日舉行，那一年高考巧遇“非典”，給考生們留下深刻印象。

“非典疫情期間，學校每天詢問學生是否有感冒發燒的情況，并按照規定測量體溫，對體溫過高者，及時做進一步檢查和觀察，及時送醫，定期對教室、食堂、校園人流密集場所噴灑消毒液消毒，在課余時間，經常開展‘非典’疫情防控知識培訓。”在媒體單位上班的陶玖回憶起在煙臺二中的學習生活。

除了每天督促學生學習、日常教學外，班主任最關心的就是學生們衛生情況，提醒學生午休、晚休盡量不要到校外就餐、購買食品，勤洗手，注意個人衛生保潔。

“2003年高考前，學校組織2次模擬考試，在快節奏、緊張的臨考狀態下，就這樣迎來了高考。考試前一天考生利用下午時間分別前往了所在考點看考場，聽說考點全部進行了防疫消毒。”

6月7日，高考當天煙臺四中考點門前人山人海，不少家長圍聚在校門外，為孩子加油、助力。那時，私家車還很少，不少考生是乘坐公交車或騎著自行車、打出租早早趕到所在考場應考的，由于處于“非典”特殊時期，考場外懸掛有“眾志成城，防治非典”橫幅標語，進入考場時，教育、衛生防疫等部門的工作人員，會用體溫儀器測量每一個考生的體溫，方可進入考場。

7日上午考的是語文，下午數學，8日上午考外語、下午考綜合。“2003年的高考遭遇數學題型最難的考試。現在同學聚會還經常聊起那年的數學。”當拿到卷子時，陶玖感覺許多題型沒見過，近似于奧數題，很多考生在考完數學后，垂頭喪氣，甚至有許多考生抱住考場外的父母流眼淚……

與往年對比，由于2003年考試題難，原本能超一本重點線幾十分的考生，預計只能剛剛過線，預計能上二本線的考生，感覺上二本都危險……而當年的重點線，水降船低，文科比前一年低了20分左右，理科低了近50分。

背景：2003年，我市考生達到了3.5萬人。戴著口罩走進考場十分常見，夏季高考因為“非典”由傳統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在這之前，高考一直在7月7日開始。

2014-2018年：政策變化最多的幾年

現在看起來很多習以為常的東西，在前些年還是很新鮮的。不知道從什么時候開始，高考不僅僅是考學生，公安、衛生、交通、電力、環保、氣象等部門都圍繞高考制訂出相應的工作方案。

每年高考，不乏忘帶學習用具、準考證的考生，還有開考前半小時才出發的粗心考生。高考期間，交警一大隊和二大隊安排張貼“中高考服務車”標志的警車和警用摩托車。所有粘貼“中高考服務車”的警車在高考期間將專門為考生服務，如果考生遇到突發情況，可第一時間撥打交警求助電話122，交警會及時為考生提供救援。同時，各交警大隊在各考點設置了高考愛心服務點，每個服務點都有交警值守。

“我記得那年高考就有至少兩起忘帶身份證的。離考試時間還不到半個小時，一中考點的一名考生找到考點門口執勤的交警，說身份證落在二中南校了。現場交警立即聯系沿線各崗全線綠燈放行，趕至教室和宿舍樓尋找身份證，找到身份證后原路返回，用時不足半小時，考生9點02分趕到了考場。”隨著整個社會對高考的關注度越來越高，市區幾個考點成為跑教育口記者蹲守的據點，“幾乎每年都有忘帶身份證、準考證的戲碼。”本報記者龐磊說。

“我記得每年英語考試的時候，為了防止汽車喇叭影響聽力考試，二馬路路段實行交通管制。我都跟著交警的警車到金溝寨路口放置交通設施，英語考試結束后，再去取回來。只有2014年，英語取消聽力考試沒有實行交通管制，但是第二年又恢復了聽力考試。”龐磊說。

背景：2014年夏季高考考試科目為語文、數學、外語和綜合。我省首次執行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山東參加高考的政策。自2014年起，夏季高考考試時間由往年的2天半縮短為2天，“3+X+1”模式調整為“3+綜合”模式，取消基本能力考試科目。同時，外語科目取消聽力，應屆高中畢業生的外語聽力成績以高中學業水平考試外語科目聽力成績(取成績最好的一次)記入考生電子檔案;高考錄取上，取消濟青線，全省統一劃定各批次的錄取控制分數線，結束了多年來實行的除一本外其他批次分地市劃線的歷史。這一政策的調整，對過去執行省屬線的煙臺考生來說，是極大的利好消息。

2015年，恢復英語聽力考試，英語試卷從山東卷改為全國卷。《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的出臺，將國家教育考試作弊行為列入刑法之中，使得2016年高考被社會評論為：“史上最嚴高考”。

2017年啟動高等學校考試招生綜合改革試點，2020年整體實施。其中，在考試科目上，自2020年起，山東夏季高考統一考試科目為語文、數學、外語(含英語、俄語、日語、法語、德語、西班牙語)3個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語考試分兩次進行。(YMG記者 孫長波)

[責任編輯：楊凡、徐紅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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